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乡下老家，父亲正坐在门口的马扎上养神。我把车歇了火，悄悄地走过去，父亲睡得很沉，竟然没有发现。父亲今年八十岁了，头发稀稀疏疏的，古铜色的脸上沟壑密布。午后树荫漏下的阳光打在父亲脸上，使他这张瘦削的脸庞泛着金属般的光泽。我在沙发上找来一件旧衣服，搭在父亲身上，没想到父亲一下子却醒了。
乡村留守老人
“爸，你睡吧，我没事，就回来看看！”我连忙说道。
“没关系，我瞌睡少。你妈说你要回来，我坐在马扎上等你呢，不小心就睡着了。”父亲颤巍巍地站起来，拄着拐杖，去给我拿来了一些李子。
“这是家里李树结的，没有打农药，已经洗过了，你尝尝！”父亲自从几年前出车祸后，左腿置换了人工股骨头，头部做了引流手术，身体大不如前了。他走路腿抬不高，像日本女人穿着木屐，到哪里都迈着小碎步。他不能下地干体力活，只能站在田埂上看着母亲忙忙碌碌的，却帮不上什么忙。对于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来说，不能伺弄庄稼，不能倾听稻子拔节的声响，不能将黄澄澄的麦子送进粮仓，这比要他们的命还难受。
农民查看小麦苗长势
也许有人会说，城里人五、六十岁就退休了，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带带孙儿孙女，一天光阴就溜走了。可是对农民来说，他们的字典里找不到“退休”二字。生命不息，劳动不止，一个农民你叫他成天呆在家里看电视，他会闷出病来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农民没有退休费，养儿防老有时候就是一句空话，他们得在土里刨食。土地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你到乡村农家的堂屋里去瞅瞅，神龛下面都供着土地神呢。
左右有联，上联是“土中生白玉”，下联是“地内出黄金”。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土地就是农民和国家的根本所在。无怪乎一些人会将耕读传家作为家训，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和“土中生白玉”异曲同工。可见“耕读”都是改变农人子孙命运的途径，读书可以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而耕地起码可以衣食无忧，解决温饱是没有问题的。有田种，有书读，应该是最理想化的生活了，想那采菊东篱的陶翁，生活也不过如此。
广场舞
父亲识字不多，也没有学会任何技术，种田倒是个好把式。但是家乡人多地少，又有多少田可种呢。包产到户后，农民农忙种地，农闲外出打工，父亲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做杂工。杂工我也做过，就是筛沙子、拌灰浆，给技工打下手，工头安排什么就做什么。父亲每天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工地上去，晚上七点过才能落屋，累得话都不想说一句。辛苦一天，不过十多块钱。如果下雨，连十多块也挣不到。就这样周而复始，父亲一直做到六十岁。因为包工头嫌父亲年纪大了，手脚慢了，眼神差了，父亲这才无奈地回家享点清福，帮二哥带孩子。
建筑工
父亲做过生产队副业队长，生产大队民兵连连长，文革期间还做过学校的贫农宣传队队长。如果文化高，父亲早就在乡村混出名堂了。但这就是他的命，注定一辈子劳劳碌碌。父亲曾经遗憾地说，年轻时他想参军但是婆婆万般阻拦，结果只能在大队上当民兵连长；包产到户后想贷款买部拖拉机跑运输，但是母亲又拖后腿，说什么开车出车祸怎么办，家里一贫如洗如何赔偿？想买条耕牛犁田，可是母亲怕臭，说她绝不会去打扫牛圈，还怕牛角顶人。
耕牛
两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就把父亲的梦想掐灭了。应该说，父亲的梦想都挺不错：农村人两条路，不是当兵就是读书嘛。部队立功可以提干，退伍后可以安排工作；改革初期，买部拖拉机跑运输发财的例子比比皆是，后来不少人拖拉机换成了载重汽车，都过得非常滋润。买条耕牛犁田，也可以挣些犁田费贴补家用。对于父亲的这些抱怨，母亲常说老都老了，还提当年干什么？后颈窝摸得到看不到，谁知道几十年后的事情呢？说也无益，还不如过好现在的生活。
