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处在一个「晚期现代性」的独特社会语境中。晚期现代性抑或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自于 Ernest Mandel，是指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个上升的长波后转向下沉的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最基本矛盾是债务与国家干预失效的矛盾。后来这个概念转向了文化领域，Fredric R. Jameson 又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视作「生产性」的存在。
著名托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提出者 Ernest Mandel 在其所著《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晚期现代性」的概念
这个时期的文化有四个特征。首先是元叙事的衰退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史学上，大众文化指的是在自治城市的空间中诸如街头游吟诗人、木偶剧、集市等社会空间的存在。这里面有对教会文化的戏仿，也有市民阶级对于领主贵族们生活的嘲讽，它不同于「领主—封邑—教会」的加洛林王朝时代，也不是民主国家初起时由知识分子代理的市民阶级议政。这种文化是以大众作为接受者和生产者而存在的，不是被说教灌输的，也不同于习俗，有过度约束性，而是我们在使用和行动的网络中形成的自我规范。1980 年代脱离了冷战后文化被意识形态斗争规制的社会语境，在所谓「恐惧换和平」的全球范围内的核威慑下，压抑的社会主体文化反而给予了大众文化足够的生长空间，因为在核恐惧和政治规制的社会语境中，主流的建制文化已经失去了被新一代青年人信任的理由。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文化空间，带有对老一辈人的反叛和对社会机器本身的不信任。
其次是冷战在这个时代趋于和解。苏联开始出现摇滚音乐节，美国有了左翼泛社会主义思潮，中国在新的广阔田野中畅想开放，形成了浪漫化的青年文艺自由主义思潮。社会规制的软化，让 1980 年代的保守阵营整体衰退，青年亚文化通过文艺兴趣或泛文化认同催生了自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这些团体脱离于保守权力结构中的人情共同体和圈子信任组织，组成了短暂的新社会基本元。
再次是城市空间和新市民阶级的出现。城市系统的特殊性在于它用过密化的有序空间扩展了无限的文化空间。广袤的乡村可能在性别意识或者文化取向上趋向同质化，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熟人社会的互相强化。但城市，尤其是 Raymond Williams 定义的「大都市」的生人社会，足够容纳各种不同人群的相互独立存在。这就导致了新的市民阶级的诞生，但从产权意义上看，这些收入不算稳定，大多不具备置产能力的市民和传统通过「稳定收入—门第婚姻—产业」结合在一起的保守文化市民是完全不同的人，且后者可能完全把前者视作城市里的游牧者。
Raymond Henry Williams，20 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
最后一个特征是反抗的声音。在公共政治上，有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对于曾经作为元叙事的老白男文化结构的消解，有对传统异性恋父权家庭模式的质疑，还包括通过发声确立本社群的代理团体，这些都成为了公共政治的基本切入点。再有是政治问题转入文化领域，经历过自治主义和五月风暴的欧洲，开始在情境主义运动的感召下，拓宽资本主义在符号装置、意义解释系统、欲望和禁忌方面对我们的限制，体现的是对大他者的恐惧和对自我的追问。
我们先来谈谈「垮掉派」，很多人对垮掉派的印象是它发源于旧金山的北滩、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和洛杉矶威尼斯西（Venice West），也津津乐道 Allen Ginsberg 等人所谓「波希米亚」般的生活方式。这使得垮掉派从开始就有自述为社会边缘并准备向主流社会反抗的意味。「垮掉」本身来自 Jack Kerouac 的一篇文章，且更多地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一个分裂主体。 建制性社会对于这代人强加的「指导」，认为他们迷惘，承担不起一丁点责任，无论来自家庭还是雇佣关系，如同当代父母指责「90 后」不接地气一样；另外，这群被视作「迷惘一代」的人又有着无比笃定的价值观倾向，甚至自我圣徒化成一种信仰，例如有传闻说 Ginsberg 要被拘捕时，整个垮掉派对他的崇拜如同教徒崇拜圣保罗一般。垮掉派还展现了后工业时代与个体存在意义的冲突。后工业时代在垮掉派那里被视作社会体制的终点：从蓬勃走向衰亡，最后变为废墟。而垮掉派本身是站在废墟上的凝望者，从个体出发，要么声色犬马，纵容快感并对着世界嚎叫，正如 Ginsberg 的《嚎叫》：「我看到我这一代最好的思想被疯狂摧毁，饥饿得歇斯底里，黎明时分在黑人的街道上拖着自己寻找愤怒的解决方案，天使般的赶时髦的人在夜晚的机器中燃烧着与天上的星际发电机相连。」然而，实际上 Ginsberg 就是一个「疯智」（wild wisdom）甚至是愚智的称颂者。当然，垮掉派还有另一种进路，Gary Snyder 从所谓的西方人凝望的「东方」寻求解脱，这个「东方」中包含着西方人缺少且不能直观理解的：湿婆、佛陀、八大山人、日本禅宗、灵修，以及隐士精神，顺便混搭古希腊狄奥尼索斯酒神意志。垮掉派在控诉主流的同时，试图从边缘生长出一些块茎，这里面含有西方现代文化缺少的养分，或者不能正视的东西。
