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盧浮宮（紅磚美術館展出現場）瓦利德·拉德，2014-2015

瓦利德·拉德的兩個系列作品為展覽“儀禮·兆與易”呈現了最為明亮的展覽現場。眾多射燈的投照下，圍繞其兩組作品相關的一切細節分毫畢現：從多色牆面到其上的3D打印物，再到另一系列作品中鑲嵌的木地板。每一道人工繪製的影子與真實的投影雌雄莫辨，每一條鏤空的圖形以及與之對應的多條陰影試圖用假象矇騙觀者的雙眼。藝術家建造的假牆以及其背後的木結構也坦然暴露在外，構成了一個簡單到幾乎無物可藏的空間。

拉德在“致讀者的信”的牆面自述寫道：

我在參觀剛剛開館的貝魯特現代阿拉伯藝術博物館的時候，我十分驚訝地注意到大部分展出的繪畫都沒有影子。起初我力圖說服自己是宗教狂熱分子毀掉了影子，但又找不到任何痕跡。我又不安地沉思，想探尋影子們是否迷失了方向。但我想我應該一直都清楚這些影子其實並沒有被摧毀或是走丟：他們只是對於被懸掛在牆上失去了興趣而已。

消失的影子成為這一系列作品的主題。儘管有產生影子的先決條件：光與物體（繪畫作品），不過在藝術家的敘述裡，影子卻依然缺席。為了“吸引住那些不安分的影子”，藝術家建造新牆，在其上雕刻了一些影子的形狀，安裝了不可缺少的多盞射燈。在這些盡其所能創造的條件背後，通常邏輯中客體與主體的地位發生了轉換，影子不再是由其它因素的作用產生的結果，而成為被邀請的對象。

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盧浮宮（紅磚美術館展出現場）瓦利德·拉德，2014-2015

視覺上，經過光線和鏤空影子形狀的假牆的協同合作，美術館的牆面上已經出現了多條清晰的（疑似）“影子”。但是拉德“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影子被捕捉到”的結論，將困惑籠罩在觀者的心頭：影子有真假嗎？如果有的話，如何確定在眾多疑似的“影子”中，沒有一條真正的影子？

《公海里的秘密》，圖鑑團體，1994-2004

隱匿與再發現是拉德創作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一個出其不意的發現，引出一段過往浮出水面。《公海里的秘密》（Secrets in the Open Sea，1994-2004）通過復原一組在海中打撈出的藍色照片，撿拾起1975-1991年之間因戰爭在地中海上逝去的人的肖像；在新美術館的展覽中，拉德向藝術世界介紹了一位據稱未曾被髮掘的先驅者，一位從1940年代起就先後致力於抽象、觀念、行為以及郵寄藝術的巴勒斯坦藝術家Suha Traboulsi的作品；在另一個版本的故事裡，Traboulsi是1930年代起就在巴西活動的阿拉伯流亡者，為了回應其時阿拉伯藝術的衰落現狀，她借鑑阿拉伯建築語言，創作了一系列色彩柔和的牆面——這些被遺棄在聖保羅當地醫院裡的作品直到最近才被重新發現並被送往海內外展出；另外，《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盧浮宮》的文字開篇即提到：

“盧浮宮近期成立的伊斯蘭藝術部擁有18000件藝術品，為了籌備2017年的開幕展，其中的300件於2013年被送往阿布扎比盧浮宮。”

但是這些在“我”（藝術家）看來都不可信。正逢“我”在盧浮宮駐留，便提出申請另行調查。“在嘗試了數百種蒙版和色彩之後，我可以證明每一件藝術品都至少是兩種其他藝術品的組合，並且得出結論這些藝術品們實際上互換了外表。”為了能夠更清楚的闡釋“我”的研究，在文字旁邊同時有圖像進行闡釋說明。舉例來說，透過用細密畫製成的蒙板能發現，一個巴爾斯拜的頭盔可以和聖丹尼斯皇家修道院的水罐互換皮膚。

無論對中東歷史熟悉與否，任何試圖讓觀眾的角色進入到拉德藝術世界的人很快就對他疑點重重的敘事提起警惕。有別於主流展覽中的闡釋文字，拉德的文本作為作品的一部分，扮演著同裝置、行為、攝影、錄像和紙本作品同樣的角色，用以探索故事種種可能的、想象的和隱喻的真相。

“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研究項目，該項目圍繞阿拉伯世界的藝術史、現在和未來展開；它側重於海灣地區當代藝術的條件調查，以及物質與非物質層面上戰爭對文化和傳統的影響；並在事實和虛構、文獻和解釋之間搖擺。

致讀者的信（紅磚美術館展出現場）瓦利德·拉德，2014

《致讀者的信》開篇提及的貝魯特現代阿拉伯藝術博物館與阿布扎比盧浮宮是中東美術館群落崛起以及基礎設施建設蓬勃發展現狀的縮影。上文中提到的阿布扎比盧浮宮由法國建築師讓·努維爾（Jean Nouvel）設計，展品包括約600件阿聯酋的收藏，以及法國盧浮宮借出的300件藏品。為了取得“盧浮宮”名稱30年的使用權，阿布扎比付給法國5.25億美元，並額外以7.5億美元聘請法國管理人員來監督盧浮宮借出的展品。同樣在阿迪亞特島的阿布扎比古根海姆美術館卻沒有那麼幸運，這座由美國建築師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設計的美術館經過數年努力，不得不停擺在工程建設階段。

通過以上數據和事實我們可以管中窺豹，即除了政治、經濟的急遽擴張之外，中東在文化領域的投入也異軍突起。對中東或者說歐洲概念中東方的研究，本不是一個新話題。引用《東方學》的論述，“從18世紀晚期開始一個複雜的東方被呈現出來：它在學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館中被展覽，被殖民當局重建，在有關人類和宇宙的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種族、歷史的論題中得到理論表述，被用作與發展、進化、文化個性、民族或宗教特徵等有關的經濟、社會理論的例證。”

