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关后在官制上沿袭了明代，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其宗旨还是“扬满抑汉”，以保证八旗贵族的特权。清制，官位称为“缺”，以民族而言，分为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四种缺，相对来说，汉人官缺较少且地位较低。
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因地域、执掌的不同又分出许多“缺”。在经济发达的省份为官，收入进项是贫穷省份的数倍。以职掌而言，盐政、漕运、河工就是地方上最大的肥缺，而以省份来说，广东省最令人羡慕，以致于官场上流行这么一句话：“运气通，选广东”。
清代十八个省中，都说江浙富庶天下，是大清的粮仓。这话不假，凡是在江浙任职的官员，不管是养廉银还是各种陋规收入都十分可观，然而和广东比起来江浙两省似乎又有不及。在昭梿的《啸亭杂录》中谈到，广东为天下繁华之区，凡是在这里做官的，无不穷奢极欲，搜刮明珠、翡翠、宝玉，离任时满载船只而归。
要是论地丁、漕政、关税、盐政这几项大宗收入来说，广东或许不及江浙。不过，自康熙二十二年开放海禁后，外国商船就多集中在广州从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限定所有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广东便成为了外商唯一集中的地方，这种情形一直沿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
外国商人和本地商人云集广州，大量的茶叶、丝绸被运往西洋，同时，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贸易之盛经济才能发达，当官的也就更能弄到钱。而且，相比于农民，从商人手中更容易获得巨大的收益。因此，外国商人和广东十三行的商人成了广东大小官员的聚宝盆。
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在广东当官的都把这里作为货府，无论官职大小，一捧粤符，无不欢欣过望，其亲戚友好，也举手相庆，以为广东十郡，有掘不尽之脂膏，经营官债的钱局争相把钱贷给他们，甚至以五当十，谋取暴利”。到广东任职的官员，人还没到，就把攫金作为最大的事。因此，清代又有天下贪官属广东的说法。
屈大均将广东的贪官分为三等，稍微有良心的有时不免逮住机会大捞一把；巧黠一点的干脆广布爪牙，四处撒网，与胥吏表里为奸，搜刮来的财物按三七分成；而丧心病狂的便不顾商民死活，在三年任上不干别的，是钱就拿，从不管民怨和官声。
在广东为官，不论官职大小，都把主要心思放在搜刮民脂民膏上。而最厉害的就是官商勾结。当官的崛到重金后，立即派他的下属或是亲友大搞经营，一些奸民希望得到当官的保护，也心甘情愿做他的羽翼，最终形成垄断经营。官商经营成本低而又有权力开道，因此能很快获利并且是数倍的利润。
广东为官为何就这么贪呢？根源就在于京城，所谓“京师者，饿虎之山；权贵者，择肉之主。其不足以为水者，东粤之膏脂；不足以为薪者，东粤之筋骨。”
既然在广东做官能发大财，因而就有人挖空心思要谋广东的“缺”，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所谓的“调缺”即调任的意。，当然，有调缺权的无非是吏部和一省的督抚。广西和广东相比，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乾隆四十九年，广西武宣县知县郎士贵因与上级有师生关系，请求调任。
按照规定，郎士贵应调到人人羡慕的广东为官，巡抚孙士毅为此奏请，并得到吏部的议准。而御史费孝昌提出反对，他说：京师向来有“运气通，选广东”之谚，如果照例以广东缺对调，恐怕会开启趋避之风，应令吏部另调他缺，并请以后照此办理。
不过，御史的建议最终也没能得到施行，其他省份的官员照样个个挤破头想往广东调。乾隆皇帝虽然也知道这个官场秘密，可做为最高统治者，他也无法改变这种变态、扭曲的官场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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