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战胜抑郁症


郭松龄反奉的原因 当时人认为是争权夺利 现在认为是价值观不同

引发郭松龄反奉的因素有:

1、郭松龄认为自己功高但得不到奖赏。原先有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四人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相约入关后不抢地盘、不做督军。但因为李景林为了出任直隶督军之位,阻碍张作霖任命直系要人王承斌为直隶督军,进而得到了直隶督军,破坏了四人入关前的约定。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得到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张作霖因为跟随自己的守旧派都是绿林强盗出身,因为不让那些老部下接管这四省。于是只能由大学派和士官派接管。郭松龄认为这四省任命应当是:直隶督军,张学良;江苏督军,张宗昌;山东督军,李景林;安徽督军,姜登选,自己辅助张学良练军。

但张作霖没有接纳郭松龄的看法,作了如此安排:直隶督军,李景林;山东督军,张宗昌;安徽督军,姜登选;江山督军,杨宇霆。

看到自己的死对头杨宇霆能够督军江苏,郭松龄非常不满:

“是可笑,摇鹅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

2、张作霖重用士官派,导致作为大学派领袖的郭松龄极为不满。

第二次直奉战争,四个省的督军,士官派得到了两个。张作霖知道守旧派都是绿林强盗出身,不能出任督军职位,怕惹笑话。四个省督军,大学派一个都没有得到,反而是大学派的对头士官派一得就是两个。郭松龄认为大学派功高但无赏,心里极度不平衡。

在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进攻时,杨宇霆退出了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战败的杨宇霆回到奉天依然担任总参议,大权在握,没有收到丝毫的惩处。

因此,郭松龄认为张作霖赏罚不公、恩信不立,跟着张作霖是没有前途的。


3、郭松龄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和张作霖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格格不入。

郭松龄的自评:

“今张氏竟以一人之所欲,不惜牺牲三省人民之生命财产而不顾。松龄无似,居亦常进忠告之言,冀以和平手段纳入正轨,无如彼昏不治,专横愈甚……至于叛逆之谬说,更不承认。松龄幼读实数,粗知大义,见张氏为政之不仁,始有改革奉天之志,是以投身军界,不惜屈辱。”

同时郭松龄个性狭隘,不能容人。在部下劝不必杀姜登选时,郭松龄竟然将山海关阻止他入关部队的行为归责为毫无相干的姜登选身上:

“他们杀我的人,我就杀他。”

他们是指在山海关伏击郭松龄反奉军先头部队的山海关守军。姜登选不过是回奉天,碰巧碰上郭松龄。

张作霖对郭松龄的评价(出处不详):

“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打个行李卷,只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个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的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

郭松龄练兵、作战尚可,但绝无治理能力,更无张作霖意图一统的宏图大志

说郭松龄是理想主义,却不知道他的理想是什么。从郭松龄和冯玉祥签订的密约来看,郭松龄就是割据军阀一个:

郭松龄、冯玉祥密约内容:

1、郭松龄誓死反对张作霖和日本签署条约,进攻冯玉祥军(这是郭松龄的捏造,并非事实。);

2、奉军攻打冯玉祥军时,郭松龄倒戈攻打奉军;

3、郭松龄夺取东北后,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闻关内之事;

4、将直隶、热河划给李景林(李景林并不知情);

5、郭松龄军统称东北国民军(冯玉祥添加,以上四条均为郭松龄主动提出)。

活脱脱一个东北土霸王的形象跃然纸上!看了郭松龄和冯玉祥密约之后,你还觉得郭松龄能够让东北更强,甚至一统中国吗?

在反奉后,张学良提出停战时,郭松龄提出了是四个停战条件:

1、山东归岳维峻(冯玉祥下属);

2、直隶归冯玉祥;

3、热河归李景林;

4、东北归郭松龄。

在停战谈判失败后,张作霖召集了所在在沈阳的军政人员,作出如此的表示:

“郭鬼子倒戈了,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有三个感想:第一、培植一个将领,真不容易,好容易培植出来,他打你的翻天印,实在令人寒心。第二、打胜仗个个都有功,个个都该赏,有一个人赏不到,或者认为自己功高,没有受上赏,便要造反,实在令人可叹。第三、派一个人做封疆大吏,掌握一省的生杀大权,我不能不择人而用,如果所用的人不得当,老百姓会指著我张作霖骂的。……杨宇霆这次丧师失地,回来后我也申斥过他,他现在辞职了,我也答应了他。……”

张作霖这段非常直白的话,可以做为问题的答案结束了。

最后要说的是杨宇霆江苏败退的事:奉系精锐驻守在北京到山海关之间,由郭松龄掌控,督军江苏的杨廷宇如何能够用非精锐部队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作战,撤退保留实力是最明智的,否则既损兵折将,还照样丢了了江苏,亏大发了!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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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哨声


郭松龄反奉是民国军阀混战中的一件大事,此事不光影响了奉系军阀兴衰,也直接导致东北的走向。那么,郭松龄作为奉系军阀的医院,为什么却要反奉呢?

