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論及董其昌,往往刻意貶低他的成就和造詣,認為他是清代康熙帝惡捧起來的。其實,有點書法史常識的朋友,都會知道這並非事實。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董其昌的書法,早在他生前就得到了至高無上的評價,時人稱之為“海內學士士大夫盛推為詩文書畫三絕”。他也是明代追述二王傳統的最後一位有成就的大家,對此後近數百年書風影響至深。
而且,事實上,董其昌以後,中國書法史上再沒有出過一位帖學大家可與之抗衡的了。他名副其實,堪稱中國書法帖學的殿軍。即便到了晚清,碑學思想盛行,其間大佬們多對他不滿,但也不敢否定其成就。像包世臣,多牛氣沖沖一理論家,寫《藝舟雙楫》,不還是得乖乖列董其昌為自唐以來20個有“門戶者”之列?
所以,不管董其昌為人如何糟糕,你對他的成見有多深,人家妥妥一流書法大家。中國書法有史三千年,倘要搞個“蠟像館”,列出“大師”二三十位,誰排都會排到他。這是公論,不由得你服不服。
我們現在人審美固化,且時風多少有以“怪生筆端”為得計,總瞧不起董字,鄙其秀媚,以為創新不足,嗤點前賢,志得意滿。
可實際上,董在明代,是新書風的復興者,是反“臺閣體”的急先鋒,是文人化書派的巨擘。甚至可以說,有明一朝書法,到了松江董氏,才宣告最後完善,且另開一局面。
明代前期,書壇流行書風是“臺閣體”,一班高官顯貴,矯揉造作,走的是不偏不倚、亦步亦趨的形模之路,千人一面,一片沉悶。在江南,那幫地方文人才子圈,才高學博,興志遠大,非常不滿。他們大反當時籠罩書壇的崇趙之風,大罵趙孟頫為“奴書”,大張旗鼓排擊趙體,主張宋元入手,出入晉唐,重振士氣宗尚神韻。
以祝枝山、文徵明等為開端,樹其聲勢於前,而董其昌仰承此論,再接再厲,實際在日後聲名獨步中原的同時,也將其文人化、復古化、去俗化、神韻化也是個人化非常顯著、力倡自娛其心的書法實踐、書法主張流佈到了全國,影響至今。
有明一代,讀書人學問普遍粗疏,但是藝術極其輝煌,論書法可和唐、宋並稱三大結窟。
而董其昌的詩文、書法、繪畫、理論都是其中最一流的。他資質好,讀書多,學養深,才氣大,心志高,用功深,閱歷足,本身就是大師的儲備。 我們現在看他的墨跡,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書作,優勝之處簡單地歸納:不僅在追踵古人筆法上極其高明,臻於化境,尤其在結構、章法、用墨等層面上幾乎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
他的書作,比如《白羽扇賦》諸帖,那種字形與筆法,奇正相生,姿態橫出,可稱神品。比如他的起筆、轉折、放筆、藏鋒、露鋒,完全是渾成之韻的,少有偃筆、拙滯之筆,深透著學養與積澱,學書者認真臨習必有深會。
特別在分行布白的講究上,疏朗勻稱,說他是古今獨步似乎也不太誇張。法度森然,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文人書法意蘊十足,在生與熟、韻與勢、奇與正上真正搞出了自家面目。在他身後,可以與他比拼的,我以為,其實不過就王鐸一人而已。
他的書作,實是在守規矩、集宋元諸家之長的基礎上力求新意,是守法與創新兩不誤,同時真可謂將帖學的法與境,都發揮殆盡。過去人講,“明季之世,人效董思白”,而書法至董其昌,就是在集古法之大成。可以說,他不僅是當時開宗創派的書壇大佬,也是後世百代宗仰的大師。
現今的書畫傳習者,即便是反對他的人,都可說沒有一人不受董其昌的沾丐,尤其是其思想上的潛在影響。
唯一可以商榷的,也許就在於說,董其昌的字,對於絕大多數學書者來說,確實宜賞不宜學。
理由在於,他的藝術高境,如江南絲竹,泠清悠揚,淡墨散架,韻致卓絕,其飄逸婉柔的點畫與嫵媚勻淨的結體接合,倒有一股神韻在,無論技法還是內蘊,都難以追蹤,甚至“學董者必死”。近四百年來,學董者前仆後繼不計其數,但真能探髓一二的,可能只有乾嘉時代的王文治一人而已。王稍能平實,故深得前輩淡墨高韻。
切實認識董其昌,更嚴重的困境可能還在於:如今,表面上一切流通資源唾手可得,但是學習董、品鑑董、評價董,甚至障礙更多,更難客觀。何以故,因為我們現在所見董字,基本都是印刷品,董字的神韻風采、墨法筆意,除了小日本二玄社的原色複製,一般激光印刷根本看不出來端倪。鬼子的那些東西死貴,一般人如貧民窟的我,幾乎不可能看到。董的成就,似乎高也高在這一點上,絕大多數人拿印刷品說事兒,難免誤會。
大師之為大師,是你生在其後,根本無法繞開他。董其昌是當之無愧的書法大師。倘若以董其昌的成就和貢獻,都不能稱大師,現在的中國書協也完全可以解散了——人家這樣都沒資格了,你們又何必枉拋心理,浪費紙墨錢呢!
午前,幾句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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