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聖人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我們的大詩人陶淵明則很直率的吟詩道：“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擬輓歌辭》）而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活著的人必然有一天他將死亡”，“但他將死於疾病，或忽然暴卒，則尚未確定”。培根在《論死亡》中則主張：“與其視死亡為恐怖，不如採取一種宗教性的虔誠，從而冷靜地看待死——視之為人生必不可免的歸宿，以及對塵世罪孽的贖還。”（《人生論》，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4頁）死亡是人類共同的最終的歸處，這已是一種共識。那麼，那些偉大的文豪們，又是怎樣死去的呢？
和大多數人一樣，作家也主要是死於疾病。我們的建安七子，有五位就是死於當時流行的疫病（另兩位已經在疫病爆發前幾年死去）。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王粲也是。那一年，是公元217年。
西方作家，濟慈、契訶夫、卡夫卡、高爾基，等等，都是因肺結核而死。（高爾基的死也有陰謀論一說。）司湯達、福樓拜都是突然中風去世。左拉在《法國六文豪傳》中回憶了福樓拜臨終的情景。福樓拜的好友都德、弟子莫泊桑，還有王爾德，則是在梅毒的後遺症的折磨下逝世。（福樓拜也患過此病。）隨著艾滋病的出現，也有文人因此而斃命，如法國學者福柯。
約翰·濟慈
自殺是很多文學作品中提到的話題（如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巴爾扎克的《驢皮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等），或者說書中主人公採用到的手段（如少年維特、安娜·卡列尼娜、基裡洛夫、斯塔夫羅金、馬丁·伊登等），也是不少作家喜歡採用的一種極端方式。日本作家似乎對此喜愛有加，太宰治、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都是這樣了結自己生命的。西方作家則有本雅明、伍爾夫、茨威格、海明威等。本雅明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絕望地吞服了大量的嗎啡（1940年），伍爾夫選擇了投水（1941年），茨威格和第二任妻子在巴西服毒自盡（1942年），海明威則用一支獵槍轟碎了自己的迷惘（1961年）。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自殺的作家，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屈原，失落的他“自投汨羅以死”（《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時間近一點的，則有王國維、朱湘、老舍、海子、顧城等。
阿爾貝·加繆
因各種意外而殞命的也不在少數，特別是交通意外，例如車禍，法國作家加繆，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都是因為這類事故而喪生。加繆的車禍發生得很突然，那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後兩年，才47年，大多數的得主都是大於這個年齡才獲獎的，他也成為了這個獎項最年輕的逝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部分都活過了六十歲，活到耄耋之年的也不在少數。）在他的遺物中，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說手稿，即帶有自傳性的《第一個人》。而瑪格麗特·米切爾，只留下了一部長篇小說《飄》。
斯蒂文森
猝死也算是一種意外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搬櫃子撿掉到地上的筆時，血管破裂，當天亡故。當時他正在準備創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斯蒂文森與之相似。不重視作家生平的納博科夫在談論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時特意講到了他的死亡：“作者的命運往往與他們作品命運相同。老托爾斯泰在一九一0年離家出走，四處漂泊，最後死在車站站長的房間裡，旁邊就是轟鳴而過的列車，正是那呼嘯而過的列車壓死了安娜·卡列尼娜。斯蒂文森在一八九四年死於薩摩亞群島，他的死具有某種意義，它以奇妙的方式模仿了他的幻想作品中的酒的主題和變形的主題。他到地窖裡去拿一瓶他最喜歡喝的勃艮地葡萄酒，在廚房裡起瓶塞，然後突然大聲呼喊他的妻子：我怎麼了？這樣奇怪的感覺是怎麼回事，我的臉是不是變了模樣？——接著就摔倒在地板上。他的腦血管破裂了，一個兩個小時內便一切都結束了。”（見《文學講稿》，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第229-230頁）
其他的意外則有，如雪萊遭遇風暴而覆舟溺亡，愛倫·坡酗酒，傑克·倫敦服用嗎啡過量（也有猜測是自殺），等等。我們的大詩人李白，既有像愛倫·坡醉死的說法（這是《舊唐書》所載），也有像雪萊溺死的說法（據說是民間相傳，比較浪漫，說李白是到水中捉月去了），還有病死的說法。杜甫的死因也有多種考證，其中一種說他是飢餓過度，一下子吃得太多撐死的，這無疑是我們杜詩的讀者最排斥的，畢竟不太體面吧。
如果我們要繼續分類，也許還可以加入決鬥，普希金、萊蒙托夫這兩位俄國大詩人都是在決鬥中受傷而身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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