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研判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當日中國之文化，是個大問題、大難題。現代的中國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肯定存在不同，不然，也就無需文化復興、文化崛起了。
同時，現代中國之文化，與傳統中國之文化，也並沒有一刀兩斷。傳統中國之文化並沒有因為辛亥以來學術界110多年的否定而真的就消失了。中國文化並沒有那麼脆弱，否則就不是中國文化了。傳統的中國文化在當下之中國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當下中國文化之內核。但是，當下之中國的確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是這些西方因素都是處於中國文化之外表。
然而，我們的學術界不僅否定中國文化，在文化分析和認知的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問題。分不清文化的表裡，分不清根本和枝葉。錯把外表當內裡，錯把枝葉當根本。把本來是當下中國文化之外表的西方因素，當成了內裡，被本來是當下中國文化之枝葉的西方因素，當成了根本。
因此，實現文化復興的基本前提，就是正確研判和認知文化，包括的當下的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本文就是我在文化、文明研究上的方法總結，供諸位參考。
在我看來，研究文化的關鍵，在於能夠在三個維度上建立正確的區分：中西維度、學實維度和體用維度。中西維度就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學實維度就是學術和實踐之間，體用維度就是心和物之間。可以稱這一方法為文化的“三維分析法”。
先說中西維度。
關於文化上的中西不同和中西混雜，現代人都有直觀的感受。現代的中國人不僅要學英語，而且還過聖誕節。事實上，當前中國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以西學為絕對主體的。中國傳統的東西反而處在一個很邊緣的地位。整體上，我們的印象是，西方文化是先進的，屬於現在和未來，而中國文化則是落後的，屬於過去。
對中西之別有直觀的感受是一回事，對中西之別有正確的認知是另一回事。整體而言，現代的中國對中西之別並未形成正確的認知，我們對中西文化的認知和印象，從根本上是錯誤的。
這種錯誤又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橫向上，並不能對中西文化進行深刻而準確地判斷和認知。當前的認知都是流於表層、表象，對其內在、內裡卻一無所知。正是這種無知，導致我們對中西文化產生太多的錯誤判斷。譬如，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似乎沒做啥貢獻，都是西方文化做的；中國文化禁錮個人自由，西方文化倡導個人自由；中國文化封閉，西方文化開放；中國文化是農耕文化、小農文化，西方文化是商業文化、海洋文化。如此等等。
二是在縱向上，認為中國文化中的中西混雜狀態，只有現代的中國才有，之後鴉片戰爭之後才有。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文化沒有西方因素，是純粹的中國文化。事實上，文化上中西混雜狀態，在5000年前已經在中國出現了。
現代人之所以認為中西混雜只是現代才有，原因在於，認為中西文明之間的交流只有現代才有，古代沒有，因為古代的交通技術太落後了。
事實上，中西方的考古資料和歷史記載顯示，中西文明之前的交流不僅至少在5000年前已經發生了，而且週期性地發生。5000年以來，中西交流是人類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
比較諷刺的是，現代人中國人認為，中國文明的歷史有5000年了。其實，這5000年的歷史恰恰是中西交流的歷史，是中西混雜的歷史，並非純粹的中國文明的歷史。純粹的中國文明僅僅存在於5000年之前。
中國文明的存在至少有10000年的歷史，前一個5000年才是純粹的中國文明，後一個5000年則是中西混雜的文明。
因此，要想知道純粹的中國文化長什麼樣，就不能看後5000年的歷史，而只能看前5000年的歷史。後5000年都是包含著西方因素的，唯有前5000年才是純粹的中國文明、中國文化。
藉助全球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我們是可以對前個5000年的中國歷史做出合理的復原的。總體來說，那是一個無宗教、無政府、無暴力的契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個社會的秩序，主要是靠契約和契約原則來維持。契約和契約原則的基礎則在“誠”，在內在的心性。