(郭松龄剧照)

我认为郭松龄反奉有六方面原因:

一、郭松龄看不上张作霖。

郭松龄生于乱世。日俄战争时,家乡成为交战区,房屋尽毁,百姓伤亡惨重。郭松龄目睹惨状,毅然投笔从戎,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和中国陆军大学。经过专业的军事学习,成为正经的军事高材生。

张作霖是土匪出身,虽说壮大成一方军阀,但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在许多事情上,他都会先算计如何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不惜和日本人打得火热,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青年郭松龄,压根看不上张作霖这样的草莽英雄。

二、郭松龄对作张作霖有意见。

郭松龄在遇到张作霖之前一直混得不好。他先是投靠四川巡警道朱庆澜出任连长职务,后来受保路运动影响,四川将领发动兵变,纷纷独立。朱庆澜被迫离职,郭松龄也不得不离开四川,回到了奉天。

当时,郭松龄已是同盟会中的积极分子。他信奉三民主义,支持共和,支持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奉天积极响应,与革命者们密谋武装起义,结果受到张作霖的镇压,被逮捕入狱。后来幸得韩淑芬“美人救英雄”才得以拣回一条命,也就是此时他认识了张作霖。

随后,郭松龄又满怀革命热情,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运动。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只得重返奉天。

正好,张作霖重开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通过陆大同学的推荐,成为其中一名战术教官。

张作霖有一次看到郭松龄,当着众人的面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不是那个同盟会成员吗?怎么到我这里来了?

郭松龄是个心高气傲的人,认为张作霖有嘲讽之意,从此对张作霖心存偏见。

(张作霖剧照)

三、有功无赏,待遇不平。

郭松龄在做教官时,张学良也在讲武堂学习。

郭松龄和张学良亦师亦友,他在张学良的举荐下,成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此后,郭松龄接连在战场上立下战功,成为张学良的副手。而张学良出于对他的信任,又将精锐之师三、八旅所有事务都交给他负责。

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凭着过人的指挥才能,都取得了极大的功劳。然而,功劳最高的他,却独独不在封赏名单内。看着那些没有做出大成绩的人又是提拔又是赏赐,骄傲的郭松龄,再次心生不满。

四、政见不合,受人排挤。

直奉战争胜利后,膨胀的张作霖决定趁胜追击,继续攻打南方国民军,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

然而,耿直的郭松龄却坚决反对,并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张作霖正自信满满,对他而言,郭松龄无异于泼冷水,这让他很不高兴。那些本就妒忌郭松龄的将士们趁机大进谗言,对他处处排挤。

(张学良剧照)

五、妻子推波助澜。

张学良心里很明白郭松龄受到不公待遇,于是让他偕夫人韩淑芬前往日本考察军事。

郭松龄在日本考察期间,却发现张作霖为了得到日本人军火上的支持,竟和日本人谈妥卖国的“二十一条”。

郭松龄愤怒了,他觉得国难当头,张作霖竟还为一己之私,出卖国家,还准备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直接成了他反奉的导火索。

韩淑芬早就不满郭松龄在奉军中所受到的不公待遇了,另外她也是个进步青年,一直痛恨军阀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因此她极力赞成郭松龄反奉。

六、与冯玉祥结为联盟。

郭松龄虽说掌握着奉军7万精兵,但想要攻打势力强大的张作霖,却并无胜算。为了加大筹码,他又与直隶督办李景林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达成共同反奉的联盟,并确定由李景林控制直隶、热河,而郭松龄则做反奉先锋,冯玉祥负责接应。

为了巩固盟友关系,郭松龄、李景林和冯玉祥还做了详细的地盘分化:反奉胜利后,郭松龄雄踞东北、李景林占据热河和直隶、冯玉祥则雄霸西北。

然而,就在三人密谋反奉计划时,张作霖却发电报要郭松龄速回奉天议事。郭松龄担心老奸巨滑的张作霖已经察觉了他的行动,仓促之间,他举起了“反奉讨张”的大旗,这天是1925年11月22日。

(参考史料:《郭松龄反奉见闻》)


张生全精彩历史


郭鬼子之所以反奉,我个人认为是人生经历和思想派别占据了主要因素,而少帅的力挺和老帅的轻视让郭鬼子内心的野性和气节爆发,成为了反奉的导火索。



早期经历

据传,郭鬼子一族还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不管真假与否,哪怕是自己标榜的,也说明了郭鬼子心中是有将门之心的,而在清末的战乱中,郭松龄一家也落魄无比。但这种落魄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而郭家依然能让郭松龄在私塾学习就非常难得,这种儿时的落魄始于战乱就会对心里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1903年,郭松龄师从董汉儒,希望学有所成从而济世救国,但日俄战争的爆发不仅打破了其家乡的宁静,还逼得郭松龄无法继续学业,从军报国也就成为郭松龄最现实也最最理想的选择。 后来郭松龄进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这一新型军事院校的学习生涯中,接触到同盟会成员方声涛,受到民主革命的思想的影响。这也是郭松龄在思想意识中接触到的最为系统的思想理念,在这个理念中,救国救民的伟大报复是高于任何军阀内战的。

郭松龄毕业后,工作能力得到朱庆澜认可,郭松龄至此紧随人生中第一位贵人。郭松龄与朱庆澜一同入川后,任第六十八团连长。朱庆澜本人很支持同盟会,如程潜、方声涛这些同盟会成员也都在朱军中成立了秘密组织,郭松龄也顺理成章的加入了新军同盟会。

