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棐卿（1898—1956 ），名显忱，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他创办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东亚公司），先后生产毛线、麻袋、医药等产品，在与洋货激烈竞争中，不仅夺回部分市场，而且形成了独特的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可以说，在近代鲁商中，宋棐卿属于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
一
宋棐卿先后就读于广德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留学，入西北大学商学院，专攻商科。大约1921年回国后，协助其父宋传典打理“德昌洋行”，经营地毯、发网、帽子以及各种出口土产，附带做长途汽车、呢绒进口生意，并在天津、青岛创办德昌贸易公司。同时，鉴于国内毛线需求旺盛，洋货充斥，还在济南德昌洋行内开设毛纺部。但是，由于缺乏办厂经验，误购粗纺机，加之所雇德籍技师失策，结果所出毛线质量低劣，没有销路，以失败告终。1926年宋棐卿再次出国，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在各大毛纺工厂实习，刻苦研究各国纺织技术、营业方法、管理经验，对世界工商大事及毛线事业的情形颇有心得，对其后来办厂帮助极大 。1927年回国后，宋棐卿又遣派弟弟宋宇涵赴英国专攻毛纺技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928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后，宋棐卿认为山东易受外敌威胁，于是将“德昌洋行”营业重心移并于天津德昌贸易公司，为创办毛纺厂积累了资金。虽然第一次创办毛纺织业失败，但是宋棐卿并没有气馁，再办企业的念头从未中断或放弃，到1932年条件终于成熟了。第一，自1928年移师天津后，宋棐卿逐渐立足于此地，为他办毛纺织厂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作为华北最大的商埠，天津水陆交通方便，水、电、煤供应充足，另外它还是江北羊毛集散中心，原料供应充足。第二，1931年宋宇涵学成归国，为办厂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第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抵制日货运动高涨，国货畅销。于是，1932年4月15日宋棐卿正式创办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名称，宋棐卿原想起名“寰球”“福华”“中华”等，但考虑“寰球”寓意称霸全球，而企业的实力还达不到，后两个名称又限于国内，体现不出公司要使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雄心壮志。于是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定名“东亚”，意即不仅要使产品行销全国，而且要在东亚、南亚市场上独占鳌头 。
东亚公司坐落于天津意大利租界5马路第59至61号，紧靠海河，占地面积15亩，内有仓库和一座连地下室3层的小楼，仓库改为厂房，小楼作为办公室，地下室则作为职员宿舍，月租金1200两白银，租期10年 。东亚创办资本23万元：宋棐卿、宋宇涵各5万元，韩复榘儿子韩嗣燮10万元，赵子贞3万元。其中，宋棐卿兄弟和赵子贞的资本由德昌两台粗纺机折价而来，后来宋棐卿又把天津德昌贸易公司七八万元资金也投入了东亚 。东亚初创时期，股东14人，董事会由宋棐卿、赵子贞、宋宇涵、徐燕珊（前大总统徐世昌的侄子）4人组成，宋棐卿任总经理，赵子贞、宋宇涵为副经理，全厂职工250人。
东亚公司开业后，先利用从济南运来的粗纺机生产800号和831号机织单股粗纺毛线，委托针织厂织成毛衣销售；同时生产地毯线，并招揽加工洗羊毛等生意，以维持筹备时期的开支。1932年秋季所订英国两套480锭绒线机先后运到，订购的澳洲毛条原料也大批进厂，开始生产“抵羊”牌毛线。起初，这种毛线由于线条不均，颜色暗淡，质量不好，成本又高，远不能和英国“蜜蜂”牌毛线相比，因此在市场上滞销。后来，工厂增添了新机器和部分零件，更换了进口毛条原料，又调整了操作方法，加以工人技术日渐熟练，精心细做，产品质量明显提高，逐渐能与“蜜蜂”“学士”毛线媲美，个别品种甚至还超过以上两个牌子，十分畅销 。