二哥离婚后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就腊月回来一趟，算是祭祖团圆。虽然我和他隔三岔五都会给家里寄钱，但地里的农活是指望不上了。再说多年不干农活，我这身体下地也吃不消了了。母亲比父亲小十岁，年岁大了，农忙时根本忙不过来，只得花钱雇人干活。只要肯花钱，啥活都有人干。但田里就那点产出，除掉人工费、犁田费、种子农药化肥钱，还能剩下多少呢！种地就一个“亏”字，可是亏本也得种呀，有地不种这可是造孽呀！
插秧
我拿起一个李子放进嘴里，脆生生的，满口清香，不由得连吃了几个。
“前些日子叫你回来拿桃子，白花桃，你大哥嫁接的。可是你说没空，就送给邻居们吃了，有的人竟然用背篼来背。我们也不好拦着，可惜了！”父亲叹息着，他是在为我没有吃上家里的白花桃而惋惜。
那几天我的确很忙，有几篇约稿要赶出来，根本没有时间回家。桃子成熟后，不摘就要掉，要烂在地里。自己吃不完，送人当然是最好选择，就当是结缘了。
“家里吃不了这么多桃子，等你大哥内蒙打工回来，我征求下他的意见，砍掉一棵桃树算了。”
“好好的，砍了干啥？”
“把地都荫了，见不到阳光，种点蔬菜都长不好！”
翻地
地，又是土地，看来父亲这辈子最牵挂的还是土地。一个农民，不论时代怎么变迁，他们最在意的还是土地，这应该是天底下所有农民的宿命了。可是我们家的土地却越来越少了，当初的自留地已经变成了宅基地，责任田里建起了养鸡场，真正用于耕种的土地是越来越少了。每年也就种点水稻、小麦、油菜，就当落点口粮吧！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已经成了鸡肋，荒着吧实在可惜，种庄稼吧又不划算。现在的农民，如果不外出打工，就守着家里那点薄田种粮食，恐怕连每个月的油盐钱都拿不出来。这种人家，在乡村也是大有人在的，特别是那些没有任何技术的农民。如果再舍不得下苦力，就只要看着别人吃肉喝汤两眼泪汪汪了。
土地得集中起来，搞附加值高的种养殖业，农民才有出路。大哥的责任田里就建起了养鸡场养肉鸡，每年养四次，每次五千只左右，等到肉鸡出栏，一只鸡净利润有两块多，比种粮食划算多了。也有搞土地流转的，离我家两百米远就有一处蔬菜基地。这几天地里种的全是豇豆，老板一个人忙不过来，请了附近的闲散劳力帮着摘豇豆，每小时五块钱，母亲也在那里打工呢！
养鸡场
“他们的豇豆吃不得，全是打过生长素的。打药之后，豇豆藤下挂面似的，豇豆长得又长又粗，每天下午都要拉一卡车，据说送到省城的批发市场了。你在城里买菜，要多长个心眼，不要吃反季节蔬菜，对身体不好。要按季节来，地里长什么就吃什么，有节令管着呢……”
每次回家，父亲都要反复地叮咛，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可是我们还有选择么，这些年来，我们的餐桌早就被大棚蔬菜占领了，我们要想吃到地道的农家肥蔬菜，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岳母在花盆里种了西红柿、辣椒、小葱和藿香，可是跟每天的蔬菜消耗相比，这都是杯水车薪。有时候我想，要是我在城里，也能有一块自留地就好了。自己动手栽菜，一可以丰富餐桌，二可以锻炼身体，可是这不过是空想罢了。我虽然是农民的儿子，在城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离农民的生活是越来越远了。
菜市场
1995年7月，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学校教书，被告知需要将粮油关系转到所在乡镇去，我最终将得到一本“市镇居民限价粮油供应证”。有必要办这本粮油供应证吗？现在市场上粮油供应很充足，大家都可以敞开买，而且价格也公道。回家把自己的想法跟父亲说了，谁知父亲勃然大怒，他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粮油供应证是城镇居民身份的象征，你现在是城市户口，跟我们不一样。你如果嫌麻烦，我陪你去！”
父亲的话句句在理，我只得答应了。在父亲的心目中，有城镇户口是很了不起的，当时很多政策农村都享受不到：比如城市兵退伍后可以安排工作，某些工厂只招城市待业青年……不只是父亲，其实很多农村人都羡慕别人有城市户口。城市和农村，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那是天壤之别。而我居然不想去领“市镇居民粮油供应证”，怪不得父亲要发火呢。
交公粮
