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堪称明清两代制度之父，他为明朝所定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奠定了官制、兵制、法制的基础，乃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大明律》不啻是一部刑法典，简直是明代治国理政的总章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明律》就是明太祖对有明一代制度的顶层设计。
明律的内容大多为清律所沿袭，从而对清代的政治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世祖入关后，原有的满洲旧律已不再适应统治需要，遂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冶罪，同时以“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为原则，于顺治五年﹙1648﹚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除个别条款有所增删改并外，无异于《大明律》的翻版。
(大明律)
秦汉以来二百多名皇帝，数朱元璋出身最为贱微。17岁时父母、兄相继亡故，孤苦无靠，入皇觉寺当了和尚，不久就被遣散，生活再次失去了依靠，只得四处乞食。名为游方僧，实为叫花子，备尝生活之艰辛。“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朱元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
三年多的流浪生活，扩大了他的眼界，磨励了他的意志，也使他熟识了皖西、豫东的地形，为日后的鸿图大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回寺后又过了三年多，皇觉寺被官军烧毁，使他再一次失去了安身之处。“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起而抗争”，走投无路的朱重八投奔了红巾军郭子兴部。
重八“度量豁达有智略”，从军不久便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又将义女嫁给了他。从此人们称他为“朱公子”。他也起了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奉命回家乡招兵。他以旧时伙伴与同乡徐达等人为骨干，招集了七百多人。次年，他发现郭子兴“无足以共事”，乃带领二十余名心腹另谋发展。
在家乡附近逐步扩充队伍后，朱元璋率军南下，克滁州，援六合，下和州，势力渐增。一天，李善长到军营求见。
朱问：“四方战斗，何时定乎？”
李答：“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明史·李善长传》）朱元璋出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与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地沛县（今江苏沛县）相距不远。除出身皆贱微之外，两人相似之处颇多。朱元璋行事多仿刘邦。
张良说过，“沛公乃天授也！”朱元璋北伐前祭祀神祗，诏告将士说：蒙元入主中原，“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元末大乱是“天厌其德而厌之”，“予恭承天命，罔顾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把逐鹿中原说成“承天命”、“复汉官”。
又如，洪武初，朱元璋仿效刘邦，徙天下富民于凤阳、南京，说：
“昔汉高祖徙天下富豪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太祖实录》卷210）被徙到凤阳的一些江南地主，留恋家乡的生活，常扮成乞丐返乡扫墓，沿途唱着自编的花鼓调：“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发泄对明初徙民政策的不满。
朱元璋以李善长等人为谋士，并采纳他们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根据地以定天下、建立帝业的建议。
1368年，在南征北伐的凯歌进军中，朱元璋称帝于金陵，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史称洪武帝。
从25岁投奔红巾军到40岁即皇帝位，朱元璋用15年时间实现了从和尚到皇帝的宏伟志向，又用两个15年成功地措办了三件大事：收揽民心、争取人才、建立制度。
这三件事互相关连，又互为运用，为洪武开国垂统奠定了基础。
凡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渐坏，国祚渐衰。有经久之制度，即有历久之国祚。蒙元以武力得天下，也以武力治天下，法度尽紊，实无制度可言。洪武开国，一切扫除更新，其创意所成之制度，奠大明二百七十七年国基。清承明制，又奠二百六十八年之国基。（参见孟森《明史讲义》）洪武开国所创制度，举其要者，计有：一、官制；二、兵制；三、法制；四、田制；五、学制。
官制又分中央与地方：
中央官制以废宰相为特征，集政、军、法三权于皇帝一身。
明初，中央官府的设置沿袭元朝。丞相胡惟庸之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洪武帝大怒，令其抵死，并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
洪武十三年，又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处以极刑。
胡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废中书省，并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