在“抵羊”牌毛线获得市场认可的同时，东亚公司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同业的挑战。先是生产“蜜蜂牌”毛线的英国“博得运”公司，派代表专程到天津和宋棐卿谈判，劝宋做“蜜蜂牌”毛线的总经销，并保证利润远远高于自产毛线所得，但宋棐卿严词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继而1934年天津又有祥和毛织厂开张，生产“飞艇”牌毛线，力图与东亚一比高下。经过一年的残酷竞争，宋棐卿打败了对手，把祥和变成东亚公司第一分厂。此后，东亚又推出了“孔雀”牌、“五羊”牌、“骑羊”牌等多品种、多规格毛线。
宋棐卿鲸吞祥和之后，就积极筹划建立新厂，扩大生产。恰巧此时孙桐萱正想在天津大量购置房产出租，宋棐卿商得孙桐萱同意之后，由孙桐萱出资建厂，租与东亚，按一分计息。1935年4月，东亚购得英租界墙子河外洼地40余亩，开始动工，耗资90余万元，至1936年7月15日新厂落成。新厂集厂房、办公楼、职工宿舍、俱乐部、运动场等各种现代化设施于一体，蔚为大观。新厂落成后，宋棐卿又增购机器，陆续将前纺、后纺、洗染三大工段的设备全部添齐，并增添了毛织部和针织部，生产驼绒及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高档针织品 。
随着工厂规模扩大，东亚毛纺产品的产量也直线上升。1932年毛线仅为10万磅，1933年上升为60万磅，1934年又提高至90万磅，1935年更增加至120万磅，1936年进一步上升至145万磅。据1935年财政部门统计，当时国产毛线总值340万元，东亚一家就占300万元。到1936年，东亚毛线占国产毛线产量的89％，占全国毛线消费量的36.1％，总的市场占有率近30％。企业职工人数达450多人 。东亚公司利润增加也十分惊人。据统计，1933年至1937年历年利润分别为87189元、132243元、132383元、187989元和60592元 。与此同时，东亚公司还在北平、上海、济南、烟台、重庆、长沙、南昌、汕头等地增设了经理处，在全国城镇的代销处多达650多家 。至此，短短四年时间，东亚就迅速成长为中国毛纺业的巨人，宋棐卿也成为著名的毛纺织企业家。
二
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东亚公司虽然地处租界，战火没有波及，尚能正常生产和营业，但是日伪当局经常以调查为名，对东亚公司进行威胁和刁难，意在投资合营，攫取权利。于是，宋棐卿利用曾经在宋传典所办的德茂花栈中当过伙计的日本人木原定光，与日伪虚与委蛇，由其与日本三井、三菱洋行打通关系，订购其羊毛，给以厚利。同时，又与日本正金银行开户往来，才获得一时苟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因英国限制澳洲羊毛出口，东亚原料缺乏，营业惨淡。复以1939年华北洪水泛滥，天津遍罹水灾，民生凋敝，百业停滞，东亚业务更加深受影响。为了摆脱困境，宋棐卿一是计划转产麻袋业，二是争取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于是，1940年初春宋棐卿与副理陈锡三携伴南下，转道上海，准备前往印度，考察印商经营麻袋厂的经验，调查麻品供应情况，订购纺制麻袋的机器。在沪逗留期间，他们听说中国银行仓库有一套上海银行委托怡和洋行处理的英制麻袋机器，便撇开怡和洋行，直接找到上海银行，按原价购买了机器。
因为战争阻滞，宋棐卿前往印度考察麻袋业的愿望落空。于是，他和陈锡三又从上海转道进入四川，经张伯苓介绍，面见了孔祥熙、宋美龄。宋棐卿回天津后，通过上海租界与重庆政府取得联系，由上海批给外汇换取进口原料。重庆财政部还电令上海海关监督总署转知各地海关，对“抵羊”牌毛线继续给以国货免征出口税及转口税优待。国民政府此举使东亚在抗战初期度过了难关。
1940年秋末，宋棐卿在上海购买的纺织麻袋机器运抵天津，订购的印麻也陆续进厂，经过安装、调试，年底正式出货。因为印麻泛绿色，纺线亦然，所以产品叫作“东亚大绿线”。东亚公司先用印麻，后来又利用国产青麻编织麻袋。此时欧战正酣，印度麻袋进口滞涩，东亚不断改进工艺，麻袋质量稳步提升，年产约200余万条，深受市场欢迎。全国原来“抵羊”牌毛线经销家，有的要求兼销麻袋，有的要做经纪人，有的干脆改成麻袋庄，东亚所产麻袋畅销全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了天津英法租界，东亚厂房被日军视为敌产，加以接管。日军经常派员查看股东名册，检查账目，百般刁难。同时，还派日本人阿山隆介担任东亚公司顾问，驻厂监督营业，并派日军翻译王则民经常下厂监视。在日军严密控制下，东亚公司自主权极小，利润微薄。宋棐卿的应对之策是千方百计敷衍日军。例如，宋棐卿增加股东及职工的物资分配，逢假必放，消磨时间，压低产品产量，加大产品成本等等。在日本实行产品限价时，尽量将产品转移到经销家名下，或运往上海租界，再设法转销，并设后账，逃避征税，暗保资金 。
