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安邦智庫將在成都發布自己的在城市領域的最新研究結果“POD人與城市”，屆時將集合政界、商界、和海外研究機構一起見證安邦智庫新的城市設計，如何將城市交付給生活在其中的居民。
而追溯安邦智庫對城市化的研究，那就不能不提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早在十年前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對中國城市化極限的討論。
-01-什麼是城市化極限？
城市化的極限就是城市發展的週期以及週期的臨界點。城市的發展不可能是線性狀態的，因為制約和推動城市發展的有諸多因素，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因而城市發展是有起伏的，這種起伏就表現為週期性的波動以及週期的出現。
而一個週期究竟有多長時間？什麼時候是一個新週期的開始，什麼時候是週期的結束？這些都還是學者們研究的課題。但我們至少在無比興奮的狀態中，也要意識到，城市發展確實存在高低起伏的週期。
1975年，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對世界上多個國家城鎮化人口比重的研究發現，城鎮化進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規律。
他把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過程概括為一條稍被拉平的S形曲線，並把城市化過程分成3個階段，即城市水平較低、發展較慢的初期階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階段，和進入高度城市化以後城鎮人口比重的增長又趨緩慢甚至停滯的後期階段。
根據諾瑟姆曲線，初始階段的時候，城市化水平達到10%就表明城市化進程開始啟動，該階段城市人口占區域總人口的比重低於25%，城市發展緩慢，經歷的時間長，區域處於傳統農業社會狀態。
加速階段的時候，城市人口占區域總人口的30%以上，農村人口開始大量進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規模擴大，數量增多，城市人口占區域總人口的比重達到60%-70%，工業在區域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
最後是穩定階段，城市人口占區域總人口的60%以上後，城市人口增長速度下降，城市人口增長處於穩定的發展時期。
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規律，反映了一國的城市化與它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互相適應、雙向互促的關係。人為地提升或阻滯城市化的進程，出現所謂過度城市化或滯後城市化，都是不符合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規律。
由於老齡化等國情的不同，中國現在整體上的45%-50%的城市化率，實際已經進入諾瑟姆曲線加速階段的後期，接近
穩定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率雖然在理論上還可以進一步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和空間都在縮小，接近加速階段與穩定階段的臨界點。現在京滬兩地的年輕白領已經出現了返鄉潮，有關統計數據也表明，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所佔用的耕地相當於日本的10倍左右。如此浪費的資源消耗以及文化和生活成本的壓力，均是未來城市化的限制條件，表明城市化正在接近臨界點。
顯然，明白了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取得共識，有助於我們對很多問題和很多政策的理解。無論你情願與否，城市化的極限都會到來，這是城市客觀發展的規律。
-02-國外的城市化極限研究
國外對於城市化的極限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拉美城市化陷阱”和“逆城市化”，而這兩個問題也密切相關。
拉美城市化的迅猛推進集中於20 世紀50 年代。一些拉美國家全面推進工業化，工業發展戰略由初級產品出口為主轉向進口替代工業化為主；各國政府集中全國的資源，重點和優先發展與工業化相關的基礎設施，並大力投資製造業。
在工業浪潮的帶動下，城市化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拉美城市化發展的背後卻隱藏著種種危機, 已構成拉美現代化持續推進的阻力和障礙。
其中最為嚴重的是，由於過度的人口膨脹超過了城市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許多城市環境汙染嚴重，交通擁擠，供水困難。
以墨西哥為例，墨西哥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汙染最嚴重的城市。在城市的中心區，嚴重的空氣汙染讓人難以呼吸，樹木枯萎，有車族只能驅車到城外呼吸新鮮空氣。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的發展，用水量猛增，大量抽取地下水使城市從20 世紀70 年代起下沉了許多，釀成了重大的市政建設問題。
在整個拉美地區的城市中，由於空氣、水、垃圾等雜物造成的汙染問題隨處可見，拉美城市環境的惡化又制約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從而產生了另一個問題“逆城市化”。
