藏書家韋力接受採訪時感嘆自己玩成了“孤家寡人”，因為當下大量的古籍善本基本都歸了公藏，民間流傳的精品只佔到存世總量的百分之一二。而古書進入公立圖書館後，就變成了“死書”， 再也難以給愛書人帶來樂趣。因此，他強調：自己手中的藏書最終要重新流入市場，這樣才能給一代代的愛書人帶來快樂和感動。
對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齊東方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說熱愛就要讓文物流到個人手裡，這種邏輯很荒唐。而且以一己之力做古籍收藏，又能收藏多少？”於是，藏古書於民間的得與失、公藏和私藏的利與弊便成了業內藏家、專家爭論的焦點。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齊東方：
只有“藏書於館” 才能發揮古書公器作用
個人收藏古籍善本，可能會比公立藏書機構更愛惜書籍，但在發揮古書的公器作用上，則難以和圖書館相提並論。
藏書家如果能建一座圖書館，並對公眾開放，那善莫大焉；如果做不到，只是把古書當成個人財富，那就很沒意思了。書和文物不一樣，書更需要人來讀、來看。即便是文物，如果說熱愛就要讓文物流到個人手裡，這種邏輯很荒唐。而且以一己之力做古籍收藏，又能收藏多少？
就古籍善本的修復和保護看，也是公立機構做得好。古籍容易被蟲蛀，修復是個非常大的難題，需要高水平的專業人才，但當下國家又無法大規模培養，一般只有大型的圖書館才具備專業的修復隊伍。毋庸置疑，書籍的生命力就在於被看，哪怕是古書，也是這樣的道理，保存好的目的無非就是讓後人也能看到。
同時我認為，中國近現代的學術之所以不發達，和我們的公共圖書館出現得太晚、公藏事業發展太慢大有關係。中國以前有藏書閣、天一樓，但那能算圖書館嗎？什麼人才能進去看呢？中國的圖書館是近代從國外傳入的，到了五四前後才出現。有人將古代的藏書樓和圖書館混為一談，其實是不對的，道理很淺顯：圖書館是公益性的，而藏書樓不是普通人可以進去的。中國近代為什麼出不了大科學家和大學者，就是因為普通人沒有看書的機會。一個國家，只有圖書館、博物館等公藏事業發展了，才能讓更多人獲得知識，促進現代化進程。所以圖書館、博物館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很大的進步。
總之，所有文物(包括古書)，在個人手裡，並非不行，只是缺少公益性。好的、價值很高的東西，如果深藏不露，什麼作用也沒有。如果好書進了圖書館，工作人員千方百計不讓人看，那是圖書館管理上的問題，屬個別現象，或者制度上不夠完善。
廣州博物館館長 程存潔：
公藏古書使用率和壽命 非私藏所能及
公藏的古籍善本，雖然看的時候會麻煩一點，要審批，要守規矩，但這並不等於就興味索然了。對很多人而言，到圖書館去，正襟危坐地展開一本古書，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快樂。
而且，古籍善本進入公立機構收藏，在流傳久遠上，應該比私藏更保險。我們看歷史上的大藏書家，經過幾代以後，最後的結局往往是家藏散盡，有哪個到今天還能夠一脈相承的呢？個人愛好也無法遺傳，雖然說耳濡目染有一定影響，但常常是爺爺喜歡的，兒孫不一定會喜歡。再加上一些突發事情，或戰亂或自然災害，書又是易碎品，很難保證世易時移還能經久不息。
而公立機構的保存，無論使用率還是壽命，是純粹出於愛好的私藏沒辦法比的。因為公立機構會建立起一套制度來保障古書的流傳、存世。雖然很多制度需要一步步去完善，但畢竟是有組織有體系的。有人可能會說，自己捐給圖書館的書，很多也不知所終了，就是清代皇宮裡的藏書，如今不知流落何方的也不在少數。但這種情況的幾率和波及面相對要小一些。個人的力量還是沒有組織的力量或國家的力量那麼大。
同時，古籍善本進入公藏機構，受益的人群和範圍肯定更廣。大家總不能蜂擁到一個藏家家裡去看他的藏書吧。為什麼國外那麼多藏家老了都願意把東西捐獻給公共機構？就是希望他的藏品有個最後的歸宿，能為更多人服務。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前善本室主任、
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聘專家 沈津：
民間收藏家的研究成果 遠勝某些公藏機構專家