薩義德的敘述描繪的是兩個世紀之前，歐洲對東方的霸權這把大傘隱蔽下的情境。作為在歐洲最深奧、最常出現的“他者”（the Other）形象，儘管海灣地區藝術基礎建設規模宏大，但是他們在當代（藝術）全球語境下並沒有獲得更多發言權。“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中，通過文字敘述、研究出版，甚至是通過之後拉德另一件與“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緊密聯繫的行為作品《走過》針對如上現象產生回應。在這件行為作品中，拉德化身多重身份對“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進行了導覽，他時而是嚴肅認真的政治經濟學家，時而是一位歇斯底里記者出身的精神病者，或者一位陰謀論者。《走過》在“劃痕”系列之上探討了另一個話題：海灣地區“當代”語境下對資本跨國運作。在帶領觀眾走過“劃痕”裝置的過程中，拉德扮演的角色講述了藝術家養老信託基金（APT）與他取得聯繫的故事。拉德發現，等到基金關閉的時候，APT將不費分毫地擁有最大的當代藝術私藏。並且這些收藏超越了國家歷史、品味和傳統的桎梏。事實上，在全球語境下，“當代（藝術）”因地域的區別而在不同時期被接納，“當代”仍然在進程當中。哲學家彼得·奧斯本（Peter Osborne）的研究發現，只有在資本的層面，不同地域越來越接近同步當代。

拉德或許最廣為人知的是他操控形式、混淆真實的藝術方法，尤其以他開創性的項目“圖鑑團體（The Atlas Group）”（1989-2004）為例，該項目記錄了1975年至1990年的黎巴嫩內戰。拉德探討了我們表現戰爭和歷史的方式，並觸發我們對攝影和錄像文件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拉德以圖鑑團體為基礎和載體，將他日益增長的創作嵌入社會語境。在圖鑑團體中，拉德創作藝術作品，強調戰爭造成的基礎設施、社會和精神災難，然後他重新將作品歸檔並署名於一系列擬造出的人物，如酷愛賭博並死而復生的歷史學家Fadl Fakhouri博士，憂鬱情報人員“17號操作員”和一位汽車炸彈和炸藥專家——不幸的警探Yussef (有時寫作Joseph) Bitar。據說，這些人直接或通過代理人捐贈作品給圖鑑團體檔案。無論文件的原始媒介如何，拉德都會以數字方式有意識地處理和輸出所有作品，為其虛構意圖另添加一層記錄干預。

Let’s Be Honest, the Weather Helped，圖鑑團體，1998

與其嚴格地遵循真實和虛構的衡量標準，拉德公開談論這個集體論述的虛構程度，同時運用圖鑑團體複雜的表現方法和表演維度來模糊虛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我聲稱圖鑑團體為一個虛構的基金會，或者由我創立於1976年，或由Maha Traboulsi於1976年成立。我曾於1999年在黎巴嫩談起：‘圖鑑團體是1967年在貝魯特成立的非營利性基金會。’分別於2000年的紐約和2002年的貝魯特，我都說圖鑑團體是我在1999年建立的一個虛構的基金會。我根據個人、歷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地理位置以及我的個人和職業關係，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用不同的敘述。並且依賴觀眾和他們對黎巴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歷史，對黎巴嫩戰爭、中東和當代藝術的瞭解程度完成表述。“

拉德的作品放大了藝術家身份的模糊性。借鑑福柯的的經典修辭問句，即：誰在講述有何區別？（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o is speaking？）參考福柯的理論，我們可以從“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衍生成“藝術家功能（artist-function）” 。圖鑑團體的作者不能簡單地委任於拉德肩上，而是由他與檔案周遭諸多複雜的因素共同重新建構的“藝術家”。圖鑑團體藝術家以及藝術作品的雙重虛構，在虛構性和集體性的討論中更進一步，體現了藝術權威的虛構（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rtistic authority）以及藝術虛構的集體化（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rtistic fictions）

瓦利德·拉德

藝術家瓦利德·拉德是庫珀聯合學院的藝術教授。拉德的作品主要探索中東地區發生的事件如何影響了該地區以及海外的藝術創作、展覽和體驗。他因《圖鑑團體》而廣為人知，這個項目從1989年開始到2004年結束，歷經15年，記錄了黎巴嫩的當代歷史。拉德的記錄呈現了一個虛構的世界，黎巴嫩戰爭期間的種種歇斯底里都被保留了下來以供端詳。用評論家卡爾倫·威爾遜-戈爾迪的話來說，這些作品“不只是作為支持歷史觀點的事實和證據碎片，更是歷史、記憶和幻想表露的痕跡、症候以及陌生的結構化連接。”拉德還在開展其他項目，例如“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和“甜言蜜語：任務”（貝魯特）。他出版了數本著作，其中包括《走過》、《當最後一位證人去世之時真相大白》、《我的脖子比頭髮細》、《實話說天氣幫了很大的忙》以及《在我不用擔責的東西上劃痕》。

拉德曾舉辦過眾多個展，例如法國巴黎盧浮宮、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瑞士蘇黎世美術館、英國倫敦白教堂畫廊、巴黎秋天藝術節、比利時布魯塞爾昆斯滕藝術節和德國柏林漢堡火車站美術館。他曾參加第十一屆和第十三屆卡塞爾文獻展、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雙年展、黎巴嫩貝魯特第一屆和第三屆作業藝術節，並在歐洲、中東、亞洲和美國多個美術館、雙年展等機構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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