1943年，日军对毛、麻原料统制日趋紧张，毛麻织业前景暗淡。宋棐卿当机立断，上马医药工业。为此，他网罗了一批制药技术人才，购买现代化制药机器，以改进西药、提炼中药和制造化学原料为号召，募集股金2000万元（伪准备钞），成立东亚化学厂，于1944年9月开工生产西药，各种产品的平均年产量高达15万管（盒）。产品问世以后，销路良好，尤其是脑得康、克蛔宁、止痛片、咳嗽糖等最受医药界和患者的欢迎。东亚化学厂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不仅满足了市场急需，而且对维持东亚毛纺公司的整体经营起了重要作用，使东亚公司得以在日伪政权的压榨及侵扰下坚持下来 。
日军看出宋棐卿不愿与之真心合作后，怀恨在心。1943年7月19日，日军宪兵队闯入东亚公司，命令宋棐卿把绒线车间的机器交给日军，作为支持日军所谓“献铜献铁活动”的具体表现，但宋棐卿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日本宪兵队以“破坏大东亚圣战”和“行贿皇军”为罪名，逮捕了宋棐卿、陈锡三等人。日军将宋、陈等人押解到北平日本宪兵司令部，并且扬言要将东亚暂停不用的毛纺机器全部拆走，存货充公。其时正值盛夏，气候炎热，宋棐卿在狱中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只要能保留住东亚公司的房产和机器，其他一切在所不惜。不要为我个人的安危分散力量。” 后来公司被迫送给日本宪兵队一批毛线产品，机器幸获保留。9月2日宋、陈获释，返回天津，事情终于了结。
1944年日军节节败退之际，由其控制的“战区麻产改进统制会”屡次通知东亚公司填报库存产品和原料，以便日军征调。但是，宋棐卿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报。5月17日宪兵队以“抗拒合作”为名，到东亚进行搜查。宋棐卿对此已有防备，他除早将一部分产品、原料分散转移外，还将厂里的一些好羊毛深藏在杂羊毛堆内，使日军无法看到。在账目上设立后账，逃避日军检查。日本宪兵一无所获，恼羞成怒，临走时将负责业务经营的副理王新三以及会计、文牍、营业三部主任萧宝山、刘文田、赵锡田逮捕。王新三等人在押期间，日军每日提审威吓，百般凌辱。后来公司派人去宪兵队送礼，并以低价卖给麻产改进统制会一部分物资，王新三等人始得放回 。
此外，为了逃避敌伪经济迫害，宋棐卿于1944年还设立了福隆行和新中商行，这两个商行表面上与东亚公司无关，实际上是为东亚服务。福隆行专售东亚委托加工的产品，同时为东亚探听市场动态，帮助东亚转移产品，在黑市转销或交换物资，借以逃避敌伪压榨 。新中商行除执行与福隆行同样的任务外，还经销东亚麻袋、西药等产品。另外，新中商行还招收东亚公司职工投资，代替职工做私人买卖。此举既是为了防止职工余资外流，也是为了避免职工因经商而影响生产。1945年春天，宋棐卿又增设广信行，经营东亚股票。股票市场行情变化极大，遇到行情有下跌趋势时，广信行即大胆收购；行情看涨时，又大量抛出。在这一收一抛中，不仅赚得差价，而且使东亚股票在市场上活跃起来，有利于公司维持经营 。
在与日伪当局苦苦周旋8年之后，东亚公司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了抗战胜利。对于这8年历史，宋棐卿在1947年东亚公司成立15周年时总结道：“抗战期间，本公司处于沦陷区域，首当其冲，抱定胜利终属我人之信念，忍辱负重……当时环境之恶劣，既难于形容”，“总括而言，威逼有之，污辱亦有之，种种经过之艰难非笔能罄” 。尽管历尽磨难，东亚公司通过种种敷衍、迂回的方法，总算挣扎着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也算是一个奇迹。
三
抗战虽然胜利，然而东亚公司却没有迎来春天。
首先，原料匮乏，产品滞销。日本投降时，东亚所需毛麻原料来源均告中断，并且当时外汇未定，无从向国外定购，生产一落千丈。此后虽有一批所谓“救济物资”，但又均被官僚资本捷足先登，东亚几经交涉，才分得少许，勉强开工。这时，美商古绅洋行趁市场缺货之机，利用粗纺机纺制粗劣的“熊猫”牌毛线，以低价与东亚竞争，东亚处境艰难。同时，东亚化学厂所产西药受到严重冲击，产品滞销，不得不于1946年春天停办。