常規的城市化方向是人口和產業從鄉村向城市聚集，從郊區向大城市聚集。而逆城市化卻反其道而行之，由集中型城市化轉變為人口向郊外和衛星城遷移的分散型城市化，這是城市化不同類型的轉換。
逆城市化最早發生在20 世紀50～70 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如美國、英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
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由於經濟發展, 導致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電子通訊業及交通業的高度發展，使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信息化社會。
二是由於大量的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在城市聚集，造成城市的擁擠和環境的惡化。於是大城市中的富人首先開始離開城區，搬到生活和條件好的郊區。隨後中產階級和大城市中心區一些企業和事業單位也搬到郊區。
如在日本，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城鄉差別幾近消除，農村的居住生活條件不亞於城市，且在住房面積、空氣質量上農村更有優勢，所以日本出現了白天到東京上班, 晚上回到千葉縣、琦玉縣和神奈川縣居住的“遠距離上班族”。
而拉美存在的逆向城市化卻與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有著截然不同的成因，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的發展已突破其環境承載力，達到極限。發達國家的逆向城市化是一種對追求生活質量的選擇，而拉美國家的逆向城市化卻是因為城市環境惡化，城市惡性膨脹導致“城市病”的滋生和蔓延，是各階層對城市生活的一種無奈的選擇。
-03-中國城市化的極限
如果說諾瑟姆的研究結果讓很多人感到陌生且抽象，那麼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相信大家更能感同身受。
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在十年前曾駕車由北至南觀察了山西全省的生態環境，當行駛到呂梁地區，駐車在路旁，看著的全是乾涸的河流，塵煙滾滾的鄉村以及遠處煤塵籠罩的枯黃的山樑。
然而，同樣的現象並不只是資源大省所獨有，松花江汙染事件，莆田仙遊縣冶煉廠汙染事件，以及近兩年籠罩中國絕大多數土地的霧霾......
在陳功看來，目前各種信號都充分說明，中國過高的城市化速度已經達到環境承載力的極限，除非我們願意正視問題，休養生息，放慢增長速度，否則更大的災難性後果還在等著我們。
不僅如此，新短缺經濟也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應運而生。如果我們將計劃經濟時代看作是一個經濟短缺，高速城市化時代的各種“荒”則成為了一種新短缺經濟。
從2008年開始，氣荒，煤荒，油荒，電荒接踵而至。與此同時，不單是能源輸入成了問題，能源輸出的問題也不小，以北京為例， 原本北京的城市垃圾處理和填埋都基本在四環和五環沿線，由於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以及六環和沿北京高速圈的興建，四環和五環已經成為了城市中心區的一部分。
如今，北京的中心區實際上正在被合圍成一個巨大的垃圾堆，城市正常的新陳代謝在這些地區成為了難題。
其實很多學者對安邦智庫上述的觀點並不認可，認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更加精細的城市管理以及更加先進的科學技術予以解決。而實際上，安邦智庫真正擔心的是中國老齡化趨勢下的城市化。
作為中國較早從事戰略研究的獨立智庫，安邦智庫一直以來都在呼籲決策層重視老齡化現象。必須承認的是，城市化最需要的並不是高樓大廈，而是源源不斷的人口供應，尤其是富有活力，存在強大消費慾望的年輕人。否則再完美的城市化運動無非也就是大型凡爾賽開發計劃而已。
從1999年到2003年，世界城鎮人口增加2.1%，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年均增長2%，與之相比，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超過了亞洲平均水平，位於臨界點，拉美化的風險不容忽視。
十年前，在中國，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城市化是不可持續的，官員不相信，房地產富豪更不相信，經濟學家對安邦智庫的城市化極限研究也嗤之以鼻，甚至提出中國經濟還會有2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高增長。但無論別人怎麼想，作為獨立智庫，安邦智庫往往被迫成為預言家的角色，提示風險。
十年後我們再看，中國似乎依舊沉迷與城市化的美夢，對城市化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刻意的迴避，又或者說已經被城市化所綁架，無力抽身。
正是看到此種情形，我們提出POD理論，希望能夠改良當下的城市環境，提升人在城市中的幸福感，為未來中國城市經濟的活力找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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