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國民黨軍在敵後虎頭蛇尾，不能善始善終？從根本路線上說，國民黨的痼疾是每到一地，依靠的是當地士紳，而不知、不願也不敢發動群眾。早在全國性抗戰初期，毛澤東就指出：“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群眾戰爭。”“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雖然也帶著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趨於失敗的，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
國民黨軍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也是其在敵後難於生存的重要原因。國民黨軍的腐敗主要表現有：
■經商和吃空額
全國性抗戰初期，蔣介石曾經提倡在軍隊辦合作社。1942年9月，他在西安軍事會議上說：“本來我提倡軍隊設立合作社的原因，為改良官兵生活，這種良法美意，應該推行盡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現在我們軍隊當中竟有借合作社名義經營商業，反作為營私舞弊的淵藪，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帶，與交通衝要地區的部隊為甚。”
軍隊經商很容易演變為武裝走私。1940年，駐蘇北姜堰的保安第9旅向日軍走私糧食就是一個典型事例。1940年7月27日，新四軍進駐黃橋。韓德勤命令保安第9旅張少華部進駐原稅警總團陳泰運部的防地姜堰，嚴密封鎖新四軍的糧源。姜堰是糧、棉、油、鹽的集散地。卡住姜堰，駐黃橋的新四軍的糧食和生活用品都會發生困難。保安第9旅在封鎖糧食的同時，將糧食走私給日軍牟利。封鎖糧食致使物價飛漲，當地老百姓乃至士紳商人都苦不堪言。陳毅、粟裕決定以此作為打擊韓德勤的突破口。於是，在老百姓中很快流傳起這樣的順口溜：封鎖糧食“餓了老百姓，肥了韓德勤，難了新四軍，幫了日本人”。陳毅還寫信給清末舉人、曾當過江蘇省長的海安耆宿韓國鈞，信中指出韓德勤此舉是搞內訌，有“宋、明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部”的話。韓國鈞回信道：“痛心之言，聞之淚下。……糧食問題，各地亦在恐慌之列，倘彼此商有辦法，此事誠須妥籌也。”在老百姓和當地士紳商人的支持下，新四軍於9月13日攻克姜堰，殲滅保安第9旅，解除了韓德勤不得人心的糧食封鎖。
抗戰末期，蔣介石曾經說：“我們最初開戰的時候，乃可以一個師抵抗敵軍一個師團，而到了後來，甚至六個以上的師亦不能抵擋敵之一個師團了！這就因為我們師的單位雖多，但兵員總是不能補充足額。事實上，各師缺額總是超過編制預定數之五分之一，或至三分之一，其能維持五分之一者已算難得的了。”
部隊缺額為什麼不補？回答是：中高級軍官可以虛報冒領，吃空額。
國民黨軍這一頑症一直未改。到了1948年10月7日，正是東北人民解放軍已經攻克錦州外圍要點義縣，即將進攻錦州的關鍵時刻。這天中午，蔣介石問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軍隊無鬥志的原因，徐答：“在上者經商，其次吃空額，其下離心離德，如此軍隊尚何言哉！”徐永昌所言都是蔣介石心知肚明、耳熟能詳的弊病，因此，蔣介石聽了毫無反應，心不在焉地對徐說：“我上海還有事。”何事？10月12日，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聞蔣先生日前亟亟到滬，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積）等問題，蔣夫人速（促）其解圍云云。”
■賭博
1940年3月9日，蔣介石在參謀長會議上說：“現在有一兩個戰區一般高級將領，有一個極可痛心的惡習，就是歡喜賭博！要知道，敵人天天在研究如何來消滅我們的軍隊，如何來滅亡我們的國家。而我們不但不想方法如何抵抗，如何圖存，反而天天研究賭博。如此不明大局，醉生夢死，真是隻有做亡國奴的一條路！須知我們一上了賭場，賭友就成了自己的敵人，心中只想打勝桌上的敵人——賭友，哪裡還有功夫去研究如何去對抗真正的敵人——倭寇。這個亡國的劣習，如果再不徹底滌除，你們不僅要被敵人消滅，而且要做敵人的俘虜！”
■吸毒
國民黨軍中的黔軍王家烈部號稱“雙槍（指步槍和大煙槍）兵”。吸毒在部分國民黨軍中，尤其是在軍官中長期存在。曾在冀察戰區任新編第5軍軍長，後來投敵，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收編為第3縱隊司令官的孫殿英12歲開始吸鴉片。1947年在湯陰戰役中被晉冀魯豫解放軍俘虜後，惡習難改，患煙後痢，不久病死於看守所。據曾經在東北軍工作過的李欣回憶：“拿57軍來說，軍長繆澂流是個極端的貪汙腐化分子。他抽大煙，討小老婆，貪汙軍餉，喝兵血，無所不為。”據萬毅回憶，曾在魯蘇戰區第57軍第111師第666團任團長的劉晉武，“是個老兵油子，他帶著兩個老婆隨軍，還抽大煙。他吃空額，喝兵血……他屬於東北軍中生活最腐敗、政治上最反動的一類人物”。第661團團長孫維嵩也抽大煙。
■擄掠
據萬毅回憶，1941年4月17日，“331旅旅長孫煥彩、333旅旅長劉晉武向（病中的）常師長謊報說，日照縣民主政府不讓民眾送給養，是對111師策反朱信齋部的報復。常說：‘可以派人去催。’於是，孫、劉指揮所部，並糾集國民黨保安16團千餘人，於25日偷襲我駐溝窪的日照縣委和縣府機關，蘭瑞生等8名同志犧牲，縣大隊第4中隊全體人員被俘，此後又連續進攻我山縱2旅6團，大修碉堡，並寫上‘安內攘外’字樣，派兵四處抓丁搶糧”。
由於國民黨軍脫離群眾，抓丁搶糧可以說是其家常便飯。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表現尤為突出。1940年9月《蘇北紳商學各界致重慶諸公電》指出，韓德勤部隊“虐待民眾，視同芻狗。敵至則放棄一切，逃潰劫掠；敵去則搜劫行旅，搶掠村舍，不遂所欲，誣告以漢奸；偶攖其怒，指為新四軍間諜，於燒殺拷打外，處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獨多”。蘇北就有這樣的民謠：“天上有個掃帚星，地上有個韓德勤，手下養有幾萬兵，只會欺負老百姓。”韓德勤部軍紀之差曾經驚動了在重慶的蔣介石。不知蔣介石看到《蘇北紳商學各界致重慶諸公電》沒有，但他從情報系統獲悉韓德勤部隊“軍風紀蕩然”。為此，1940年11月4日，蔣介石致電韓德勤：“據報：‘蘇北各部隊自被擊潰後，官兵全無鬥志，軍風紀蕩然，且潰兵為匪，民不聊生。蘇北民眾反譽匪軍為救民軍，冀早日到達，而蘇民困，誠吾人之奇恥大辱’等語。務望嚴整所部，努力爭取民眾同情，毋使匪偽有所藉口為要。”
總之，由於國民黨軍依靠士紳，不發動群眾，片面抗戰，加之本身存在腐敗的頑症，因此在敵後不能長期堅持，從而導致國民黨抗戰勝利後在地緣上處於戰略被動地位。■
（節選自《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何以戰略被動》，《黨史博覽》2019年第3期）
閱讀更多 法治大別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