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何時起，“中庸”在中國成了罵人的詞。說一個人“中庸”，就是批評他做人模稜兩可、做事首鼠兩端，凡事鄉愿、投機、好好先生，喝兩杯茶。
事實上，被汙名化的“中庸”，與它的本來面目已經毫無關聯。要回到“中庸”的本來面目，不妨看李嘉誠懸掛的那副被引用得最多的左宗棠對聯：“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
左宗棠手跡
左宗棠作這副對聯時，傳達的核心價值觀正是“中庸”。
作為四書之一的《中庸》，是人修身後所能抵達的最高境界，“極高明而道中庸”。其“過猶不及”、“無過無不及”的方法論，放到任何時代也不過時。左宗棠事業、家庭雙成功，跟他將“中庸”運用進事業、家庭中的方方面面，有著較大的聯繫。
《中庸》一書，凡三十三章，3568個字。 它給左宗棠的啟發與教益，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真我，不壓抑
中國古代推崇“以德治國”，其實質是“禮治”。
先秦儒學的禮教，本來是尊重人的自由與天性的。不獨孔子本人經常與學生在陽春三月一起踏春、游泳，無拘無束，甚至想到帶學生去海上玩漂流。孔子之孫子思編寫《中庸》之時，仍將尊重人的天性與自由心性放到第一位：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意思很明確，遵從人的天性與自由來生產知識、規範文化，是一切知識與文化的根源。
左宗棠是一個真正本色的“率性”之人。一方面因為天性，左宗棠從小生得“燕頷虎頸”，屬於智勇之人；另一方面也因為後天學習，左宗棠自小喜好孟子，內心蓄養“浩然之氣”，培植出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先秦儒學經漢武帝“獨尊儒術”，到宋朝時已經異化為理學。理學的核心價值觀，是“存天理，滅人慾”。理學強制個人與自我私慾作鬥爭，雖然人的私慾一定程度被壓制住了，但人心的生機同樣也被壓抑了。
人為營造出一個虛假的“低慾望社會”，人心口不一的情況驟增。清朝沿襲宋明理學，讀書人“偽性”蔓延，敢於“率性”以真面應世的人，日見寥落。當越來越多的人喊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口號，喊得那麼自然，彷彿跟真的一樣，擊鼓傳花式的庸官便充斥了晚清時代官場。“率性”的左宗棠一反時代的慵懶暮氣，他以民間鄉賢身份步入仕途，便是用自己在草野民間生長蓄養的清氣、正氣，為幾乎完全癱瘓的大清帝國強骨換血。
陝甘總督時期的左宗棠
在培植家族元氣、教育子孫後代方面，左宗棠得益於《中庸》的：“和”：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庸》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是“中和”。
成年後的左宗棠，是一個個性剛直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內心蓄養了盛氣之人。如果不是修養到位，軍事統帥的職業，容易將工作作風帶進家庭、家族。
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英勇殺敵的左宗棠以“中和”齊家。他自制一張七絃琴，手把手教四個女兒從小學琴；他教育子侄輩，家庭以“和順”為尚，夫婦以“同心”為貴；他喚醒四個兒子的“親親之愛”，主張“兄弟天親，原本無隔”。
古話說，家和萬事興。家族內部惠風和暢，人丁自然興旺。左宗棠八個子女，直系後人今天近五百人，是曾國藩後人的四倍左右。
二 真實，不虛偽
《中庸》之要，在一“誠”字。
為學、做人，為什麼要“誠”？《中庸》這樣闡述：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誠”的含義，接近於今人談的實事求是。
同時代的理學大家曾國藩推崇“誠”。他留下一句名言：“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他說的“誠”，站在理學的角度，兼具《大學》的“誠意”與當代人說的實事求是含義。
左宗棠則站在道家莊子的角度，將“誠”表達為“真實”。
什麼是“真實”？“真”就是保有人的天性與自由心性；“實”就是為人不虛妄，辦事尚實幹。
但左宗棠的“真實”，始終恪守儒家禮制，率性而不任性。因為孔夫子說過：“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左宗棠統帥部下最多時達10餘萬人，手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從楚軍到西征軍到恪靖定邊軍，之所以能無敵於天下，得益於左宗棠在部下面前真實、坦誠，用人以廉潔、能幹，凝聚人以公、明、信。
左宗棠一生事功彰著，一定程度上還得益於他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比較中西文化的異同，得出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論理亦論勢”。尊重契約精神，以合同文本說話，在道理上首先站住，以軍事勢力作後盾，給對方留有餘地，有理有節地讓談判國接受中國的條件。
比照之下，曾國藩晚年之所以卷身“天津教案”，弄得自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根本原因，他信奉純粹的“誠”字外交。他的邏輯是，外國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我拋出自己一片心，外國也會拋出自己一片心，坦誠相待。他沒有想到，西方國家著眼於利，看重的是契約，迷信的是武力，不看重“誠心”。
山羊在灰狼面前拋出自己一片誠心，結局不外是將自己拋上餐桌。
外交“真實”需要輔以智慧，缺乏智慧的“真實”，只是單純。
三 智慧，實幹家
古人判斷一個人的潛力、作為，看重根器，也就是天資。
左宗棠的根器偏重於智性。他自己早年就意識到了，所以以中國“智聖”諸葛亮自比。
智性的人，在個人修身與出山辦事時應該具備的個人素質、辦事方法，《中庸》一書也有詳細描述，概括為五個方面：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對照去看，左宗棠“寬裕溫柔”的容人之量，在1860年搭建楚軍班子時便運用出來了，劉典性格偏激，楊昌浚性格和順，兩種完全相反的性格，左宗棠同時將他們納於帳下。
“發強剛毅”的果斷風格與擔當精神，左宗棠在實踐中以成就感激勵將士，以法家的霹靂手段嚴肅軍紀，打造出了晚清第一常勝軍團隊，他本人也成為大清帝國最後的鷹派。
“齊莊中正”的處世原則與敬業精神，左宗棠運用進為官之中，為了堅持自我原則，實現理想，他不惜與跟自己在國事、兵略上存在較大分歧的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先後分道揚鑣，而不願充當好好先生，和光同塵，哪怕遭遇他人非議，也不放棄原則與理想。
“文理密察”則貫穿了左宗棠軍事全過程。從出山之初，他跟諸葛亮一樣事必躬親，士兵罰20軍棍以上，他一定親自主罰；每打一仗，左宗棠必事先周密計算，將全部可能性像列數學公式一樣全部推算出來；他凡事注重條理，大事不糊塗，小事也精明。他憑藉自己過人的精力與“惕勵”的智慧，創下了千年一見的事功，成為湖南自古及今的第一能人。
志頻說
《中庸》一書，是經過兩千多年時間檢驗的適合中國人修身、處世的價值觀與方法論。左宗棠的過人之處，在於他針對自身的特點，吸取其中的精華。今天去看，《中庸》的價值觀是建立在中國人的人心特點基礎之上的，所以歷百代而不過時；但《中庸》的方法論更多隻是人自心把握的一把尺度，作用是用以規範自我的內心、言行標準，而不是用來應付社會的說辭，否則淪為“要別人中庸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今人只要把握中庸原則自修，仍能從中獲得事業、家庭成功的智慧啟迪。
圖片來自《左宗棠：家書抵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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