当朱庆澜势力落魄之后,郭松龄也只得回到了奉天,参加促进会起义前夕败露被逮捕,若非韩淑秀冒死相救,估计也没后来那么多事了。郭松龄与韩淑秀结婚后踏踏实实过日子,自学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后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回奉天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从郭松龄早起的经历来看,其内心所向是极具革命思想的,在这种思想下,奉系军阀就不会成为其久居之地。

派别之争

“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张学良



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与郭松龄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经张学良的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委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1921年,张作霖又委任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领导的第三旅组成司令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全线溃败,只有少帅与郭所领东路一线获胜,张作霖也从此开始任用郭松龄、杨宇霆等新派改革军队,三省统一为“东北军”番号,取消师制,改为旅制,推行军需独立,训练新式战术技巧,成果明显,也标志着“老派”里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等人开始走向衰落。

“大公无私、量才使用、信赏必罚、甘苦与共”。——张作霖

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击溃直系吴佩孚。郭松龄也因此出任了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继续辅佐少帅张学良。但在这次的战争中将韩麟春、姜登选等“士官派”与郭松龄的“陆大派”矛盾完全暴露出来,郭松龄甚至是公报私仇的将姜登选处决。而姜的事件背后是杨宇霆关于江苏和安徽分配的问题,郭松龄的既得利益被杨宇霆分化掉,这就是“新派”两大阵营高层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其实郭松龄在奉系高层有着张学良的力挺,加之自身能力过硬,混的是不错的,但奉系内部的派系之争,使郭鬼子在老帅面前得名不得实。杨宇霆的背后是老帅的无限信任,而郭松龄虽然得到张学良的支持,但毕竟东北王是张作霖,当郭松龄面对韩麟春的激将,一气之下撤军后,张学良也顶不住压力的质问郭松龄,而郭松龄表现的极度委屈,流着泪回复张学良“我违犯了军法,现在只求一死!”

民族情节与野心爆发

“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郭松龄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占领南方各省,这与郭松龄的政治见解是完全违背的,郭松龄向奉系高层提出的意见是退出关内,保境安民,但张作霖并不采纳郭松龄的意见,而是意图按照杨宇霆的政治规划,亲日强己,达到南下扩大势力的目的。

“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郭松龄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并未落到实际好处的“炮头”郭鬼子,在面对政治意见的排挤后,就开始表露出反奉的心态,名为赶走杨宇霆,实际上是针对张作霖这个看东西,意图做一回尉迟恭扶持少帅上位,但张学良不是李世民,大逆不道的事他是不会做的,郭松龄也就慢慢的没有了耐心。

当郭松龄出访日本时,得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向日本购买军火以对付南方国民军时。强烈的名族气节激怒了郭松龄内心膨胀的野心,这种民族气节是其一生经历中受尽战乱之苦,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结果,而野心则是受尽政治排挤,私欲得不到落实的失望与委屈,郭松龄扬言“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随后的事也就是联合冯玉祥反奉,不管冯玉祥给郭松龄开出的条件如何,其动机都不应该是冯玉祥的条件,此处的民族气节是有的,而野心也是有的,这种野心不是冯玉祥能给的。


棍哥观史


郭松龄(1883~1925/12/15)于1925年11月22日举兵反奉,通电谴责张作霖实行军阀统治,连年从事内战,穷兵黩武,祸乱人民。但判断一个人不能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郭松龄从起兵到12月25日兵败,和妻子化妆逃走时被抓就地枪决,短短一个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其深远。实在没有半点爱国爱民的征兆。

首先双方死伤官兵约千人,溃散和入关的约2000余人,军民骡马损失约3000余匹,消耗的野山炮和各种枪支弹药超过历次入关作战的损失。从滦州到新民,将12县无辜居民置于战火之下。当时正值冬季,为作战征用民房,也为百姓的人身安全着想,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强制疏散居民,令人苦不堪言。官兵因战况突发,衣着单薄,冻病冻伤无数。

其次造成军费剧增,金融动荡,奉票由18元兑现银1元最终到60元兑1元现银,多少人倾家荡产,生活陷入绝境。财政厅长兼奉天省长王永江深感无力回天,兼之对连年征战的厌倦,遂辞职还乡,使张作霖失去敛财的左膀右臂。为筹措军费,打起毒金的注意,开放烟禁,强令农民种鸦片。不仅使盗匪横行,又使多少人染上毒瘾,实行的抽税政策后来又被日本人利用,祸害东北二十多年。

第三使日本名正言顺地派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东北内战,熟悉东北地形和东北军内部情况,公开从事间谍活动。郭松龄是从日本回国后下定决心反奉的,不排除日本可能起到的挑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毕竟日本想要的绝不是一个民心凝聚、实力强大的东北,分崩离析的东北军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为得到日本的支持和出兵,张作霖曾和日本定下丧权辱国的密约,内战结束后不肯最后签字执行,也成为日本人要除掉他的原因之一。

第四是郭的倒戈使学生出身新派军官们被暗地里印上“靠不住”的标记,成全了东北军老派的复辟。

郭松龄反奉看似理由不少,但究其根本原因是他自视甚高,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最直接的体现。如果他能以大局为重,有审时度势的眼光和心胸,不会选择这样的时机反奉。自己没有反心,再多人的鼓动和怂恿都不起作用。