其次，敲诈勒索，明抢暗夺。抗战胜利后，东亚公司仍然遭受来自各方的种种敲诈和掠夺。例如，当初投资东亚并出资建厂租与东亚的孙桐萱，战后派员来津向东亚商借巨款，遭到宋棐卿拒绝。孙桐萱恼羞之余，在意租界挂出“中亚企业公司”招牌，故意与东亚为难。后来，孙桐萱又以“生产促进会”的名义，进行勒索，要求清算抗战8年的租金和股息红利，并且控告宋棐卿是汉奸，致使宋棐卿一度被拘押。又如，国民党天津社会局、警察局、稽查处等机构，借口各种名目，多次敲诈勒索。再如，当解放军围攻天津时，国民党军队借口军用，向东亚强征青麻20万斤，麻袋20万条，虽然经过多次交涉，结果仍然征走2.5万条麻袋。
再次，工潮迭起，影响生产。由于宋棐卿提倡“劳资一家”，东亚劳资关系原本十分融洽。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于1945年在天津成立了工联会，社会局劳工行政科科长刘畏吾、国民党市党部委员苑宝磺和李海山、贾如松等人经常出入东亚，拉拢一部分工人。11月15日，他们又成立了御用黄色工会，经常向公司发难。
最后，严重通胀，局势动荡。抗战胜利后，尤其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无限制发行法币，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比抗日战争前增长47万多倍，物价则上涨7200余万倍，对企业生产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国民党战败几成定局，宋棐卿又不了解中共政策，何去何从，难以抉择。
面对上述困局，宋棐卿采取了以下措施应对：
首先，联络官府，结交官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宋棐卿请天津商会会长兼河北省银行总经理姬奠川出任东亚公司董事长，通过姬的关系得以与国民党华北军政首要李宗仁、孙连仲、张廷谔等结交，以张其声势，求得庇护。天津市党政要人如杜建时、时子周、陈仙洲、曹强以及“中统”甘舍棠等人，宋棐卿也都拉上了关系。1947年宋棐卿借东亚公司建厂15周年纪念的机会，邀请孔祥熙、蒋廷黻、谷正纲、翁文灏、孙连仲等党政军要人及津地各界闻人参加庆典。经此一番努力，宋棐卿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图谋算计他的人，也渐渐销声匿迹。孙桐萱虽是一个硬对头，但经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时子周出面调解，也不再和宋作对。1947年9月，宋棐卿加入CC系控制的天津恒大企业公司，并担任董事，与官僚资本拉上了关系 。同时，由于与官府建立了密切联系，工潮也很快得以化解。
其次，改组公司，扩大规模。为了应对危机，1947年春天，宋棐卿利用东亚公司成立15周年纪念之机，再次改组公司，将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广泛招股，资本增至法币3亿元。宋棐卿计划在毛纺织、麻织厂、化学品厂之外，新开7家企业。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吾人探望本公司今后之十厂计划，能贯彻以前未尽之主张。今后志者在集中全力，图谋发展，希能为国家尽工业建设于万一也。” 遗憾的是，尽管宋棐卿豪情万丈，但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有所作为，他的计划只是一场空想而已。
最后，转移资产，保存实力。为了逃避抢购和通货恶性膨胀的影响，保存实力，宋棐卿将东亚历年积累的公积金和机器折旧准备金等共69亿余元（约合港币150万元），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向上海、台湾、广州等地发货，高价抛出，变款逃汇香港，一部分资金换回原料，一部分资金作为基金在香港建立分公司纺织毛线。1946年，宋棐卿派宋宇涵前往香港办理建厂事宜，港厂于当年底出货，并且很快打开了销路。1948年8月，国民党滥发金圆券，冻结物价，酿成空前的抢购风潮，东亚毛线和毛衣也是抢购物资，国民党士兵伤员成群结队地蜂拥到东亚公司及其门市部强购。于是，宋棐卿利用外轮将东亚大批产品暗地运往上海、广州、台湾等地，按黑市价格脱手 。据估计，当时逃汇到香港的钱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另外宋棐卿本人的部分现金也买成毛线发往南方销售，然后逃汇香港，存于分厂，作为分厂的流动资金，毛线价值估计有人民币100万元左右。同时宋棐卿还将东亚机器、货品都在英商太古公司保险，将保险单存在香港，并将厂内机器图纸统统装箱运港保存 。