據我所知，新中國成立至今，無論是善本還是普通線裝書，確實有95%以上都進了省市一級的公立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或科學院系圖書館。但是，目前國內的一些圖書館，要去看善本書，除了手續，甚至還要付錢，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我們知道，中國的圖書館很晚才出現，以前公家的收藏遠遠不及私人。像清代，整個內廷所藏的古書也就一萬三千多部。而清代的四大藏書家——丁家的八千卷樓、瞿家的鐵琴銅劍樓、楊家的海源閣、陸家的皕宋樓，藏書量就已遠遠超過內廷的收藏。清人葉昌熾所作的《藏書紀事詩》，收集了從宋代開始的七百多位藏書家，後來各地還多有補充。中國傳統文化能一直延續下來，歷代藏書家功不可沒。
當今的藏書家也有這樣的意識，共享其收藏成果，值得推崇。在國內的文化藝術品市場還沒形成之前，部分民間收藏家就先人一步，抓住了契機，開始收集古籍善本，包括一些普通線裝書，這完全是出於熱愛，很了不起，像韋力、勵雙傑等都是很優秀的收藏家，他們的典藏絕對不能忽視，因為藏書中有相當的品種甚至在公家館也不見收藏。可以說，民間收藏家為民族傳統文化典籍的保存及整理、研究、化私為公地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我知道，他們也在計劃或正在把自己所收的重要古籍影印出來供學術界分享。舉例說吧，目前全世界收藏家譜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圖書館，有18000部左右，但殘本佔了一大半，而專收家譜的民間藏家勵雙傑，擁有的1800部家譜都是全本，除了上海圖書館，國內任何公立圖書館都難以望其項背。現在，勵雙傑把自己所收的珍稀家譜彙編成刊，第一輯影印版已經面世了，非常有學術價值。可以說，這些民間藏家正在延續古代藏書家的傳統，他們的一些研究成果比某些圖書館中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工作人員要強得多。
公立圖書館的古籍善本作為公器，應當好好保管，更要用活。其實，宋元明清流傳下來的各種古籍善本，所用紙張多為皮紙、麻紙、竹紙、毛泰紙等。皮紙、麻紙都有拉力，有韌性，除非刻意為之，並不容易弄壞。可是現在，研究者要看一些稀見的珍本，竟然要一些繁瑣的手續，甚至要付費。我覺得對於一些大圖書館來說，更重要的一點是把珍稀善本影印出來，化身千百，讓孤本不孤。作為圖書館人，萬不可有奇貨可居的心理，而要有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肚量。
總之，我覺著古籍善本無論是公藏還是私藏，只要能夠影印出來為大家所用，就是“盤活”了。如果進了圖書館就封於書庫不見天日，無人知道，那確實是“作古”了。只有公開，才能真正發揮古籍善本的功用。目前，國內的幾位頂級藏書家在這方面做得頗好，公立圖書館在保存、修復古籍上也日見其效，國家更設立了古籍保護中心，但在發揮古籍的公器作用上，還有待提高。
文獻學家、藏書家王貴忱：
私藏有利於專家學者做尖端研究
若要追溯公藏和私藏的歷史，我們可以從史書中看到：蕭何攻進咸陽以後，第一時間就把秦代的圖書文獻保護起來，他很重視傳統，三墳五典全都保存下來了。《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就是最高權力機關所收藏的書。可見，秦漢時期就已經有國家書庫了。但在那個時候，也有像班固、劉向這樣的大藏書家出現，如果他們家裡沒有那麼多典籍，恐怕很難做出大學問，寫出大部頭。這充分證明了私藏對專家而言，太重要了。
不過，我認為私藏和公藏應該兩條腿走路，不能偏廢。因為公藏是普及化，私藏是專業化，兩者既對立又相輔相成，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普及是進行基礎、常識性的訓練，對大眾而言很重要，但做研究要尖端，必須專家來完成，要“脫離”群眾，有自己龐大的收藏體系，才更容易出成果。像我自己對張之洞、曾國藩等人的認識，如果沒有那麼多珍稀資料的收集、彙總，放在身邊隨時查閱，哪能獲得那麼清晰的認知？
不過兩年前，我把自己所收藏的很多近代名家的作品，像龔自珍、張之洞、曾國藩、羅振玉等人的真跡，都捐給了廣州圖書館，只留一點給自己做研究。我已經85歲了，這些東西在個人手裡，恆溫保存等都是難題，為了流傳，我很樂意捐出去。雖然公共圖書館也可能出現偷盜或者遺失等情況，但一般不會太嚴重，不會一下子出現煙消雲散的情況。當然，我也有要求，就是圖書館要做專藏，而且不能對外開放。像張之洞的一百多件東西，如果放開讓大家看，東一隻手摸摸，西一隻手弄弄，那很容易就壞掉了。大家要看，要研究，可以看膠片、看複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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