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燥飢寒的生活，並沒有完全扼殺我們尋找做人的樂趣。
上面提起過，我從母親手裡接過沾著秧草碎葉的四毛錢，慌不擇路地跑到火車站，等到大約中午時分，一輛炭車（運煤火車）終於在烔煬河車站停下來。我興沖沖打月臺對面爬上去，車子裡滿滿的煤炭，有很多晶瑩發亮的塊煤，估計是打淮南過來的。我經常出去撿煤渣，對塊煤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讚歎。得貓著腰，不讓站臺上李玉和的工友們發現，再蹭蹭蹭跑到車廂靠南頭的地方，這樣，一是有個扶手，迎面對著火車頭方向，視野開闊些；另外一個，是少吃點煤灰。其實，那是耍小聰明，避開了這節車廂，前面車廂的煤灰照樣肆無忌憚迎面撲過來。
像這種運煤的炭車，一般都會在巢縣站和合肥站停靠，因為需要裝卸貨物，還有添水維修之類的具體雜事。但在諸如烔煬這樣的小站，就很難停靠，除非是出於停車讓道的需要。因為淮南鐵路，都是單道，碰上南來北往的車輛，就一定得靠站讓道。我們那時候，基本上外出都扒炭車，遇上到站不停車的，只好自認倒黴，捱到巢城或者合肥，再扒回程的車。有些性情急躁或者經驗不足的，就跳車，可能他們看過電影《鐵道游擊隊》，覺得縱身一跳瀟灑風流。沒想到，跳車的不是死就是嚴重殘廢。烔煬我所熟識的人當中，就先後有劉、丁、高三位。
我興奮！待趕到巢縣下車，仍然興奮不已。跑到路邊的臭水溝一照，大笑不已。好像在去電影院的路上，有一個水塘，擦洗了幾下，直奔電影院而去。
放映的是《清宮密史》。一票難求。其實是根本沒有票。在烔煬，我們孩子們可以早早地窩在一起，花兩個小時擁擠在充作電影院的區政府大院大門外，對著小蔣或者鄧隊長求爹爹拜奶奶的，趁他們心下不忍，一個遲疑，屁股一擰就打褲襠裡鑽了過去。在巢城，那可不行，人家是正式的電影院，而且也沒有姓鄧的隊長和小蔣什麼的。
荷包裡有四毛錢，捏在手心裡，幹了又溼溼了又幹。就是搞不到票。那時候，沒有票販子黃魚白相的，有票就是有票，沒有票就是沒有票。那時候的人，不那麼浮躁，能耐住性子排隊，當然，加塞的，也是常態。即使沒有票，他們仍然排隊，期望著隨時有什麼奇蹟出現。真服了他們！
轉悠了半天，下一場就要開演了，我急得，巴不得哭一場。就在這時候，我打人堆裡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她在電影院工作，跟我父親平輩的，我們孩子們都叫她“姥姥”，也就是“姑姑”。我知道她，她也認識我，但是我來的著急，沒問清她的地址，估計問了也沒用，家裡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因為平常很少走動。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終於，一屁股坐進電影院的椅子上。長長舒了口氣。擦擦耳廓後面，手指頭仍然黑乎乎的。就聽得洪亮的畫外音，文人們喜歡用“震聾發聵”來形容：
“……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說，是賣國主義的……”像繞口令一樣的開臺詞，繞樑三日不絕於耳。
讓我最感興趣的，是老太后的手指甲，看著看著，就想起來父親在我小時候跟我講的《一千零一夜》裡的情節：老妖婆騎在倒黴蛋主人公的脖子上，動輒就將長而彎曲的指甲，嵌入他的肉裡去。
電影完了！外面淅淅瀝瀝下起雨來。耳朵裡的“愛國賣國”揮之不去。肚子偏又咕咕叫起來。我順著人流往前走。走哪去呢？我不知道，荷包裡剩下的二毛錢，捏得更緊了。
人是社會動物，從眾心態具有普遍性。不成笑話的笑話說，一個人流鼻血，仰起脖子朝天（順便提醒一下，這個動作不可取！）“呼啦”，周圍的一百個人都奮不顧身地仰望天空。儘管什麼也看不到，卻仍然不甘心地持續看下去。從眾，沒什麼不好的，特別是當你下飛機後鬧不清東南西北的時候。跟著人流，至少不會南轅北轍的。當然，在人生路上，有的時候，也不能光是從眾，得另闢蹊徑，比如說我學習英語。
巢城街面上，青石板鱗次櫛比接出來的伸向前方，兩邊還有商家或者住戶人家，街道兩旁都有簷下走道。
我灰溜溜地，斜著小肩膀，穿插在走道上，猛然，就給人推了一把。我樂了。撞我的人，也樂了，估計我臉上的碳灰，經雨水一淋，有些斑馬的風格了。原來是我的表姐夫。表姐夫是個大好人，跟表姐同齡……表姐夫打人流中把我拽出來，轉身就折進了一家雜貨店，掏七毛錢，外加半斤地方糧票，買了一筒合肥張順興冰糖麻餅，往我手裡一塞，什麼也不說，就消失在雨中的人流裡。