办证跑了很多部门，也走了不少的冤枉路。我们先在学校里向老师打听办证的程序，老师说你肯定要到县粮食局去，他们就是管城镇居民粮油关系的。县城的粮食局在哪个位置我也不知道，好不容易在街上问了很多人，找到了粮食局，可是办证的人又出差去了。问明白别人回来的日子，我们就带上师范毕业证、户口本、接受学校的介绍信给对方看。工作人员验明正身后，又在一份文件上盖章，然后让我拿到孝德区粮站去。又是一番折腾，找这个找那个，总算在半个月后领到了我的粮油供应证。封面是牛皮纸，上面有：户主姓名，编号，所属镇乡居委会和发证单位，光公章就盖了三个。里面是粮油供应人员登记表和购买粮油登记卡。
父亲拿到我的粮油供应证，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激动地到处与老邻居们分享。那本粮油供应证，简直成了标志我城镇户口的身份证。也即是说，从那时起我就彻底摆脱了粮农身份，成了城镇户口。其实三年前我考上师范时就甩脱了农皮，当时就把户口关系转到学校去了，只不过是集体户口而已。 在大队会计家里请他出证明时，老会计羡慕地对父亲说：“老彭你行啊，硬是让老三变成了城市户口。你得给大家讲讲，你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老会计和父亲是熟人，他说出了很多村民的心声。我记得父亲磨磨叽叽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乡镇逢场
其实要我说啊，是乡村一个汗珠摔八瓣的苦难生活促使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而读书，几乎成了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选择。我喜欢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可是随着学杂费噌噌噌地往上涨，靠打零工供我读书的父亲越来越吃不消了。那时大哥已经结婚分家单过，二哥正上初三，和我在一所学校。初二下学期，学校要预缴初三的学杂费，还要交补课费等，一下子就是几百块。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父亲也急得没办法，于是我对父亲说：“爸，家里这么困难，我看我还是辍学吧！听说好多人去深圳打工了，我也想去闯一闯，说不定能闯出啥名堂来！”
深圳
父亲当时就火了，“打工打工，能在深圳打一辈子工吗？最后还得回来，还得种地，你如果像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你把自己害了，你把下一代也害了！”我不敢再说什么，因为父亲说的是实话，班主任老师也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可不想让自己的理想和青春堙没在庄稼地里，那么我这辈子就完了。到晚上，父亲东挪西借，总算把学杂费给我筹齐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要不然，我真的会一辈子呆在土地上，那还有时间像现在这样泡杯清茶，坐在书房里，悠悠闲闲地享受书香呢。
我就像路遥笔下的孙少平一样，使劲地挣扎，总算走出了乡村，走出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进城务工
父亲这辈子命运多舛，由贫农到小康实属不易。曾祖父那一代，家里有曾数百亩良田，算是本地富户。可是曾祖父喜欢赌牌九，有一次他输红了眼，将家里的田契压了上去。结果时也命也运也，那一晚的豪赌让我家一下子从大户变成了贫农，生活每况愈下。从那时起，爷爷和他的兄弟们都得靠做手艺来讨生活。爷爷是个木匠，又是家里的老大，总想多挣点钱帮家里分忧，结果积劳成疾，早早地就离开了人世。婆婆是个小脚女人，又不愿意再嫁，只得靠替别人缝补衣服及变卖家产度日。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父亲、伯父和姑姑三个碎娃正在长身体，成天饿得头昏眼花。婆婆一狠心，将伯伯送去给地主家做放牛娃，好歹可以吃顿饱饭了。
赌场