“誠”並非從空而發，而是立足於契約實踐。《中庸》說：“誠者天之道”、“率性之謂道”。“率性”就是“誠”，都是道、道義。契約、誠、道義三者是一體的。
同時，契約和契約式關係的維持，則需要一箇中介，其目的是在契約雙方，在矛盾雙方提供“評理”服務，以消除分歧、達成共識，最終建立和諧、和睦的契約式關係。這個中介就是“大人”、“君子”。
因此，純粹的中國文化就是“契約文化”、“心性文化”、“道義文化”、“大人（君子）文化”。
在契約時代，契約是實踐，是社會的主要存在方式。同時，還有一個講理論的工具，就是《易經》。《易經》提煉出“形而上”的抽象理論，並用這種理論指導生活。但是，《易經》的形而上的理論，與契約的形而下的實踐，是完全一致的。契約實踐講“誠”，其《易經》的核心則在“貞”、“孚”。“孚”就是“誠”。而“貞”則是強調對“誠”的堅持、落實，尤其是在艱難的環境下。
“誠、心性、道義、契約、易經、大人”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要素，所指的是一回事，可謂是“六位一體”。
“宗教祭祀、政府、漢字、禮制、《五經》”這些被認為是中國文化核心要素的東西，都是在後5000年出現的，都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結果，都是中西混雜的。絕不能將這些東西認為是純粹的中國文化，當然，這裡邊的確包含著中國文化的要素。現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區別其中的中國因素和西方因素，把西方因素剔除掉，剩下的才是純粹的中國文化。
同樣，後5000年的西方文明，也非純粹的西方文明，也是中西混雜的。在也就西方文明時，也應該識別其中的中國因素和西方因素。純粹的西方文明也要在5000年前的歷史中去尋找。
純粹的西方文明包括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以西亞古兩河為中心的多神教文化，一個是中亞東歐草原遊牧的暴力文化。
5000年前之後，人類歷史就是中西文明不斷交流的歷史，就是多神教文化、暴力文化、契約文化三者之間的交流、衝突和融合。
接著說學實維度。
對中西的區分，儘管不準確不深刻，但是這個區分維度還是廣為人知的，但是，對於學實的區分，即學術界和實踐界的區分，就是很少有人認識到了。學實區分被普遍忽略，也導致對中國文化產生很多誤解。
自辛亥以來，中國的學術界就是一個西化的學術界，傳播西學而否定中學。今天中國的崛起的結果，的確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因此，很多人很自然就得出結論，中國的崛起是引入西學的結果，西學是中國崛起的核心因素。
實際上，中國社會是包括學術界和實踐界兩個部分的。在學術界是以西學為主體的，其核心是西學，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實踐界並非如此，西學僅僅是一個工具，而操縱和利用這一工具的，則是秉持著中國文化精神和習慣的中國人。這些中國人並沒有完全照搬學術界的灌輸，而是做了取捨。在工具上，採納了西學，但是則價值上則捨棄了西學。
因此，辛亥以來的中國實踐界，並非象學術界一樣，是以西學、西化為核心的，恰恰相反，是以中學、中化為核心的，因為在價值觀上，在精神上，在內心上，依然是中國的。同時，還將西學做了一個拆解和取捨，捨棄了其上層的價值和精神，保留了其下層的技術，從而把西學中化了。
總之，辛亥以來的這110多年，從學術界看，中國是以西學為主體的，西化的，但是從實踐界看，則是以中學為主體的，中化的。然而，當下的中國卻僅僅注意到學術界的一面，以學術界的觀點為整體的觀點、真實的觀點，卻完全忽略了實踐界的一面。
學實的區分不僅現在有，在古代也有，是和中西區分同時存在。中西區分源自中西文明的交流，當西方文明傳入中國時，最先認知和接納西方文明的，就是學術界，然後通過它再向社會的深處和基層推廣。這樣學術界就成為中西文化的結構和中轉站。最先西化的是學術界，然後經由學術界，再向實踐界推廣。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變化的是學術界，而實踐界則是高度穩定的。實踐界會對學術界所傳來的西方文化做出判斷和取捨，在價值和精神上拋棄，在技術上保留。最後，實踐界的這種對西化的判斷和取捨，對西化的中化，又會反過來影響學術界，將其再次發生變化，由西轉中。
因此，在中西文明的交流過程中，學術界會發生兩次變化，一次是由中轉西，一次是由西轉中，而實踐界則堅如磐石。
這是中國文明能夠成為人類歷史中唯一的不間斷文明的原因所在，因為我們有一個下層的堅固的實踐界，可以對上層易變的學術界構成制約。決定中國文化走向的，不是學術界，而是實踐界。
孔子說的“禮失求諸野”，其實也是這個意思。“禮”屬於上層學術界，“野”則是下層實踐界。“禮”失，就是上層學術界發生變化了，“求諸野”就是向下層實踐界學習，以實踐界的真實為真實，以實踐界的標準為標準。“禮”之所以會“失”，根源在於“禮”中有外來的西方因素，讓中國人不習慣，捨棄了。