郭松龄打仗有勇有谋,治军练军颇具韬略,能力勿容置疑。曾多次在关键战役的关键时刻为奉军稳住阵脚,为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张作霖帐下的五虎将之一。他年龄和张作相、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等相差无几,功劳不相上下,可分山头划地盘的美事总轮不到他。镇威军任命6个军长没有他,南方督军还是没有他。最主要的原因是最初赏识他提拔他的是张学良而不是张作霖,以张作霖招揽人才的做派,未必没有怀着让他一直辅佐张学良的心思,才有意无意地进行压制。身为四十多岁壮年的他,对于这样的身居人下总是心有不甘;对张作霖独断专行,对张学良担着少帅名头但是人微言轻满腹怨言。自己正确的主张得不到实施,在派系林立的东北军中也饱受倾轧。积怨难平,就有排除日本留学的“士官派”,代之以“陆大派”,以小张代替老张的想法。


但是他武装反奉,将张学良置于何地,不能跟着他一起讨伐自己的老爹吧?又将跟随自己的部下性命置于何地?这摆明是一场没有多少胜算的对抗。如果打赢他会推举张学良主持大局吗?估计也不会,靠武力取得胜利后只会建立自己的王朝。郭松龄率部到达锦县后就开始大搞分封,僧多肉少,不仅打击了一些人的士气又贻误战机。尤其是老派人物更坚定不能让“郭鬼子”成功的决心,那样的话连汤都要没得喝。

郭松龄在东北进行政治和军事革新的主张,对全面发展东北有益无害,但是选择“兵谏”的时机让人莫名其妙。8个月后北伐开始,势如破竹,旧军阀的实力纷纷瓦解。他如果真的向往革命,为何不去和广东方面联系,而仅与素以倒戈闻名的冯玉祥定下秘密协议,他难道不知这样的军阀往往会不守信义吗?事实证明,西北军就是做出对他不利的行动。而他只是发动了一场“亲者痛仇者快”、削弱东北实力的战争。

如果郭松龄能多再忍2年,等到少帅张学良上位,东北的历史或许真有被改变的可能。郭松龄和张学良亦师亦友,是他最大的助力,可自断臂膀,令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让少帅29岁统领东北时无能人辅佐。要压制杨宇霆等人的嚣张,就没想到张作霖留下的绿林旧部需要及时清理,致使其中出了不少汉奸,在"九.一八"时又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及至后来东北军的土崩瓦解,都难以挥去当年反奉战争留下的阴影。


今安在的文史情缘


大前年大火的一部讲述张学良生平的电视剧《少帅》,里面就浓墨重彩的讲到了郭松龄这个人。郭松龄与张学良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凭心而论,郭松龄这个人能力很强,张作霖跟张学良都相当器重他,可是为什么后来他又走上了反奉之路呢?




郭松龄反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东北军内部的陆大保定系和以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关系素来不合,他自己与杨宇霆的关系更是非常紧张,两人共同辅佐张作霖,但都是各干各的,都尽量避免有什么交集,两人关系不合在东北军几乎是公开的事情。




郭松龄是本土出身的奉军将领,早年毕业于奉天陆军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此后便投身革命。1913年秋又在中国陆军大学深照了三年,在陆大三年里,他不仅学到了很多现代军事理论,特别是对德日现代军事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更获得了许多新思想。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才俊张作霖自然是不会错过,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自广州回到家乡奉天,并很快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和重用。郭松龄时任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在这里他遇到了此后一生最重要的人--张学良。




在陆军讲武堂,郭松龄与张学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学良非常欣赏郭松龄的才干,对他的军事理论极为认同,决心把郭松龄招揽麾下引为心腹。1920年7月张作霖挥军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奉命与张学良协同击溃皖军的两个旅 ,10月又剿灭吉林境内的匪寇。郭松龄因功被授为八旅旅长,至此开始进入奉军核心,成为骨干将领。此后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都发挥出了军事天赋,为张作霖入主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照这个人生轨迹,郭松龄在奉军混成有头有脸的人物应该是不难的事,但此后不久,郭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扯起了反奉大旗?这是为何?




仔细分析郭松龄在奉军的轨迹我们会发现,虽然表现优异,战功累累,但是郭的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激进的革命思想始终是张作霖比较忌惮的地方。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大封有功之臣,杨宇霆、姜登选等人都得到了封赏,唯独郭松龄什么都没有,这引起了郭的极大不满。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奉军内部就形成了“老派”和“新派”两大体系,老派自然是以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为主,诸如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人。而“新派”又进一步分裂成陆大保定派和士官派。士官派与陆大保定派向来理念不同,同时,张作霖又偏向于士官派,对以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倍加信用。杨宇霆仗着有老帅撑腰,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甚至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则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特别严肃的人,为人也比较心胸狭窄,刚愎自用。郭、杨历来不合,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势成水火。这在《少帅》这部剧里面有着非常逼真的历史还原。




因此,郭松龄尽管有张学良的信任和撑腰,但张学良当时还没有接棒张作霖,他与杨宇霆及背后的士官派势同水火的关系张学良并不能很好的居中调停。实际上郭松龄在奉军内部一直处于被排斥和孤立的境地,1925年10月张作霖决定借由日本提供的军火入关攻打国民军,这激起了郭松龄的极大不满,同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全国讨伐张作霖、杨宇霆。他与张学良之间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也至此破裂。