丞相废除后，其事务由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分理。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行政大权由是集中于皇帝。
明初，设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后因其权太重予以废除，改由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卫所，并使其与兵部分权。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两者互为牵制，军权由此也被分割，便于皇帝一人操控。
设都察院和大理寺，与刑部合称“三法司”。刑部承受天下刑名（刑罚），都察院检察百官，大理寺主管驳正（辨驳纠正），最终由皇帝一人裁决。
又在中央设置通政使司，接纳天下臣民的章奏。
凡此种种，旨在集行政、军事、司法三大权于皇帝一身。皇权与相权至此合一，达致顶点。
洪武所定中央官制，简言之，叫“中央集权，集于皇帝”。
地方官制以行省为重点，把行省权力一分为三，分属都指挥、承宣布政、提刑按察使司。
都指挥使司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掌一方之军权。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最高行政机构，提刑按察使司为一省最高司法机构。
后在地方增设巡抚，都、布、按三司均为巡抚属下。遇重大案件，须三司合议，报告巡抚，听命于中央（部院）。
洪武所定地方官制可以“地方分权，分为三司”简括之。
此外，明朝的皇帝广设耳目与爪牙，比如：
- 锦衣卫，系朱元璋创意而设，洪武十五年（1382年）成立，为国家搜集情报的机构；东厂，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为国家的特务情报机关；西厂， 由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目的是为加强特务统治；内行长，由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初年（1506年）设立；内行长自成系统，其侦缉的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列。
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内行厂合称“厂卫”。
锦衣卫长官由皇帝亲信或心腹担任，其下领有十七个所及南北镇抚司，除侍卫皇宫外，专职掌管侦察工作，名为“缇骑”，实为内廷侦察机构。
兵制可分卫所、兵役、屯田：
卫所制是明朝军队的编制。洪武元年立军卫法，分屯设兵，控扼要害。一郡设所，连郡设卫。自京师至地方皆设卫所。洪武七年更定制度，以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全国军队均按此编制编入卫所。征伐统于诸将，无事散归原地。
卫所军早期来源于：（1）随朱元璋建国的从征兵；（2）元朝及各割据势力的归附兵；（3）由囚徒组成的“恩军”；（4）从平民中征调的“垛集军”。以三户民户为一垛集单位，其中一户为正户，出一丁充军役，另两户为贴户。正军死，由贴户丁补。
兵役制以世兵制为主。为确保兵员稳定，明继承前朝军户制，规定卫所军士和武官全部世袭。军户由都督府管辖，免除一丁差役。若军户逃亡或死绝，派人到原籍勾取亲族或贴户顶替。
募兵是朱元璋起兵时扩充军队的主要手段。明初曾断续采用，但规模不大，没有成为征集兵员的定制。
(明朝军队)
屯田制系为解决军队粮饷而设立的制度。
屯田分军屯与商屯。军屯始于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军士屯田自给，要卫所军卒，一部分负责戌守，一部分从事屯垦。后逐渐形成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的定制。
每个军卒给田15--50亩，并发给农具、耕牛，屯田军户须上缴税粮，每亩一斗。
明初各卫所屯田总数达89万顷。永乐元年（1403年）屯田军卒缴纳税粮占全国总额的43%。
商屯乃商人在边地雇人屯田，以解决边防线上的军粮供应。
法制可分律令、律、诰三类：
“大明律令”颁布于洪武元年，以吏、户、礼、兵、刑、工为纲，又作注释，名为“律令直解”。
《大明律》颁布于洪武七年，共606条。朱元璋犹以为律条未妥，命详加考订，裁为446条，仍称《大明律》。
“大诰”颁布于洪武十八年，凡三篇，共204条。洪武帝发现诸多犯罪为律文所不能赅详，又怕百姓不了解法律，特采辑各种犯罪条例制订而成。
“大诰”本为律条的一种补充。
据朱元璋解释：“法令者，防民之具，辅助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明实录》洪武二十八年）诰对“真犯”（重罪犯）的处刑较律为重，而对“杂犯”（轻罪犯）则较律为轻。而诰文又较通俗、具体，针对性较强。
洪武三十年，帝将“大诰”择要归并入《大明律定本》，并颁布实施，是为《大明律诰》。
洪武帝对这部法典特别慎重，亲笔作序，又御午门，召集百官宣谕。次年便辞世。这部《大明律诰》足足耗费了朱元璋三十年的心力，与临御相始终。
洪武所定法制开明清五百年法制之先河，功不可没！
田制包括户籍、赋役、土地三制：
一为户籍制度。 洪武初年，“籍天下户口”，即调查全国户口，分置“户帖”、“户籍”，上书姓名、年龄、居住地。户籍归户部掌握，户帖交百姓保存。每逢郊祀，中书省必将户籍簿陈于祭坛下，祭毕而收藏。
元末以来，兵荒马乱，战火连绵，户册或毁于兵火，或严重失实，不足为凭，“民有一户应数十户差役者”。因此，整理户籍刻不容缓。称帝前，朱元璋多次下令在其控制区域“籍户口”，称帝后即扩大到全国。
二为土地制度。洪武二十年，帝命丈量天下田地，又为征派赋役而编制一种士地登记册，以所绘田亩状如鱼鳞而得名，筒称鱼鳞册。与以户口为主的黄册不同，鱼鳞册以田地为主，册中注明田地的“经界”、“产权”，及土地的“坟衍”、“高下”、“沃瘠”等。
黄册与鱼鳞册经纬结合，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使赋役的征收有了确实的根据。
