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是漢武帝死後的一場重要國策論辯，當然也不排除有霍光藉助賢良文學輿論力量對付財經權臣桑弘羊的政治用意，但是這場論辯也確實是一次對武帝時代國策的重要反思。
在這場論辯中，賢良文學對武帝朝征伐匈奴造成財政危機的事情進行了批判。作為武帝政治遺產的擁護者，桑弘羊則不遺餘力地為漢帝國的鐵血政策進行了辯護，在《鹽鐵論·結和》一篇中可以看到桑弘羊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
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
林峰版漢武帝
桑弘羊的這段話其實是對漢初至武帝時代匈奴政策的一個簡單梳理，漢初對匈奴採取的是懷柔和親政策，而且是“所聘遺單于者甚厚”，但是這種讓渡經濟利益換取和平的手段並不有效，匈奴依然是“暴害滋甚”。武帝時代則一改懷柔舊策，認為匈奴只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即只能用武力打服，而不能指望什麼以德服人，所以才有了武帝時代對匈奴的長期戰爭。
從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馬邑之戰”開始，一直到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輪臺詔”頒佈，漢朝對匈奴政策進行收縮性調整，武帝時代與匈奴的戰爭一直持續了44年，其中大戰不下十場，小戰不計其數。
鹽鐵會議
沉浸於強漢武力的歷史記憶中，或許只會看到匈奴大敗，勢力被逐出河西、西域和漠南，發出“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的哀嘆。但是，漢朝也付出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沉重代價。榮耀是屬於武帝的，而代價則是漢朝百姓所承擔的。皇帝想要爭取勝利，所以會不怕犧牲，因為犧牲的只是在他眼中如同螻蟻一般的百姓而已。
賈人之子桑弘羊是武帝重用的“興利之臣”，他的發跡是與武帝的種種興利措施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而這些興利措施的實施則主要是為了維持武帝的征伐戰爭。可以說，桑弘羊們是武帝對外戰爭的受益者，沒有戰爭很難有這些人經濟和政治上的騰達。
漢武帝
在桑弘羊看來，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是“反覆無信，百約百叛”的“長詐之國”，所以必須用鐵血武力征服，武帝時代的戰爭雖然耗費國力，但是又三大好處：
其一，武帝“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這說的是對外戰爭可以鞏固政權；
其二，武帝對外征伐，是為了黎民百姓的長遠利益，“匡難闢害，以為黎民遠慮”，雖然短期增加國內負擔，但終究是“初雖勞苦，卒獲其慶”；
其三，武帝開邊，可以促進物資流通，內地與邊疆互通有無，獲得經濟利益，甚至可以收到“中國以一端之縵， 得匈奴累金之物”這樣的鉅額利潤。
桑弘羊
但是，在賢良文學看來，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是，因為在馬邑之戰之前，漢與匈奴的關係是和平的，“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戰爭完全是無端而起的，但是，從馬邑之戰以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
即便再怎麼誇耀大漢武功，也不能忽視對外征伐所造成的經濟負擔。經濟負擔就僅僅是經濟問題嗎？當然不是，它的影響深入各個層面。漢武帝的對外戰爭，尤其是對匈奴戰爭，造成了“府庫益虛”的事實。
除了軍費、軍需開支外，漢武帝的賞賜也是大手筆的，僅僅元朔五年、六年的兩次戰爭前後，賞賜立功的將士黃金就有二十餘萬斤，甚至捕獲的數萬俘虜也“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 。
漢軍
財政要破產了怎麼辦？漢武帝的興利之策就是破壞既有的制度，買賣武功爵以及准許工商業者入錢為官這些措施也僅僅是一時權宜之策。隨著危機的深重，鹽鐵官營、算緡、告緡、均輸平準、榷酒沽等等政策一一出臺。
桑弘羊便是武帝時代統制經濟的重要執行者和受益者，一批依附於國家權力的大商人成為國家壟斷資本的代言人，政府的壟斷利潤與對外政策是緊密掛鉤的，維護武帝舊有對外政策，就維護政權和大資本的既得利益。
桑弘羊們顯赫富貴了，其代價就是一般黎民百姓的普遍困苦貧窮，“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武帝的強盛帝國是建立在漢朝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
這場論辯並沒有最終的勝負，但是從此之後，西漢王朝與匈奴之間已經不再有大規模戰爭了，漢朝戰略重點從外向轉至內部，國祚也得以延續一百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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