大国布衣


郭松龄遗体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我看很多朋友都总结的很到位了,我就来谈谈郭松龄为什么反奉失败吧。


郭松龄反奉前,日本很不满张作霖的。


虽然张作霖是靠日本扶持才能“统一”东三省的,但是随着张作霖实力越来越大,张作霖野心也越来越大,张作霖开始不满足于做“东北王”,他还想“一扫六合,匡扶天下”。这就和日本的战略目标有了分别。


日本最开始之所以要扶持张作霖,是因为1921年日本在华盛顿签署了《九国公约》,《公约》规定了列强不得用武力改变民国版图,所以日本不得不从直接侵吞改为扶持代理人。但是《九国公约》同时也规定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也就是说各国要把自己在华势力范围拿出来分享,日本当然是不愿意的,所以日本希望的东三省局面是:东三省和民国长期形成军事态势的分裂,这样方便日本独占东北,同时,东北又要保持长时间稳定,不然东北对外扩张会被列强视作日本支持,容易照成日本外交上的被动。


因此,日本政府在1921年5月17日制定了《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文件》。文件强调:“张作霖期望在满洲维持和确保实际权力,进而向中央政界伸张其权势,这几乎不容置疑。最近,张对我文武官员表示,需要武器及其它物质援助,对此人今后之活动,帝国之态度需要最为慎重考虑。大体而言,对张作霖在满洲整顿充实内政及军备,在当地确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但其为了在中央政界实现野心而要求帝国帮助时,以不采取进一步帮助的态度为适宜之对策。”


当然,张作霖也不是傻子,他和日本也是互相利用,所以当张作霖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后,他慢慢感觉到日本对他束缚,大过了支持,所以从1924年开始,张作霖在东北开始抵制“中日合办事业”,1924年开始,东北就没有新的中日合办企业,并且开始自主修造铁路,控制对日本人卖地等措施。


小矶国昭


张作霖的这些态度,日本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1925年郭松龄到日本暗示自己对张作霖不满时,从日军总参谋部第一课长小矶国昭(抗战时日本首相,甲级战犯)到陆相宇垣一成都对郭松龄暗示日本会“恪守中立”。


而郭松龄反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派殷汝耕(日后大汉奸)去与关东军沟通,殷汝耕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个人相信郭军长取得东北,迟早可能实现日本的希望。”也因此,在郭松龄反奉初期,日本政府和军部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对张作霖政权的崩溃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


然而,郭松龄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和冯玉祥联合,因为这直接改变了日本对郭松龄反奉事件的态度。


要说清楚这件事,就要从当时国际形势说起。


当时真正有能力,也愿意花金钱干涉民国内政的主要是日本和苏联,它们的目的都很类似,确保民国不会站在日本(苏联)一边,日本还多了一个东北经济利益。


因此,日本对苏联在华势力扩张是很警惕的。


苏联当时在华北其实是没有根基和人脉的,苏联急需寻找这么一个进步势力,让这个进步势力牵制日本,以确保自己东部领土的安全。


一来二去,苏联找上了基督将军冯玉祥,而冯玉祥当时正苦恼奉军势大,也想找一个外援,两边一拍即合。


而在郭松龄反奉过程中,冯玉祥和苏联做了什么呢?


冯玉祥在攻打天津,而且对于郭松龄来说,更为致命的是苏联为支持冯玉祥,不但苏联在华军事人员全部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苏联方面还专门派了航空志愿兵参战。


当时主张全力支持冯玉祥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不但如此,苏联还多次催促冯玉祥应该全力支援郭松龄,国民军应该向关外进军。


这样一来,在日本看来,郭松龄反奉事件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单纯的奉军内部狗咬狗了,而是具有国际政治色彩,是苏联专门设下削弱日本,打击日本的局了。


尤其是盛行阴谋论的日本关东军,更是笃定“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且从满铁等日本在华情报机构发来的情报显示郭松龄周围都是国民党(当时大革命还没失败,外国通常认为国民党是“赤色势力”)更笃坚定了日本军方关于“郭松龄反奉是苏联阴谋”的看法。


再加上张作霖为了获得日本支持,不断答应之前不愿意答应的苛刻条件,最终日本,尤其是日本军部还是决定支持张作霖,而日本一旦决定支持张作霖,郭松龄的失败就是必然了。


虽然在最后关头,郭松龄派齐世英去日本,声称自己也愿意答应张作霖答应给日本的一切条件,但是终究还是晚了。


最后多说一句,郭松龄反奉,两边加起来军队数量超过十万了,但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奉战役,两边总伤亡人数才1000多人。


兰台


文史频道第16期之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反奉完全是小肚鸡肠,和爱国没有关系。

1925年11月,郭松龄和冯玉祥联合反奉,通电全国逼迫张作霖下野。


冯玉祥中途退出了反奉战争,郭松龄被彻底孤立。

当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7万余人,都是由郭松龄指挥,可以看出张氏父子对郭的器重。