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4月21日刘少奇去东亚视察，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进步性，鼓励宋棐卿继续办厂。宋棐卿深受鼓舞，不仅表示愿意留下开工生产，而且向刘少奇汇报了扩大生产的计划。新中国成立以后，宋棐卿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由于对中共工商业政策产生误解，1950年宋棐卿再去香港，称病不归。晚年，宋棐卿流落阿根廷，处境不佳，郁郁寡欢，于1956年客死异邦。东亚企业公司1954年参加公私合营，其时价值人民币540万元，股东10000余人，职工1800余人，产品除毛线外，增加了驼绒及针织品类、麻袋、西药、化妆品等。现在的天津东亚毛纺厂就是在东亚公司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与近代其他鲁商相比较，宋棐卿不是最有钱的，但是其社会责任感却是非常强的。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宋棐卿基本上做到了。
1939年天津大水期间，东亚公司除了救济职工家属外，还对灾民积极进行救济。当时东亚公司附近一处能容纳数千人的高地，未被水淹没，各处的灾民都聚集到这里露宿。东亚公司想尽办法帮助他们，组织灾民调查队，到每个灾民家庭去调查人口与需要的物品，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和需要，尽可能供给必需的物品。除给灾民一些席子搭窝铺，提供衣服、被褥等物品外，东亚公司还特设了服务处。服务处的工作具体有：
施水处。自水灾发生后，灾民没有干净饮用水。东亚公司新筑炉灶，烧煮开水，运到施水处。每天施水量达三四缸。
施饼处。经调查认为贫苦没有食物来源的家庭，按人数发给领饼证。凭证每人每天可领取大饼两张，足以供应一天的需要。东亚公司特筑了几个炉灶，从女工中选取十几位有烙饼技术的人，分昼夜班不停地赶烙大饼。
施医处。东亚公司聘请了几位义务帮忙的名医与护士，每天为灾民医治各种疾病。当时药品及纱布、药棉等之类医疗用品不易买到，东亚公司派人分别与各药房联系，设法购置齐全。因卫生条件差，灾民患病的很多，每天平均就诊病人约300多人。遇到重病人，由东亚公司负责送到医院诊治。在水灾发生的两个月间，在东亚公司施医处就医的病人达1000余人。
救济灾民所需资金数额巨大，除由东亚公司担负外，东亚还向与公司有关系的富有慈善之心的社会各界人士及东亚公司职工募捐，募捐数额达1万余元。由于得到富有爱心的各界人士和东亚职工资助，部分无依无靠的老幼灾民度过了水灾难关。据统计，共救济灾民5000余户。
大水期间，天津全市学校大半被洪水浸泡，学校开学遥遥无期。为使失学儿童尽快复学接受教育，宋棐卿不顾困难，毅然成立东亚小学，东亚公司的公事房、成品室、拣毛部等处成了临时教室，几位有教学经验、愿意义务帮忙的教员和几位文化水平较高的东亚公司职员，被聘请为东亚小学的老师。宋棐卿还派人购买了课本、文具等用品。1939年9月4日举行了东亚小学开学典礼，当时学生只有37人，后来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学校设了6个年级，学生经考试编入各个年级。1940年又花费10万余元在在英租界61号路西口建成新校舍。东亚小学附属东亚公司，学生以职工子弟为主，且职工子弟免收学费，也兼收公司之外学子 。
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军查封后，宋棐卿将失业的王钟翰教授安排在东亚小学工作，月薪180元，远高于燕京大学106元。宋棐卿还录用了一批失学的燕京大学学子到东亚工作，让燕京大学失业失学的师生为东亚小学编写教材，付给优厚的稿酬。宋棐卿又让王钟翰列出燕京大学生活困难的教授名单，每人每月资助100元作为生活补助，后来增加到200元，受资助的教授共十余人。1943年，宋棐卿一次性由王钟翰经手资助燕京大学教授现金就达3万元大洋。从1936年起，东亚公司开始在平津一些大学设立奖学金，设奖院校有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大学、圣功学院、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寒学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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