1966 年诗人 Allen Ginsberg 在华盛顿广场公园中，朗诵着他的作品
民谣也是不容忽视的线索之一。其中，Bob Dylan 无疑是战士，其次是诗人 —— 虽然在当代可能会非常不幸地成为人们装点播放列表的符号。Dylan 的歌词是值得谈论的现代英文诗，且具备难得的传唱能力。在 Hannah Arendt 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积极生活」中，也就是人作为共同体公共身份面向城邦政治的生活或者说面向公共领域的生活中，民谣可能缺失了少许对抗性，但却把战场扩展到了社会机器无法触摸、如毛细血管般互相渗透的日常空间里。这时，民谣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里包含生活仪式、意义思考和反思。民谣很大程度填补了诗歌陌异化审美造成的个体生活意义和艺术表达的缺失。比如会在核恐惧下从成长谈到自由的归宿顺便谈到对战争的反思，正如 Dylan 在《Blowin' in the Wind》中所唱「男人要走多少的路程，才能让他名声传扬。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安睡在沙滩之上。炮弹要多少次冲上天空，才能永远被禁锢在炮膛……」但最后回归的落脚点还是对个体意义的追问，而这种对意义的追问是世界性的，关于良善世界的终点和何种机缘下反思的追问。「人们要蹉跎多少时光，才能插上自由的翅膀。一个人可以多少次回头张望，却要装作一片迷惘。」
民谣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个体意义的反思及其与世界本身的联系，而它本身的控诉也更接近于讲述，比如《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所唱「八方人士，你们一起来。请看清周遭的洪水已经围拢。面对现实吧，你们的骨头将被浸透……」这种对历史潮流的表述是一种对参与者共情性的表达，同时控诉也带有某种激起对方共情的意味，这种反抗是一种软刀子。
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 Bob Dylan
Jameson 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概括至少包括三点。一是文化的生产性。这个可以追溯到本雅明，他后期对于生产性这个特点的态度已经不算太负面，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本身可以对于当代文化再生产体系进行一种「介入」，而这种生产性又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情感。二是表现法的解构和再现体系的形成。三是摹拟体（simulacrum）的存在，摹拟体取代那不曾面世的原作品而留存于世，而原作品并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不具备意义建构意味或者再现表达需求的现成物。波普艺术正好是这三种特征下最明显的产物。波普艺术打破了一系列传承性的象征秩序和审美话语，甚至在传统艺术话语矛盾间并置了诸多拼贴性的符号模式，同时其可复制性和生产性又明确介入了混杂的日常空间，形成了一种创作行动，而不仅仅是作者权威的话语。Andy Warhol 曾在《波普主义》里阐述：「回望乔托之前、奇马布埃的时代，有成千上万的意大利画家。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品，不过是流传下来的在一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准绳和语汇的框架下最有效地创造出来的作品。所以你需要一个好的画廊，这样『统治阶级』才会注意到你，才相信你有个光明的未来。」
Andy Warhol 与 Pat Hackett 所著《波普主义》
有关 1980 年代的公共政治话题，上文中提到联动了文化领域的政治模式，其产生的逻辑是价值判断作为公共议事的主要形式，而此类价值判断又依赖于某种公共话语体系。公共话语体系则作为消弭传统的权威主体而存在，并形成对特定群体的话语补偿机制，实现找补并形成话语权重配。在「话语—身份」产生的权力关系中，原权力关系崩塌造成了话语秩序重配，而这个重配由于新的权威（性别平权的共识）的约束力，形成了原社会主体对于新社会主体的一个话语找补机制（找补的原因是现实生活中的不平权）。所以这种社会权力结构是对原受害者的补偿机制，在某种价值观语境下适配成一个政治正确的共识。这个适配过程是一个公共政治的实践过程，即在公共话语体系中，话语冲突达成的妥协。简单而言，改良化的平权话语，推动了一个中质化的评价体系，这个中质化就是将评价体系投向描述性表征（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用各部分人民的象征来作代表，这种代表性是民权、性别平权，及生态主义在文化领域重构精英文化、社交模式和公共议程的最直接体现。
彼时，文化保守主义定义的「美国」已经退场，美国的概念完全被共同体意义的移民社会所取代，多元主义的兴起既是政治运动的斗争结果，还表明美国整个社会中国家观的改变 —— 美国从一个主权意识国家变成了一个有主权的地区社会。这个社会承载着被忽视的女性，少数族裔，工业社会反面的生态关怀等，形成各种文化并存和冲突的格局。Arendt 在论述现代政治转型的时候提到过这种政治，即现代政治是复数性的人之境况（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活在同侪中间）的现实化，或者说我们从现代政治造成的「人群共同体」中拿到一个社会身份，才可以拥有社会人的身份。我们所依赖的这个共同体，是由行动和言说构成的关系网络，它揭示了某人是谁，也造就了归属感（togetherness）。行动是自然人的现实性身份，而言说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性质定义。