郭松龄率领部队占领了山海关和锦州等地区,逼迫张作霖部队退守关外。

张作霖为了平定叛乱,不惜和日本人签订了秘密条约,在中外势力的绞杀下,郭松龄兵败被杀,暴尸三天。

现实中郭松龄和电视剧《少帅》中的形象不同。

他是陆大派的代表人物,为人比较阴沉,爱和同僚计较得失,比较小肚鸡肠。

张作霖实力强盛时期,让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军,姜登选做了安徽督军。

立下大功的郭松龄反而什么都没有,这个结果让他不能接受,他开始对张作霖有了不满情绪。

后来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损失惨重,退回了关内。



郭松龄在日本考察时,决定回国起兵反奉。

他打着让张学良接管东北的口号,其实就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

不仅如此,他还杀了和他有恩怨的姜登选,狭隘的心胸让跟着他的士兵们心寒。

作为部下,因为长官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而起兵造反是不忠。


和同僚有私怨,利用公务报私仇是不义。

郭松龄反奉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并不像电视剧宣传的那种伟大,而是一个自私狭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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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频道


郭松龄反奉的两大元凶实际是两大人物,第一个人物是孙中山,第二个人物是张作霖。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对郭松龄的影响,就是郭松龄最后造反的根源。

先来说孙中山。郭松龄早年追随过孙中山,接触过“世界大局、社会潮流”之类的新知识,他仰慕孙中山,甚至在骨子里他向往共和。所以,即使郭松龄后期一直在旧军阀中,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新式人物。换句话说,郭松龄这厮,是开过天眼的。也正因此,最终,郭松龄造反时,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是造反,而是基于民族大义之举!这个我们今天暂且不讨论。

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就相当于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种在郭松龄的心里,郭松龄的反奉,有一半力量来自这颗种子。

如果说这颗种子是白色的,那么接下来这颗种子就无疑是黑色了。没错,这颗种子,正是张作霖。

郭松龄跟了张作霖以后,一直不被看中,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与他早年跟随孙中山有关。因为张作霖不看重郭松龄,所以郭松龄的的军旅并不顺利。这种抑郁不得志的状态有了戏剧性逆转是在他收了一个特殊学生以后开始的。

人有的时候就是如此,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在东北讲武堂任职时,郭松龄一不小心收到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少帅张学良。正是在遇见他以后,郭松龄才开始借船出海,扶摇直上。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郭松龄的军事才干就是他的准备。张学良在发现他的军事才干以后,如获至宝,尤其两人还如此地“臭味相投”,这叫什么,缘分啊,估计张学良和郭松龄如果有男女之分,两人绝对是一对璧人。不过,同性也没关系,也有很多种可能嘛。于是,两人亦师亦友亦哥们地混着,后来,两人都觉得这不够,于是干脆结拜了兄弟。

张学良在讲武堂毕业后,随即被张作霖委派为卫队旅旅长。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郭松龄调为卫队旅参谋长并兼任第二团团长。随着张学良在父亲的提拔下一路高升,从团长旅长到军团长,军中细务完全交与郭松龄打理,并给予完全信任,口头禅是:茂宸即我,我即茂宸。

郭松龄坐了火箭筒一直直升以后, 其势头可谓如日中天啊。他与张学良的关系,自然也就越发好了。但两人关系好了以后,郭松龄对张作霖的态度并未发生转变。心理学上有个“首因效应”,大意是第一印象很难被改变,郭松龄这种天生有情结的人就更加如此了。

郭松龄始终觉得,自己能逆袭,张作霖的五虎上将之一,全靠张学良的赏识,与张作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但按理说,张作霖再怎样也是张学良的老子,而且张作霖与张学良属于一个派系,他没有什么理由去背叛张作霖。

分析一个人的行为,往往需要从性格入手。郭松龄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想主义,这个不难理解,就是心理学层面上讲的追求完美,表现就是强迫症。

郭松龄这个理想主义者,用他的理想忽悠别人跟着他干大事,他就要做好被理想欺骗的准备。他的理想主义,就是让奉系军阀变成孙中山宣扬的那种“共和”。正因为此,所以,当郭松龄看到奉系内部的各种独裁、争权夺势、贪污、龌龊时,他萌生了改变这一切的想法。他的改变方式是:把张作霖干掉,让他儿子张学良坐第一把交椅。

这个逻辑其实本身就有问题,要知道当时奉系的腐败等问题,已根本不是换个帅能解决的了。所以,郭松龄即使反成功了,也注定是痛苦的。换句话说,他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更不晓得在乱世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毫无规则。

动心起念,萌生了想法之后,接下来就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行动了。这是古往今来所有造反者都知道的,很快,1925年,郭松龄携夫人去日本深造,在一个意外的时间点上,他得知张作霖要大举南下。机会来了!

此时郭松龄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太子太傅了,将来若是张学良继位,他就是首席智囊团。此时南下意味着他又要跟着幼主去打仗了,他不怕打仗,但是他的理想告诉他:不能再打劳财伤民的仗了。于是,这一刻,他萌生了背叛的意图。

回到国内之后,他开始秘密联络各方军阀,意欲组成联军攻打张作霖。要知道,他现在还是吃着张作霖家大米呢!古人云,食人粟而尽其谋,郭松龄这吃里扒外的家伙,有点儿不厚道啊。

一番联络之后,郭松龄拉拢了冯玉祥和李景林,这两人口头承诺要帮着郭松龄去攻打张作霖。他许诺功成之后,将西北划分给冯玉祥、热河直隶划分给李景林,当然了,东北是他的。就这样,满是情怀的郭松龄公然反奉,带着七万大军和他的理想,踏上了征服星辰大海的征程。

