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概览》（第廿三章）
五洲所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中日马关条约》概况
《中日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公元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中日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该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日本明治维新后，蓄意对外扩张，逐渐形成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公元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该条约第一款就写明：“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但日本不顾《中日修好条规》中规定，于公元1872年入侵中国属国琉球，公元1874年入侵中国领土台湾，还透过《北京专约》迫使清政府间接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并于公元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国，改设为日本的冲绳县。
同时，日本还入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于公元1875年制造“云扬号事件”，公元1876年以此为借口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
其后日本又利用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进一步扩大在朝鲜的势力，排挤朝鲜的原宗主国——中国，并于公元1885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在事实上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对等地位。
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投入全国国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以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可见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染指台湾和朝鲜，并取得一定进展，而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则使日本的野心变成现实。
公元1894年，以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为契机，日本派大军进入朝鲜，并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
中日两军在陆上的主要战役有成欢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江防之战、金旅之战、辽东之战等，海上的主要战役有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等，日军基本上节节胜利。其中清军在公元1894年9月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中的相继失利，使战局急转直下，战场亦由境外转移到中国境内，而公元1895年2月威海卫之战清军的失败，更是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廷无心恋战，日本则继续保持军事压力，大有海陆并进直捣北京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早就从公元1894年10月起便不断透过欧美列强向日本求和，而到战争后期，日本亦认为“日清战争不能无限期继续下去，媾和谈判的时机早晚必会成熟” ，因此也同意媾和。就这样，中日两国最终坐到谈判桌上，开始了马关和谈。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过程
公元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奕訢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公元1894年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
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 “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拒绝和他谈判，同时日本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社会动荡不安。而且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此外，伊藤博文明确反对军部大本营的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他在公元1894年12月4日建议先攻取威海卫和台湾，作为将来和谈的筹码，如果“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再进攻北京也不迟。天皇采纳了伊藤的建议。
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公元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在广岛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公元1895年2月2日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并指名要恭亲王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公元1895年2月17日，即日本攻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就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
慈禧太后在得知日本的要求后立刻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入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但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的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公元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
公元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3月20日双方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中方参加谈判的有：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芳、参赞官罗丰禄、参赞官伍廷芳、参赞官马建忠、参赞官卢永铭、参赞官罗庚龄为翻译官。
日方参加谈判的有：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全权办理大臣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
从公元1895年3月21日到24日中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暂时撤回停战要求。伊藤博文在第三轮谈判中透露割让台湾岛之事。日方以酷苛的条件使中国方面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成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
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一方面由天皇、皇后亲遣医生和护士对李鸿章进行治疗并给予慰问，另一方面自动宣布承诺休战。李鸿章也没有像日本所担心的那样立即归国，而是继续谈判。公元1895年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于3月23日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在公元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要求中方在三到四日内答复。
李鸿章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 斥，并采取拖延战术。日本完全掌握了清政府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同时也意识到拖延谈判对日本不利，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
公元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公元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马关条约》全文
《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11款，《另约》3款，《议订专条》3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2款。中文本称“中国”，日文本称“清国”。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和约，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和平，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
彼此校阅所奉谕旨，认明均属妥实无阙。
会同议定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
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第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第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黏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约疆界于地形或地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
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画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画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
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见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
第一、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以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
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四川省重庆府，
江苏省苏州府，
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
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
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
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见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条规，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日本军队见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各款，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且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自本约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
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印）。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押印）。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印）。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
另约
第一款
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第二款
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在距上开划界，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无论其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驻扎，以杜生衅之端。
第三款
日本国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另约所定条款，与载入和约其效悉为相同。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订于下之关缮写两份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历史事件
三国干涉还辽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罗斯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便联合法国和德国两国进行干涉，结果是日本于公元1895年5月4日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史称“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共勒索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藉由甲午战争获胜之机侵占满洲的企图遭到粉碎，也使俄国增强其在远东的势力，遏制了日本在东北及朝鲜的扩张。为了实现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吞并朝鲜）和第三步（进军满蒙），日本重新整军备战，于十年后发动对俄罗斯的战争。
反割台斗争
清朝在《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让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至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台湾省首府台北，割台的消息传来，“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
在自己不能主宰的情况下，被腐败的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
全台男女老少、市农工商、贩夫走卒，鸣锣罢市，涌入省府，愤怒抗议朝廷的割台行为，决心誓死保卫台湾。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清军“誓死守御”。
公元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而台湾人民则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
反割台斗争是近代中国一次爱国主义的壮举，尽管它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充分表现了台湾军民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忘的紧要关头，在反对帝国主义侵占祖国宝岛台湾的斗争中，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分彼此，同呼吸，共命运，相互支持，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瑰丽诗篇。
《中日马关条约》的历史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中日马关条约》是继《中英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各帝国主义国家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了《中日马关条约》中除割地赔款以外中国给予日本的所有特权。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加深民族危机。
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且还造成了台湾和大陆难以弥补的隔阂，遗患至今。
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通商口岸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
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
对亚洲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看，《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甲午战争及《中日马关条约》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对日本而言，通过《中日马关条约》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日本为了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
对朝鲜而言，《中日马关条约》从法理上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和封贡体制也遭最后一击而宣告崩溃。
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日俄战争。
对远东局势来说，《中日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中日马关条约》其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帝国的覆亡、民国军阀的形成和中国急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等都与之息息相关。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对这古老的帝国来说，东亚霸主的地位被弹丸小国取代，犹如晴天霹雳。
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公元1895年以前皇帝、官僚、士绅大多数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也都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丧权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但随着烽烟的暂平息，朝野上下在受过一阵惊恐和发生一番吵嚷之后，很快就又恢复老样子。依旧是文恬武嬉，歌舞升平。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但未能使这个昏睡的，陷于麻木状态的帝国的大多数统治者们惊醒、振作。他们在自欺欺人的“自强中兴”和所谓“中外和好”的梦幻中自我陶醉。
甲午惨败和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情形已和已往不同了。
这次战争败得太惨，日本提出的条款太苛刻，这次战争的对手是中国人一直看不上眼的小国——日本，战后社会各阶层都是极大的震撼和痛心疾首，惨败的结局使光绪皇帝蒙受到难以承受的耻辱与刺激。他痛感国事危艰、危亡在即，“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
前线将领、朝臣和士大夫纷纷上折条陈反对议和，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和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一百五十五人联名上书认为“日本提出的赔款、割地的各条款是‘五洲所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如照此签约，后果必然是‘法人窥粤，英人窥滇，俄人西窥新疆，东窥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四夷入侵，各示所欲’”。
作为知识分子的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则掀起“公车上书”运动，要求清廷拒和、练兵、迁都、变法。另一方面革命分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运动亦展开，他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的公元1895年2月领导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体。
战后列强势力进一步的延伸到了中国内地，资本输出成为了主要的侵略载体和锐利武器。干涉中国内政、践踏中国主权的情况更为严重。外国教会势力的为所欲为和不法传教士、教民肆无忌惮的为害地方，激起整个帝国广泛的反抗。甲午战后到处爆发反洋教、反贪官污吏的斗争，其势如烈火燎原。社会下层民众为主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轰轰烈烈的爆发了。尽管它以失败告终，但它客观上推动了清末社会的改革，并促使旧式的农民运动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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