麻餅裡頭有好多冰糖豆，嚼在嘴巴里嘎嘣嘎嘣脆，就是太甜。小說《苦菜花》裡，王柬之說：餓了糖也能充飢。說這話，是沒有生活經歷的。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在巢城，那時我是舉目無親。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是在哪兒捱過去的。反正，肚子裡有了糖，熱能不缺，無大礙！第二天麻麻亮，我就奔火車站而去，這回，不是扒炭車，而是順著鐵路，往西北朝龜山方向走。
從巢城火車站到龜山火車站，大概十四里地，人小腿短，捱到快中午才到。路上餓，就吃麻餅，冰糖太甜，一邊走一邊從麻餅裡給摳出來，仔細地放在荷包裡，準備帶回家，誰知回來全化了，招來許多螞蟻。
路上問行人，知道了去巢湖東風石灰石礦的路。原來的名字叫龜山石灰石礦，那幾年時興改名字，“東風、紅旗、躍進”什麼的。現在也一樣，旅館飯店住宅區等等，都用洋人的名字。
我三叔在東風石礦，也不是正式工作，好像是經人介紹，去給那裡的牆上寫大字。一個月四十五塊錢，管住不管吃。那在當時可是個大價錢了，相當於行政二十三級幹部的工資。
三叔仿宋體大字寫得好。粉白的牆上，先用粗鉛筆打上格子，大致把要寫的字，大體輪廓拉出來，然後就用很寬的排筆刷寫，每寫出一筆，得從高高的三角凳上下來，退出老遠的，仔細反覆端詳，以保證不會出錯，保證字寫得端莊上看，因為，紅漆刷在牆上，是不好更改的。我們常常說“白紙黑字”，其實，白牆紅字得更要認真。後來，我們生產隊打外面買回來白色的石頭，我們叫它白瑩石，在東邊山的山坡上，鋪成特大號的字，也就是“萬歲什麼的。”鬧得好幾畝地裡都是石頭，不能耕作，而那些字，經過一個夏天，就全給雜草遮住了。勞民傷地。
石礦高高低低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牆上，或者說，但凡有什麼似乎有點平面的空間，都寫上紅字。什麼"誓死緊跟捍衛……"，長短不一，表達的意思也就那麼回事。
終於在吃中飯的時候趕到了石礦。問人，告之在324號房間。我就納悶，這個中不溜秋的小樓，怎麼就有幾百號房間。一個在廁所裡洗菜的，大聲對我嚷嚷："第一個3，是樓層，就是3樓，後面兩位數，才是房間號"。講出前半句，不就結啦，我又不聾不太笨，幹嘛那麼絮絮叨叨的直嗓門叫。
爬上樓，走道上黑黢黢的，瀰漫著煤油爐刺鼻的煤氣味。許多單身職工，都用煤油爐做吃的。記不清那天午飯吃的什麼了。下午三叔去寫字，我百無聊賴地轉，聽到廁所裡自來水嘩嘩的，猛然覺得應該"寬衣"一下。男女廁所還是認識的。男廁很長的一間，進門右邊是鱗次櫛比的蹲坑，左邊是一長流的盥洗池。兩邊都暗暗的。我挑一箇中間的坑，從容不迫地蹲下。兩天漂泊不定的生活，腸道就有些遲鈍了，好歹，廁所空間大，顧客寥寥無幾，沒那麼多的臭氣，其實，做午飯的煤油爐的氣味，鋪天蓋地的，鼻孔裡總是回味著，也沒空間再充塞廁所的氣味。
轉眼就到晚飯時間了，就見一個又一個婦女，提籃搬洗臉盆的，進來洗菜。對我，那是旁若無人熟視無睹。漢字裡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就是在說我。有些地方，男女之間沒有那麼多的避諱，可是我們那，跟“有些地方”，那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三叔在晚飯後，陪我一道去龜山火車站，送我趕晚趟車回家，送到了以後，他就隻身回宿舍了。可是，過了三四個鐘頭，我又沓巴沓巴地，隻身回到324號，因為，當時我站的地方，沒有月臺，客車過來的時候，車廂臺階太高，費了九牛二虎力氣，終於爬上去，還沒喘過一口氣，肩膀頭一緊，“哐”，就給列車員拽下來了。
只好在三叔那裡將就一下過夜。至於睡在什麼地方，記不得了。不清楚的，直接略去。很多人都說我好記性，家鄉俗話說小狗能記得千年屎，那麼我，也就是老狗能記得什麼什麼的了。其實不然，寫東西，當然得挑能記得而且記得非常熟悉的去寫，僅此而已。
巢城窩了一天，龜山又是一天，到第三天下午，三叔終於聯繫到一輛去合肥的大卡車。我，這回是名正言順的乘客了，興高采烈地“衣錦還鄉”。儘管我是站在敞篷裡，但我自豪，有點像66年北京九門提督式的檢閱勢派。
車過了中垾，我就激動，所謂“近鄉情更怯”。沒容我高興多久，大卡車就打彭山崗下大坡。風，鼓起來吧，啊！誰承想，到坡地時，抗旱的農民打路上開了一道排水溝，車子一個“哐當”，我襯在車廂前面橫樑上的下巴，狠狠給“咬”了一下。
卡車在烔煬中學路口把我扔下，離家一公里，小菜一碟。我忍住下巴的痛苦，荷包裡揣著還剩下的一個麻餅。奶奶見到我，也沒罵，也沒特別的高興，就好像我剛剛打外面拾柴火回來一樣。我遞給奶奶那隻大麻餅。奶奶笑了笑，好像又沒問個來龍去脈什麼的。
後來，讀馬克吐溫的小說《湯姆歷險記》和《哈克歷險記》，我樂了。
巢城，後來去過很多回。（節錄）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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