眼瞅着亦师亦友的郭松龄背叛,张学良不着急那是假的,最让他郁闷的是,他连郭松龄为什么背叛都不清楚!于是,张学良顶着压力给郭松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你赶紧熄火吧,有啥事是不能商量的呢?只要你收手,我用我的小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话说道这个份儿上,张学良已是仁至义尽了。

郭松龄斩了信使,至此,双方撕破脸皮,毫无恩义可言。

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打着东北国民军的名号,率大军亲征张作霖。两天后,张作霖也出兵迎战,派张学良阻击郭松龄。东北战火,就这么燃烧起来。

令郭松龄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前面打的正欢,后院突然起火:李景林和冯玉祥先后背弃盟约,并扭打一团。一时之间,郭松龄竟然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原本拉拢郭松龄的日本人,反而被张作霖待为座上宾,双方签下大量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派兵出面调停,被郭松龄拒绝。被打脸的日本人,也加入了混战,很快郭松龄就兵败被捕,12月25日圣诞节,郭松龄被枪杀。

他以为有了盟约,李景林和冯玉祥就会死心塌地的帮自己打张作霖,可是他给了冯李什么好处?他自己又是什么好处?蛋糕分配的如此不均,凭什么让人家给他卖命?靠利益收买的人,终究会被利益出卖,果不其然,仗还没打几天,李景林就被张作霖收买了。

至于他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他手下的士兵和日本人的参战了。你想啊,郭松龄本是张作霖旧部,手下士兵自然也是张作霖的军队,这就很容易让张作霖抓住把柄了!毕竟,这些人的家属都在张作霖那里,只要钱到位,策反他们分分钟的事情。

日本人的参战,自不必多说了,在海陆空全方位打击下,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

郭松龄爱国吗?他能解决彼时中国的现状吗?恐怕是不能的,当年有个卖手机的也想一统手机天下,可惜一次次被友商按在地上摩擦。谈什么爱国啊,说什么理想啊,情怀都拿出来卖了,只求友商不要打脸就行。

我常常在想,倘若郭松龄没有死在1925,他今后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面对军阀混战,他只不过是一条会叫的狗,一没本钱二没本事,靠着主人施舍的钱粮度日。如果在当时的军阀里找,他和冯玉祥倒是有几分相似。冯玉祥嘛,他最初的理想还在吗?


记者李满


客观来说,郭松龄反奉,确实是有为国为民的目标,这一点,在他当年的旧部的回忆,以及张学良晚年的回忆中都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理想与当时部下的价值观差距太大,才无从获得真正的支持。

至于说死了那么多东北人和内耗,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战况。

在巨流河畔,张学良亲自出马正面抵御郭松龄部后,黑、吉两省援军云集,2万多郭军面对5万奉军迅速瓦解,所谓的激战仅仅造成了1000多人的伤亡,郭松龄等人弃军逃亡。

事实上,哪怕在之前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虎将”郭松龄在战争中,坐拥7万奉军精锐,却害怕部队倒戈,只敢把军饷、经费和夫人、幕僚放在铁路上的一趟列车上,临战时,往往只用炮兵猛轰驱赶敌军而不敢出动步兵进攻。

当然,之前奉命抵抗郭军的奉军15师(张作相部)连这种炮火都经受不住,往往打过几轮不太激烈的炮火之后就放弃阵地溃散。

而郭军步兵的斗志低下也令人咋舌,根据参战者回忆,郭军的各旅旅长,绝大部分没有战斗欲望,下级军官在张学良的喊话下,整营、整连地倒戈。

在黑龙江骑兵突袭郭军后勤基地得手后,郭军已基本处于瓦解状态,

郭军在战时的主要伤亡,主要是由于缺乏棉衣而冻伤导致的……

这种情况,今天的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怎么会伤亡这么少?

事实上,当时军阀混战的烈度非常之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山海关九门口大战,双方数十万大军猬集,总共阵亡2000人左右,已经被当时的外国观战武官称为中国内战前所未有的惨烈战斗了。

这场战争的最直接后果,并不是死伤了多少东北军精锐,而是事后的内部清洗。

由于郭松龄的基干指挥官是陆大系的中高级军官,这些人在战后都受到了清洗,尤其是中级军官日后饱受排挤,不再成为主力部队的战斗力骨干,而代之以忠诚度上更加过硬的“讲武堂系”、“军士教导队系”的军官。

而“讲武堂系”的军官实际上坐了直升飞机,最典型的例子王以哲,1920年的秋季毕业于河北军官学校第8期步兵科,任直军的排长。1922年9月,被张学良任命为军士教导队第一期中尉连副。1923年12月,王以哲被提为上尉连长。1925年教导队第四期成立,王以哲升任第三营少校营长。当年,郭松龄反奉,王以哲由第三营少校营长直升为第三团上校团长,抵抗郭松龄军进军。1927年6月,军团卫队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升任少将旅长。1928年春,卫队旅在满城、望都扩编为师,番号为陆军第十九师,王以哲为中将师长。

1922年—1928年间短短6年,由中尉到中将。

少壮派军官的火箭升迁,必然伴随着东北军嫡系实际战斗力的下降,当然,同时上升的是对张学良个人的忠诚度。

以上是对一部分问题的解释,另一个问题是郭松龄能不能解决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郭松龄的一贯政见主张是巩固国防、建设东北,并没有武力统一中国这个选项。

