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14代皇帝-明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或称

万历帝,为明朝第14代皇帝,年号万历,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九岁的朱翊钧登基,是为明神宗。在位48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为“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明朝一度呈现中兴景象,史称万历中兴,而在位中期亦主持万历三大征,保护藩属,巩固疆土。在张居正死后始亲政,因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机器运转几乎停摆,征矿税亦被评一大病。万历年间也走向活泼和开放,利玛窦觐见万历帝,开始西学东渐,但同时朝廷内东林党争开始萌芽、塞外又有后金势力虎视眈眈,在其晚年占领明朝东北大部分地区,使明朝退守山海关,终走向灭亡的局面。

明朝第14代皇帝-明神宗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出生时,父亲尚为裕王,母亲李氏为王府宫女出身。父亲裕王的第一任王妃李氏所生二子──朱翊铃、朱翊均早夭。他实际上成为裕王的长子。另,嫡母继妃陈氏无子。

在其父继位后的隆庆二年(1568年),他被立为皇太子,明穆宗对其很有期望,改名钧,意思是“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幼时朱翊钧就十分聪惠,明穆宗在宫中骑马时,年幼的朱翊钧就大叫道“父皇为天下之主,独骑疾骋,万一马惊,却如何是好?”穆宗听后恩喜万分,就更喜爱朱翊钧了,马上下马过来搂朱翊钧在怀里褒赏一番。其母李贵妃教子非常严格,隔三差五就把儿子叫到面前谆谆教诫一番,每次经筵结束以后,都少不得督促考问他今天所学的内容。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贵妃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

隆庆六年,父亲明穆宗驾崩,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而他每天读书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读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以后随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另外他的书法也十分出色,笔划遒劲,经常亲自赐墨宝给大臣,连张居正仔细端详作品,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书法是“挥瀚洒墨,初若并不经意,而锋颖所落却是奇秀天成”,但张居正终究认为他应该成为一位圣君而非书法家,便劈头盖脸奏训一顿,自此直到张居正死后朱翊钧才重新接触书法。

明朝第14代皇帝-明神宗

定陵出土明神宗冕服像

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尚处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即位之初内阁纷争倾轧,阁臣之间关系恶劣,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偶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引起朱翊钧极为不满,最后在张居正与冯保添油加醋下罢免了高拱。太后将一切内务大事交由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军政皆由张居正主持裁决,独握大权。

在小皇帝朱翊钧以及李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清丈田亩,改革赋税,整饬军备,考察官吏,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达1300万石,可支用十年,仅仅是太仆寺的银两储蓄便多达四百余万,国家繁荣昌盛,扭转明中业以来的颓势,是为“万历中兴”。后人在论及此段发展情况时,多归功于张居正的鞠躬尽瘁,而对朱翊钧的倾心委任却往往忽视,实际上,随朱翊钧年纪长大,他也不再是名义上的摆设,张居正可以劝导、利用他干什么,却不能强迫他做出违心之事,因此张居正也有无可奈何之时。

神宗幼年,太后及张居正都希望其成为儒家所倡导的皇帝典范。万历八年,神宗因和太监孙海、容用出游行为轻浮不检,太监冯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数落道“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并拿出以霍光罢黜昌邑王之事威胁神宗,帝师张居正又乘机捉刀,写下罪己诏,言词犀利,以警惕皇帝。虽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认为颜面尽失。一次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音太大,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朝的大臣无不大惊。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江陵(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晚年张居正的权势之大,威权赫奕,连神宗都有所忌惮,曾经有丘岳由亚卿左迁藩参,曾以黄金制对联馈张居正“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奉旨归丧时,地方大员行长跪礼,抚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绝后。而夺情以后,张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恶异,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时人益恶之,神宗亦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为后期清算张居正埋下伏笔。张居正死后,二十岁的神宗始亲政。

古籍文献记载,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屡蠲赋税,生活节俭,如仅在万历十一年间,蠲免并灾伤织造议留就已达银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两。北京干旱,神宗关心民痪,亲自以旱诏中外理冤抑,释凤阳轻犯及禁锢年久的犯人。另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皇上斋戒,亲躬步行将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车辇出,且丝毫没有因骄阳酷日而为难的样子,其举止从容不迫,表现的肃穆得体,百姓能一睹天颜,纷纷举首加额高呼“圣德尔”,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蠲天下被灾田租一年。

朝鲜使者于《朝天记》、《朝天日记》中记载神宗年轻时仪容庄严稳重,额头广阔、下巴饱满,步伐矫健、神采威严,目光炯炯有神、举手投足之间使人敬畏,而帝王气度更是深不可测,是中外一至认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评价“勤于朝政,励精图治,大有作为,足以称道,俨然如一代贤君”。

神宗在军事上任用干练将校,先后主持发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以及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内部统一及宗主国的权威。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如仅朝鲜一役消耗国库便高达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对晚明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万两之巨,远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战,如朝鲜一国势拱神京,地牵关海,蓟、辽之外藩,东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险撤焉,如若不打甚至打败了,明朝都有亡国之危。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而面对萨尔浒之战的大败,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万历皇帝指挥的万历朝鲜之役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万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万历帝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国的形像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国,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没落。但在明清鼎革后,朝鲜对明朝的推崇思念又走向一个新的巅峰,朝鲜君王设大报坛,万东庙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思宗。朝鲜孝宗甚至一度打算北伐清廷,朝鲜士子儒生暗中使用崇祯年号几近三百年,鄙视清朝,并以宋时烈等为首推崇“尊周思明”“春秋大义”,称自己是“皇明遗民”,那怕隐居山中,一生不出仕为大明守节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到近代朝鲜高宗称帝时,大明灭亡已超过二百余年,其即位时诸臣劝进仍是“神宗皇帝再造土宇, 则义虽君臣, 恩实父子...呜乎! 天命靡常, 皇社既屋, 帝统坠地, 独大报一坛, 乃皇春一胍之所寄...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一切礼节皆取自《大明会典》。

萨尔浒之战后,辽东失陷,神宗郁郁寡欢,焦劳国事。隔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皇后王喜姐病逝,神宗心力交瘁,过了三个月(七月)明神宗驾崩于弘德殿,享年五十七岁。临终前遗诏指出大臣应勉以用心办事,以及废矿税,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员等。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钧崩逝于紫禁城弘德殿内,享年五十七岁,在位四十八年。朝鲜一国为此举哀。太子朱常洛立即发内帑(皇帝私房钱)百万犒赏边关将士。停止所有矿税,召回以言得罪的诸臣。不久,再发内帑百万犒边。八月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即位后,内阁先是为万历帝拟谥上庙号显宗恭皇帝,但后来朝臣认为谥号的“恭”是晋恭帝,隋恭帝两位末代皇帝的谥号,先帝圣谟不可殚述,而帝尧运乃神之德,于是后改成为其上庙号神宗,谥号显皇帝。九月,在位不足三十天的明光宗便在红丸案之中暴毙。因光宗即位不到一个月即告驾崩,孙子熹宗即位后葬神宗于定陵。

明神宗遗诏:

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挕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亲贤纳谏。以永洪图。皇长孙宜及时册立进学。瑞王,惠王,桂王。各择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务协恭和衷,辅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次考选幷散馆,科道官俱令授职。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税倂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可释放者释放。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急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丧礼遵旧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民间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为重,勿得辄离本国。各处总督、镇边、三司官地方攸紧,不许㹡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进香差官代行,卫所、府、州、县幷土官,幷免进香。诏告天下,咸使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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