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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件事，按照重要性的排序是： 思維模型 ， 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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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模型的多樣性和靈活性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底層思維模型都是錯誤的或者狹隘的，那麼你上面思考和解決的問題都可能失去意義。
比如說，普通人對於哈佛大學的思維模型是”某個知名大學“， 但另外一個思維模型把它看成是 ”偽裝成學校的，一個享受免稅待遇的大型對沖基金 ” ； 普通人把俄國看成一個歐洲大國，但有的人把它看成“一個假扮成國家的大型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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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 比如說大部分人想的問題是如何賺錢。 但另外一個角度是，把提出的問題轉換成： “如何把每天不高興做或沒有興趣做的事情的時間，壓縮到接近於零， 順便再把生活費給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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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這個是最後才需要做的事。因為現行教育體制導致人們思維模型非常侷限，也沒有主動性去提出新的問題，所以大家都去擠著解決那些同樣的問題，而擁擠導致問題更難解決/代價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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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大學的舊思維模型：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上一個名校，可以有更好的圈子，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就會有個更好的未來。所以很多家長不惜一切代價，推著孩子上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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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思維模型是：從學習知識的角度看，單個大學所能提供的資源現在遠不如另外一個增長極快/完全開放/無需考試認證/大部分資源免費的大學：“互聯網”， 而且二者的差距正在拉大。大學的一個副作用是，年輕人會把自己個人的身份理念認同和所就讀的大學的圈子綁住一起，對大學外的不同圈子和不同思維模型產生本能的排他情緒。對於一個真正內心有極強驅動力的人，對於一個自己可以建立開拓自己圈子的人，大學不再是唯一的選擇，名校不一定是個值得拼搏爭取的對象。 如果你在世界各大社交媒體上有大量的文字或音像作品被傳播 （或者 Github 上編寫的程序），被市場直接認可，名校的學位認證還有多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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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找工作的舊思維模型：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在好學校學到某些專業知識，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獲得好的薪水， 然後從此幸福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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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外一個思維模型是：從人工/原材料到真正付費的終端用戶之間，有一條長長的價值鏈。 找工作，本質上是在被前人定義好的價值鏈上的很小的一塊上 （就是所謂的專業），拼命努力，想佔有一席之地。
但打工者，對於整個價值鏈傳遞的機制，對於自身在價值鏈上的位置，自身定價權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甚至一竅不通的。 一份優厚薪水的工作，容易讓人沉醉於虛假的安全感，不用直面搶奪市場搞定客戶的殘酷現實。當裁員的噩耗來臨，安全感被粉碎後，必須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在價值鏈上的位置。如果真正理解價值產生，傳遞，被認可和獲取的機制，會發現很多不同的道路讓你獲得你所需要的回報，而它們往往大大優於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問題的本質是對價值鏈的理解和自身在價值鏈上的站位選擇，而不是去爭奪那些被前人定義好的專業和工作， 併為此去學習一些非常狹隘的甚至早已過時無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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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因為我們的思維模型比較單一，所以大腦裡想的就是解決某幾個特定模式的問題。 一旦模式固定後 （就是所謂的專業化），變成存量博弈，只是在局部做些“螺螄殼裡做道場”的優化， 非常枯燥繁瑣。而當現實中的某個被忽視的變量發生了數量級的巨大變化後，思維模型可能徹底改變，原來要解決的問題已經不再有意義。這時會有很長的時間窗口，去解決新的問題不僅相對更輕鬆，而且回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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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們很少思考通過改變底層思維模型，去解決更容易的問題？
Peter thiel 關於難度和價值的關係有這段闡述：
“激烈的打破頭的競爭，使大家競爭的目標更難獲取。難度成了價值的代理物。 但是價值和難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當價值並不存在的時候，你只是為了競爭而競爭。基辛格有一句貶損學術界的名言，精準描述了對於價值和難度的混淆：‘至少在學術界裡，戰鬥如此激烈，正是因為爭奪的利益太小了'.