三为赋役制度。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110户为一里，10户为一甲。110户中推丁粮最多的10户为里长，余百户分为10甲，十人为甲长。里长管一里之事，甲长管一甲之事。
赋与役，名可分实不分。明代田赋不是土地税，而是役，且为正役。当差即是纳粮。岁役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每十年轮流一周。
每十年将户籍册清理更造一次。每册誊写四份，一上户部，一上布政司，一上府，一上县。上户部者供帝稽阅，特用黄纸裱装，故称“黄册”。
朱明王朝以农为本，土地与人口乃农本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掌握了这两项资源，就掌握了国家的命运。
国运兴衰取决于财政收入多寡，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赋从田出。朱元璋十分重视田亩与赋税。称帝当月，即派164人前往苏州、松江等地核田亩，定赋税。帝指示中书省曰：兵火之后，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没有增损。征敛失中，百姓必生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不能超过限度损害百姓。养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
朱元璋为新朝所定田制从根本上奠定了上述官制、兵制、法制的基础，实乃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学制包括学校制度、科举制度。
明朝的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两途并用，设计并安排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制度，以培养王朝的后备官僚。所谓“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就是这个意思。
明代学校分为府、州、县学与国子学两类。
在府州县学读书的学生称“生员”，在国子学读书的称“监生”。
生员可入国子学就学，也可以通过科举一途入仕做官。监生结业后可直接做官，或经科举做官。
洪武年间，许多监生经短期读书，即派往各地“历事”，任教、清军、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多用监生，个别监生甚至超擢为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官员。
明朝的科举制度沿袭前朝。洪武三年，诏设科举，使中朝外朝文臣皆由科举而进。十七年，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以为定制。
明代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三年大比”之制。每逢子、午、卯、酉之年，各地生员（非生员不得参加）齐集于所属省省城参加“乡试”，考取的叫“举人”。次年各省举人齐集于京师，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考取的叫“进士”。
殿试紧接会试举行。会试中试者均可应试。以一、二、三甲为名次。一甲三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与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各若干名，均赐进士出身，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
殿试由皇帝主持，中试者皆为天子门生。
(明朝的科举制度)
洪武所创学制两途并用，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相互契合，君师合一，又政教会通，实乃一大创制。
古代汉语无“制度”一词，只有“制”一字。自秦始皇始，
帝“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制”便成了皇帝的专用词，用以指皇帝的命令。衍生词有制诰、制书、制诏，均为不同形式的皇帝命令。
作为动词，“制”的含义是用强力约束。制度的功能即源于此。
作为名词，“制”的含义等同于现代汉语的“制度”一词，用以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本文所说的“制度”即属于此范畴。
制度，乃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由人创设并安排的，也是与人合为一体的。
任何一项制度倘若离开了人，便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把一项项制度拆卸开来，显现的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明初的制度从名义上讲皆为御制钦定，实为洪武帝命令的汇编，都是皇权的体现，因而神圣不可侵犯。制度的强迫性来自至尊无上的皇权，使人敬畏、信服，也不容置疑。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及内在的用意。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国赋无准”，乃明太祖创制之外在需要。
创立官制，意在解决政府内部职权如何配置的问题；
创立田制，意在解决养育政府的赋税征收问题；
创立兵制，意在解决如何用武力保卫政府免受他人侵犯的问题；
创立学制，意在解决政府该交付哪些人，以及哪些人可参加政府的问题。
如此等等，无有例外。
明太祖何以如此重视制度建设，答案或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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