“禮不下庶人”也是這個意思。“禮”是中西文明交流和融合的結果，是上層的學術界最先開始接受西方因素，形成“禮”，然後向下層的實踐界推廣。但是，上層的學術界還是尊重下層的實踐界的，並不強制要求，而是讓其自願接受。“下”的意思是強制向下推行。“不下”就是不強制推行，絕非是不允許老百姓去行“禮”。
譬如現代的火葬，就是來自西方的“禮”。在中國是誰最先接受火葬的，是西化的學術界，以及最早受學術界影響的精英們。下層的“野”和“民”，即實踐界，則接受的較晚。實際上現在很多農村地區依然拒斥火葬。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多地方政府出臺了強制性的政策，規定必須火葬。這就是沒有做到“禮不下庶人”，而是“禮下庶人”，強制老百姓必須做。
當區分出學術界和實踐界後，就會知道，中國文化的傳承，實際上有兩條線。一個是實踐線，一個是學術線，但其主體則是實踐線。學術線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有兩面性，有時是在傳承中國文化，但是有時還會否定中國文化，而傳播西方文化。
但是，遺憾的人，現代人在文化傳承上，卻僅僅看到了兩面性的學術線，而無視了更為根本的實踐線。自辛亥以來，中國傳承的學術線的確中斷了，但是這絕不意味這中國文化的傳承本身中斷了。一點也沒有，因為下層的實踐線依然堅如磐石。
在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復興中國文化”就是一個偽命題。中國文化一直活的好好的，只是你沒有看到罷了。
所以，實現復興中國文化也非常簡單，就是低一下頭，把目光從學術界移開，移到實踐界，就行了。
最後說一下體用維度。
既然5000年以來，人類的歷史就是中西交流的，中國的文化就是中西混雜的，那麼，中國文化又為何叫中國文化，而不叫中西文化、混雜文化。問題就在“體用”上。中西交流的所形成的中西混雜，並非中西對等、平等的混雜，而是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簡稱“中體西用”。
“體用論”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重要方法論，源自《易經》。《周易 繫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的道，就是體；形而下的器，就是用。道就是最高原則，而用則是原則的落實。具體來說，“體”就是“心”，用就是“物”。
“心”，以及“心性”，是中國文化獨有的概念，為西方所無。“心”不是物理、生理上的，而是功能和邏輯上的，是虛擬的，是邏輯推導的結果。我們的古人認為，人都是有獨立的情感和思考的，還認為，這些思考和情感是由一個主體所發出，並命名為“心”。
心的基本屬性叫“性”，因為道義、道理都是人心思考的結果，都是由人所發出，因此古人認為，道義、道理就是人心的基本屬性。所以孟子說“性善”，“義內”，“思則得之”。到了宋明時期，則進一步總結說，“性即理”、“心即理”。把心性和道義、道理直接等同。
中國文化其實就是以“心”為核心的，也是以“義理”、“道義”為核心的。“心”與“義理”“道義”是一回事。心是人的判斷和選擇功能，而義理和道義，則是內在的判斷和選擇的原則。
心就是體，就是道，當人去實際上進行思考，進行判斷和選擇，落實到行動上，進行實踐時，就是進入了“用”的範疇，“物”的範疇。
因此，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在不可見的“體”上，“道”上，“心”上，任何可以見的東西，都是“用”、“物”，都已經偏離了這個核心。包括成型的理論、成書的《經典》、制度、生產方式、器物等等。
研判中國文化，應該從體上、道上、心上，而不能從用上、物上。
在實踐界接納西方文化時，僅僅停留在用的層面，在體的層面，則依然是中國固有之體。5000年來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影響，也是侷限於用的層面，而並未觸動中國之體。
為什麼5000年來西方文明一直無力觸動中國文明之體，原因在於，西方文明自身是無體的。後來受中國文明之影響而出現了類似於體的“類體”，但一直沒有出現真正的體，也即沒有出現真正的“心”和“道”。
西方文明首先出現的“類體”就是一神教的神。一神教神的核心就是“道義”，就是中國之體。只是中國的體是絕對獨立的，但是，西方的“類體”卻是依附於神靈的。後來這個“類體”又演變成各種哲學本體，再後來則又演變成“科學真理”。
5000年來，對每一次的傳來的西方文化，中國對對其進行“換體”，引入其“用”，而置入中國之“體”，包括當下對歐美文明所做的。
因此，明白體用，掌握體用的分析方法至關重要，否則只能囫圇吞棗，黑白顛倒。
儘管，“中體西用”的概念是由洋務派所提出，而且還被現代人當成錯誤的“假說”。事實上，5000年來的歷史一直是“中體西用”的，當下的中國也“西體中用”的。“中體西用”不是假說，而是歷史事實，而當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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