這看上去是對的，但也很怪，如果爭奪的利益這麼小，為什麼人們要去拼命爭奪，而不是去幹點別的？我們只能猜測：也許這些人不知道如何辨別什麼東西有價值。也許這些人只能理解難度是價值的代理物。也許這些人被競爭的浪漫情懷所洗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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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強烈需要其他人來驗證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義。即使是很明顯的長期利益極大的事情，如果沒有很多人贊同這個理念，那麼追逐的過程會倍感孤獨, 不斷自我懷疑。更何況在實際操作中會有長時間的不確定性和挫折。不確定性和挫折並不等同難度，但缺乏來自社交圈內的持續鼓勵和讚賞會讓人惴惴不安。(有多少人會不斷查看朋友圈的點贊？) 缺乏經驗閱歷的人，更容易在這種孤獨和不確定性的恐懼中打退堂鼓。人們情願參加舊思維模型內的確定的，實際利益不大而競爭激烈難度極大的戰鬥 (競爭的激烈程度正好不斷強化暗示這個東西值得爭搶)，也不願追逐新思維模型裡的不確定的，但實際利益可能極大而競爭者寥寥難度不大的孤獨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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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一件事，在不同思維模型之間的轉換，需要新的底層基礎設施的完備。 底層基礎設施的完備，需要時間，會有波折和反覆。當改變在底層悄悄發生時，被舊思維模型洗腦的大多數觀察者往往會忽略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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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馬達技術 1880 年左右就出現了。和蒸汽機相比，它能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可以安裝多個小馬達，各自驅動單個機器。 這些馬達也可以單獨控制開和關。這個技術顯然比當時的驅動工廠的笨重的蒸汽機要先進多了。但在 1900年的時候，美國的工廠只有 5% 是電力驅動。 很多建造工廠的創業者在做了各種可行性分析之後，還是選擇老的蒸汽機驅動模式。美國的工廠，花了四十年的時間，才從蒸汽機轉型到電動馬達。為什麼要這麼長時間？因為新技術，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工廠架構的設計。重新建造設計，不僅成本昂貴，而且一開始該如何建造，並不十分清楚。電工不懂建築，工廠的建築師也不是電工。所以花了整整四十年才積累了足夠的知識，來建造電力驅動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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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通用電氣的一個廣告宣傳內赫然寫道：
你一定要支付小型化的高昂代價嗎？
“如果你要在市場上買一個電子計算機或者其它電子系統，問一下自己： ‘我真的需要小型化和輕便的移動性嗎？’如果你不需要，為什麼要為此買單？電腦體積減少一點點，最初成本可能要翻一倍。 在一個典型的電腦應用中，一個價值一塊一毛五的電子真空管，可以實現三到五個單價為兩塊錢的半導體元件的同樣功能。當你意識到一個辦公電腦內的零部件數量時，過度小型化的高昂成本昭然若揭 ”。
最諷刺的是,宣傳單底部赫然印著自嗨的口號：“進步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Progress is our most important product - General Electric ）
這類詭辯的致命誤區在於：其假設有時效性。就是說，雖然晶體管單價當時很貴，但是大規模量產後就迅速下跌。而數量的大規模增加，導致其可以實現以前真空管完全做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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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當電腦開始在辦公室普及時，主要應用在於文字處理，電子報表和數據庫軟件，但是經濟數據上似乎沒有顯示明顯的效率提高。 當時所謂的“著名經濟增長的思想家” Robert Solow 曾說： “你可以在所有地方看到電腦時代的來臨，除了生產效率的統計數據”。 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有多個原因：第一，電腦最初的應用如文字處理，一開始並不直接影響產出的效率。第二，金融和保險業大量使用電腦，但是其對產出效率的定義方式，並沒有能夠真正反映出電腦在方便和快捷上的影響。第三，新的電腦系統和舊的紙媒系統同時運營並存的時候，需要更多人力物力去管理協調。第四， 從購買安裝調試軟硬件系統，到真正經濟效益的體現，有長時間的遲滯。 也有很多項目因為當時技術水平限制，無法成功運營，被迫夭折。
最終這個悖論被徹底擊碎，要等到九十年代末，在大量辦公電腦接入互聯網，可以高效交換數據，完成以前無法完成的事情之後，才蓋棺定論。而這種萬物互聯的可能性，完全不在舊經濟學家的思維模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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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幾個例子可以構建下述“關於思維模型變遷的思維模型”：
i） 某個新技術性能的大幅迅速提高，有心的觀察者慢慢可以看到新的產業價值鏈的形成，取代老技術的價值鏈。 新老價值鏈的區別，不僅僅在於簡單的幾個性能上的可比的參數，而是當新技術在部分性能超越老的模型之後，形成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態下的新思維模型， 就像電腦不只是文字處理還可以互聯共享數據，iphone 不只是用手機上網發 email 還可以支持各種複雜的移動應用, 等等。
ii） 新技術在基礎設施還未完備打通之時，進展緩慢艱難，很多許諾的遠景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實現。
iii）舊思維模型的從業者會強烈鄙視新模型裡的窮酸開拓者，他們的很多邏輯在一定的時間內確實很有道理， 但他們沒有考慮到新技術和基礎設施的持續發展導致超越其思維模型的變遷。
iv）因為他們拒絕理解新的思維模型，所以他們總是用老的模型裡的參數來衡量進展，而這種測量在新技術早期還很不完善的時候，尤其是一些新技術的早期開拓者倒閉或者遇到暫時的困難時，往往會強化老人的偏見。
v) 另一方面，一旦人們的大腦對某事建立起思維模型，相反的事實很難讓他們糾錯，而只會促使他們把理論變得更復雜，讓其內心自洽。就像某哲人曾說，“如果你折磨（一堆大）數據足夠長的時間，它會承認任何事情。” ( If you torture the data long enough, it will confess anything )
vi) 但新技術產業鏈一旦慢慢打通，越過一個臨界點後，會突然爆發蓬勃生機，會實現一些舊模式下無法想象的事情。而老技術的產業鏈則因此會開始迅速崩潰。作為一個投資者，在此時應當對新模式裡的有壟斷優勢的領先者不斷加倉。作為一個新入行的從業者，新技術產業的爆發期產生的紅利，容易產生把大環境和個人智商混為一談的飄飄然的幻覺。
vii) 即使倒塌後，舊思維模型內的從業者很長時間內將拒絕直面現實。部分在舊的領域極為出色/受人尊敬的專業人士，對自己付出多年職業生涯的老思維模型的轟然倒塌，會表現出極為幼稚，偏執和歇斯底里的情緒。他們在你心中的人設也將就此彤塌。他們是一面鏡子，提醒你以後不要重複其錯誤。美國心理學家 Paul Watzlawick （1921-2007）曾說 :
"這是一個普遍的人性的問題：一旦我們找到某種解決方案，尤其是在這個過程中付出了較大的焦慮/期盼的代價後，我們為此解決方案付出的昂貴代價會讓我們自願地扭曲現實來適應我們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改變解決方案本身"。
viii ) 即使部分老模型下的從業者想直面現實，也沒有能力迅速參與競爭，因為他們在新模型的價值鏈上沒有過深厚的佈局，和大家起點差不多，他們在很長時間內將沒有任何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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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總結思維模型和其變遷的規律，市場參與者對價值觀的理解和追求成為一種下意識的盲目本能。這種本能，會因外界噪音持續製造的巨大焦慮，而自我強化，讓人們不斷奔波在一個又一個非理性競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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