Ursula K. Le Guin 在《黑暗的左手》中塑造了一个名为 Gethen 的外星世界，格森人双性同体，没有性别习性
在文化实践上，Angela McRobbie 在论述女性嬉皮士文化的反叛中，描述了脱离于嬉皮士文化的女性自组织意识。这种自组织导致了主流嬉皮士社区和女性亚群形成了若即若离的二元结构。女性嬉皮士互相的集体认同包括交换行为 —— 文化产品、乐队或者性伙伴；内部强化行为，嬉皮士的同性认同被「内部化」，而自以为在嬉皮士社群里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嬉皮士实际上则被视作外围存在。1980 年代性别文化的微观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权性别秩序的路径依赖，文化反叛形成了微观的社会变革。Betty Friedan 在《女性迷思》中追问了个体性的自我意义。在反思家庭中的女性角色时，她认为在传统意识里女性的家庭付出甚至被建构出了一种幸福感，但实际上可能是忘却了自我意义的追寻。通俗文化的文学生产中也有相关体现，Ursula K. Le Guin 在其科幻名篇《黑暗的左手》中设置了一个性别生理特征和社会行为混杂的外星种族，来探讨男权秩序中性别意识固化的荒谬性。而同样，在女同女性主义意识下，Patricia Highsmith 的《盐的代价》刻画了性别政治化的女同关系，这份爱情发生在被保守中上层男权家庭文化疯癫化的 Carol 与在后工业废墟和男性性意味袭扰下成长起来的 Therese 之间，在作者的直女视角里，女同爱情是自由奔逃出世俗社会的相互救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倒置。亚文化共同体除了在主流文化的背面制造新的中间知识和同人创作外，还制造了一个集体协商的空间。而这个文化领域的协商空间，也是整个 1980 年代各种青年亚文化产生政治行动和留存文化遗产的基础。
所以，1980 年代几乎可以看作是 1960、1970 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而这种基础至少包含两点：一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用文化领域的意义重塑个体性；二是试图建立起传统政治和保守文化之外的个体—世界模式。此时，波希米亚思想模式和游牧者联合体开始重构冷战阴影下压力的世界，寻求一个世界的整体化诠释。这就是生态主义意识与世界体系思潮的建构。生态的概念从人类本身的动物性与经验自然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人类的个体性和世界体验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在于，生态主义的核心是把生态作为反人类建制的第一性，而人类本身则被污染了。这使得人的反思脱离了现实，新建构了关于人类共同体和所处世界的想象 —— 人类世。而生态主义伦理世界的建构基础包括：绿党的政治模式的建立，直观上把生态议题嵌入了现实政治，而在文化意义上是把整个主权机器的政治并入到人类世的整体观念里面；艺术家通过面向公众的新策展模式，开始集中探讨后人类时代的跨界叙事和人类主体被新的技术手段模糊化的现实，试图废除人类作为地球代理人的天然正当性。
在 Patricia Highsmith 的视角里，女同爱情是自由奔逃出世俗社会的相互救赎
整个 1980 年代的思潮被诸如 Francis Fukuyama 或 Robert Kagan 等人称作身份政治或者大型部落主义现场。但我更乐于用承认的政治来讨论那个激进的年代。个体即政治，对接的是公共政治，核心是传统建制化的社会文化网格中对新阶级的承认缺失问题。社会承认关系着整个社会机器他者对于自我建构造成的控制、羞辱。「不承认」在 Nancy Fraser 那儿是对自我意识健康的损害和对弱势群体的结构性压制，比如主流对少数的蔑视和猎奇体验，而承认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自我的抗争。其次，承认也是一种对自我生存位置的追求，包括反抗内化的社会公共尺度对于少数者生存空间的压缩，以及新的文化空间对于经典空间的反制。所以，1980 年代的激情是关乎自由和个体性的，灿若星辰的偶像们在规制化的语境中制造出的无数个偶然也许只是昙花一现，虽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不认为这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但它们都深深影响了如今 21 世纪的社会图景。
我不怀念这个时代本身，只是怀念这个时代的一切皆是诗意，皆是武器，皆是反思的反抗精神。这使得 1980 年代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怪诞文化生态，诞生了古怪的电视文化和服装造型以及断裂的生活方式。同时，这个年代也成就了一代青年人骨子里对于坚守积极自我的一种执念，也许他们最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但那种激情得以在之后的每一代人中流转和回响，传递给未曾经历 1980 年代的后来者。
插画：杨生福
监制：李森
编排：Antoin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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