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風青楊
“煎餅攤大媽月入3萬，而讀了985，211的你，為什麼還一無所有？”、“大爺賣燒餅8年，浙江7套房”、“山東煎餅村，家家買豪車，蓋別墅”。對於煎餅攤，坊間一直不乏各種“神話”，彷彿其是無本經營、一本萬利的典範。然而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對這個小業態進行剖析後發現：經營1家小小的煎餅攤其實沒有我們想象中容易賺錢。(新浪財經）
這樣的新聞這幾年好像尤其的多，比如：石旺軍在武漢賣烤紅薯，他說去年秋天和冬天，一天賣100多斤，一個月賺一萬多。在武漢做手機貼膜生意的趙周橋說，三年前最多一個月掙3萬，現在做滿30天，一個月掙1.5萬。河南大學大三學生胡睿文，拿5000元壓歲錢先進了一批箱包在網上銷售，後又陸續上了鞋子、絲巾等，一年營業收入達到80萬元！21歲的她已成為某護膚品網店4城總代理，月賬面交易額近百萬…有一種新聞，叫別人的貼膜，別人的烤紅薯，別人的網店…（南方日報）
這個時代，錢已經成了衡量一個人最重要的標準，但是動不動有人說如何年入百萬，年入千萬。不論是賣煎餅的大媽，還是賣烤紅薯的大媽，彷彿只要“月入三萬”就連吵架都變得特別有氣勢。但衡量一個行業的前景最基本的指標就是准入門檻，滿大街都可以是賣煎餅的攤（只要城管不攔你），成本最低幾百塊或者幾千塊就可以開張，也不需要太高的專業技術，這樣的行業能不動不動就“月入三萬”？
還記得上海那位做蔥油餅的老伯嗎？人家可是專此一行做了34年，上過BBC且每天都是顧客排長隊還要限量購買，他的蔥油餅的賣價也比煎餅的價格要高。照理說，他的收入應該要比這位賣煎餅的大媽收入高吧？
這位上海老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我現在每天賣300個左右的蔥油餅，每週休息一天，然後再去掉請鐘點工幫忙的費用和其他成本，每個月能賺到一萬多塊錢，無法支付那麼高的房租。而且我身體不好，如果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開店，身體吃不消。今年夏天停業了兩個月就是去住院了，我的腿部靜脈曲張很嚴重，就是做蔥油餅的時候每天站立的時間太長了，平常6點鐘開門，下午3點差不多賣完，要站近10個小時。”
事實上，媒體報道“煎餅大媽”月入3萬，和以前的手機貼膜月入一萬五一樣，也不乏譁眾取寵、吸引眼球的考量。必須明確，即使真的某一個月“月入三萬”，這樣的收入在這兩個行業只是個別甚至小概率事件，但這些報道“正能量”的媒體記者難道不知道內情嗎？如果知道，新聞記者標題為什麼還這麼處理？難道真如網友所說：這是新聞技術需要，追求的那是個“吸睛效應”，要的是瞬間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所以弄了個“此處是金山，趕快來貼膜”的震撼標題？
有網友更是現在說法稱：真能編啊，當我不認識賣烤紅薯的大爺啊，我是東北人，一年裡能烤多少天？一天能賺多少，在室外凍得要死要活的，那大爺有個兒子，結婚時都沒錢給兒子買房子，老倆口和小倆口住在50多平的房子裡，要按照這個新聞的寫法，那大爺都得富得流油，處處是別墅了。
但單從數字來看，“煎餅大媽”月入3萬足以“秒殺”諸多高學歷白領，無怪網友紛紛表示“羨慕嫉妒恨”。不過這份嫉妒多少有些矯情—有多少人能承受““煎餅大媽”工作的艱辛、適應其工作環境呢？大多數人怕是寧願拿著低工資而光鮮亮麗地坐在寫字樓裡，也不願高薪去體驗“煎餅大媽”那“早出晚歸、缺乏保障”的練攤生活。他們起早貪黑，為了佔好位置不分晝夜，全年無休還沒有五險一金，養老也是大問題，而且他們無照經營的剋星顯然就是執法大隊——城管，見到城管，生意就沒法做了。
更重要的在於，月入過萬，其實只是一個表象，更本質的問題在於，散工式的小攤小販，多為外來務工人員，工作性質、戶籍壁壘都使他們與穩定的社會保障絕緣。風餐露宿、起早貪黑的勞累不說，還得時時提防無處不在的城管執法，而他們又沒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行業組織，維權平臺闕如，協商、溝通能力孱弱，更無形中增大了他們的生存壓力。綜合各種因素觀之，所謂三萬的高收入，不過是紙上畫餅，看起來很美罷了。
但部分媒體總翻來覆去的報這樣的新聞，用意何在呢？當下一大堆青年出路艱難，將一個未必是範本的事件炒作成了致富新方向，難免誤導了公眾，還要教育強國嗎？讀書十幾年，還不如早點去擺攤？不能否認有人確實能在這些行業賺到錢，但也不至於那麼誇張，而且也只能是個例！大部分從事這些行業的人，生活也不是說那樣好！這樣的報道，想達到什麼效果呢？
作者：風青楊 ：知名評論人。一個有趣的人，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嫉惡如仇，從善如流！ 微博@風青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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