那时，父亲经常问婆婆：“妈妈，我们啥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啊？”婆婆告诉他，如果家里有田了，就可以吃饱饭了。从那时起，拥有自己的土地就成了父亲一辈子的期盼。1949年后，农民有田可种了，可是想吃顿饱饭还是挺不容易的。父亲后来在生产队做副业队长，大小还算个小干部。他办事公道，懂政策，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乡亲们有什么邻里纠纷都喜欢父亲去调解，父亲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说服双方握手言和。有时候邻居兄弟分家，也愿意请父亲去做个见证。父亲替人办事，大家都愿意请他吃顿酒肉饭算是感谢。那时我就四五岁吧，也跟在父亲的后面去，就像个小跟班。大家在饭桌上讨论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包产到户。有人说安徽已经分田单干了，我们这里怎么还没有动静。出工不出力，这样吃大锅饭，苦日子何时是个头呀！父亲总是安慰大家说，快了，快了，农二哥的好日子就快要来了。
农民
有几天晚上，父亲特别激动，成天都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反复地看，口里还念念有词。那是大队部发下来的，要求基层干部领会精神，过段时间就要执行。父亲连看了几天，可能看懂了，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就在饭桌上给我们讲：“邓小平上台了，中国要改革开放了，农村要大变化了，农民要分田单干了，每个人都有…… ”
“小孩子也有吗？我们不是变成了地主？”我好奇地问父亲。
“每个人都有，当然包括小娃娃。我们不是地主，国家分田给我们种，我们要给国家交公粮。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这叫做联产承包，也叫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这个新名词，通过社员大会扩散开来，刺激了每个人的神经，村子里沸腾得像一锅粥，人人过年似的兴奋不已。自己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种多种少自己说了算；家里牲畜想养什么就养什么，养肥了可以牵到市场去去卖。有手艺的农闲还可以出去打工，甚至可以批发百货在乡镇上出售，自己做老板。再也没有人干涉农民的自由了，我们的手脚和脑袋都被解放了。
包产到户发源地
分田是包产到户的第一步。生产队专门组织了人力用皮尺测量每块田的大小，然后按肥瘦多寡一一登记造册。分田那天，生产队的晒坝里围满了人，每家都是户主出来拈阄。有些人用肥皂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以为这样能洗掉霉运。一些人则抱着自己的小孩来抓阄，他们说小孩手气好。我们家的责任田就全部是我去抓阄的，都是挨在一起的肥田，而且离家也很近。那天晚上回家，母亲特意给我煮了一碗醪糟蛋作为奖励。
接下来就是分集体的农具，拍卖生产队的保管室等房产以及分集体的树木。分树的时候很乱，有些人并没有按集体的意见执行，比如我们的邻居绰号叫蒋水牛的，他从外地喊来很多亲戚，只要是能用的树木他们就砍掉，然后剔光枝丫用夹夹车拉回家里去。蒋水牛把属于别人的树木拉回去后，乡亲们到他家里去要，他却耍无赖，拿出菜刀来要与别人拼命。后来有人告到派出所，警察来调查了一番，要定他“哄抢集体财产”之罪。可是最后也没有说个所以然，这件事就算了。
乡村土地
分田以后，各家单干，我们小孩也得劳动，否则误了农时，那就要饿肚子了。那时收稻子全靠人力。刚过立秋，家家就开始操办。镰刀拌桶筢筢风播，一样都不能少。破了旧了的修补修补，实在没法修补的就咬咬牙买新的。随着稻子一天天变黄，农民都激动起来，一天要到田里看几道。父亲把稻穗割下来，把稻粒摊在手上，然后挑选饱满的，放进嘴里咬。等到稻子能承受牙齿的力量了，稻子就可以收割了。说起来，种地就是一种感觉，像厨师炒菜，菜谱上写着放盐少许。这“少许”到底是多少，得自己花费时日才能琢磨清楚。
到了处暑节，稻子有八九成熟了，农忙就来了。父亲是家里的主劳力，顶拌桶的任务就只好由他来完成。父亲虽说个子矮，可是顶起拌桶来在狭窄的田埂上走得比我们还快。我们赶紧拿着镰刀紧跟父亲来到谷田里，周围已经响起了砰砰啪打稻子的声音，此起彼伏，让这一片片稻田显得非常热闹。 我和两个哥哥负责割稻子，父亲早就把镰刀拿到铁匠铺发好了，举起来可以看见阴森森的寒光。割稻子这活，没有经历过的永远也想象不到有多别扭：直腰站着吧，高了，抓不住稻子；蹲下吧，走不动，只能弯着腰，一头一头地往前拱，像个穿山甲。多割几次，我就有点心得了：右手用镰刀勾住七八窝稻子往面前带，左手顺势抓住稻子秆朝前一推，镰刀再一用力，吱呜一声闷响，一大把稻子就倒在了我的身后。