而他的这种观念和奉系内部的一些稳健派是一致的,比如王永江。

1926年,也就是郭松龄反奉战争之后,奉系的钱袋子大管家王永江在对张作霖屡劝不改的情况下,也撂了挑子,回到了金州老家隐居,被张作霖称为:

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

而日后奉系在北伐军面前的不堪一击,其实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无论是郭松龄,还是王永江,甚至后来主持河南主战场指挥的张学良,都深知奉系的外强中干,就连炸死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军官河本大作都很清楚这一点:

蒋介石的早经军官学校培养的新式精锐军队和奉天旧军阀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军纪等等也完全不同……蒋介石等的北伐一开始,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一招了。

奉系的完蛋,是早已注定的,并不能归结于郭松龄的反奉,恰恰相反,连张学良都知道,郭松龄的反奉可能正是奉系得以继续生存的一种解决方案。


刘三解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郭松龄反张作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军阀内部派系倾轧的结果。

军阀的特点,在于张作霖麾下有很多内部派系。

一来,这是军阀团体的必然,他们本来就是各种小团体组成的联盟;二来,这是张作霖的目的,部下分为几个团体互相斗争,就无法联合反对他。

张作霖的老兄弟形成老派,把持了当时军政主要力量。

新派也有一定实权,但主要的权力把持在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手中(主要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杨宇霆是张作霖的爱将,也是智囊,是可以压倒老派的权臣。

郭松龄一派叫做保定派,主要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

本来保定派没什么实力,但因张学良对郭松龄比较赏识,才有所复苏。

保定派的成员多为东北军中师长、旅长之流。虽不算很高的军衔,仍然有一定的军权。

其实,因杨宇霆的士官派比较嚣张,以张作霖为靠山,连张学良也不被放在眼里。

张学良为了扶持自己的力量,选择了不受宠的在野派郭松龄作为大将。

但是,郭松龄也不是善类,利用张学良的支持开始和杨宇霆甚至老帅们争权夺利。

因为杨宇霆有张作霖的支持,所以郭松龄斗不过他。

本来在张学良的游说下,张作霖同意让郭松龄去当安徽督军,但在杨宇霆破坏下任命失败。

郭松龄极为恼怒,曾经对张学良这么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

但张学良没有能力左右张作霖,更不能换掉杨宇霆。

这边,杨宇霆发现郭松龄处处和他作对,就尽全力排挤他,试图夺取他的军权,甚至派人暗杀他。

到了这种地步,郭松龄只有两个选择,第一隐退,离开东北军,几十年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第二干脆兴兵造反,自立为王。

郭松龄选择了第二,和冯玉祥勾结,准备搞垮张作霖和他的主子张学良。

冯玉祥许诺,一旦推翻了张作霖,东北三省地盘交给郭松龄。

于是,郭松龄突然倒戈,率领部下7万大军奇袭张作霖。

郭松龄本事是有的,无论指挥还是练兵都是第一流的,对东北军的一切了如指掌。

在郭松龄起兵后,联合东北军军长李景林,趁虚而入,势如破竹。郭军顺利从河北杀入山海关,击破锦州,距离沈阳只有近在咫尺。

因东北军都知道郭松龄厉害,此时军队时期低落,已经无心作战。

同时,由于郭松龄是趁虚而入,张作霖措手不及,只能调动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5万多人去对付郭松龄的7万大军。

按照当时的局势来看,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肯定是守不住了。

那么,张作霖只能退守黑龙江。

但黑龙江当时开发比较差,又被苏联控制着中东铁路,恐怕退到那里也挡不住郭松龄的追击。

由此,张作霖情绪大变。

1925年12月5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奉天后,张作霖大失常态,“当即命令内眷收拾细软转移,府内上下手忙脚乱。10时检点就绪,即以电车27辆,往返输送(家私)南满货栈。然后令副官购入汽油10余车及引火木柴等,布满楼房前后,派兵多名看守,一旦情况紧急,准备逃跑时付之一炬”。据目击者回忆,在得知郭军进入锦州后,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又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骂一阵子又回到炕上去抽大烟。”

但就在这个时候,忠贞不二冯玉祥又玩花样。

他先是奇袭打跑了盟友、直隶督办军阀李景林,试图控制直隶省。

这还不够,他顺势占领了热河省,等于是抄了郭松龄的后路,失去了后勤补给来源。

盟友不可靠,列强也来搞事。

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了协定,以出卖东北的主权为代价支援。关东军随即出动空军轰炸,并且让守备队阻击郭松龄。同时,支援黑龙江的东北军赶到沈阳,东北军也增加到7万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外无救兵和粮草,正面又有张作霖尤其是日军的阻拦。

郭军人心散乱,士气低落,很快崩溃,将领纷纷倒戈。

于是,郭松龄战败,夫妻两人双双被杀死。

郭松龄反张作霖,不过是军阀内讧而已,他和张作霖没有谁是什么正义的一方,都不是什么好人。

郭松龄这一手,差点玩死了张学良。

在郭松龄叛变初期,张作霖误以为是张学良要学李世民,想要杀他上位,对儿子破口大骂。张学良差点就被他爸宰了,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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