金黄色的稻田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们把土地真是当宝贝疙瘩伺候着，看着责任田里庄稼长势压过了别人，那心里美得比吃了蜂蜜还甜，晚上肯定会让女人加个菜，喝点小酒慰劳慰劳一下了。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几乎学会了庄稼地里的所有农活。农忙时可以忙到深夜一两点，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而早上天还没亮又得起床继续干。这就是包产到户的力量，它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在大集体时代，人人都在地里磨洋工，有些年头大年三十都在地里干活，可是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人人面露菜色，更别说穿得周吴郑王地出去见人了。家家都穷，日子过得寒碜，最糟糕的是心里憋屈，因为不知道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城市
1989年左右，经过几年的积累，农民们有了些积蓄，掀起了修房建屋的高潮，有些人家甚至建起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梦想。邻居熊幺伯是个退伍军人，脑筋活泛，打井、推豆腐、开拖拉机，什么赚钱做什么，没过几年就发家了，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他的儿子敏读书不用心，早早地就跟着他老子去开拖拉机，可是沾上了赌博的恶习。熊幺伯不许儿子开拖拉机，敏只好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二流子混在一起，最后在浙江打工犯了命案，现在都还在监狱里服刑。
乡村人家
其实我挺佩服父亲的，他虽然是个农民，挣钱也少，但是却从小就教我们要走正道，特别是要用心读书。父亲经常说：“想当年，我们也是有钱人，只是到你爷爷这辈才走下坡路的。要学好，吃喝嫖赌沾不得。你们一定要攒劲读书，混出个人样来，这样我也好给列祖列宗有个交待了。”
曾几何时，攒劲读书，离开土地，那就是我曾经的梦想。而如今风水轮流转，农村户口又变得值价了。我们村的第一个蒋姓大学生，北京工业大学毕业，据说在重庆混得很不如意，想把户口迁回本地来，结果村民代表都不同意，他只能作罢。蒋的妹妹是我小学同学，蒋的父母为了供他上大学，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实在是让人不胜唏嘘啊！不过说实话，现在要我回到乡村来，我还是不愿意。因为那些农活我都不会干了，另外光干农活也养活不了自己，更别说养活家人了。
乡村风光
如今的乡村，虽说道路硬化了，村民们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享受自来水、有线电视和宽带，可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其实我所眷恋的乡村，已经永远回不去了。那时的乡村，天蓝水清，鸟语花香，下地就可以摘到水灵灵的蔬菜，下河就可以捉到活蹦乱跳的鱼虾。布谷鸟在屋后的酸枣树上鸣叫，青蛙在入夜的稻田里鼓噪着丰收曲，大黄狗卧在树荫下吐着舌头，燕子在电线上面演绎着五线谱，而我在生产队的泉凼里扑腾着游泳，溅起一阵阵水花。努力奋斗了19年，我这个贫农的儿子终于进入了城市，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可以跟那些城里人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但乡村的记忆，仍然在我脑海里时时浮现。不过，这些记忆中的场景，有些还在，有些已经永远消失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根还在乡村，因为我在那里长大，我的父兄还在那里生存。（彭忠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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