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入朝為相，大力恢復新法殘酷打擊舊黨
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端王趙佶在其皇兄宋哲宗趙煦死後，繼承帝位，建元建中靖國，是為宋徽宗。這年二月，徽宗貶逐前朝宰相章惇，把他流放到當時極邊遠的雷州（今廣東湛江雷州）。
經過千辛萬苦，章惇好不容易來到了貶謫所在地，地方官得知他開罪了當今皇上，誰也沒有好臉色看承他。章惇無奈，只好到處打聽適當民居，以便租借來作為安身之所。街市上轉了一圈，覺得一戶較為寬敞，進屋表達來意。戶主聽說是貶謫官員求租，連連擺手搖頭，“不租不租。四年前蘇公租住我屋，惹惱朝廷當權的章丞相，派人把我捉到官府，追逼拷問，非要我誣賴蘇公強租民居。蘇公是個好人，人家出錢租我房舍，我豈能昧良心落井下石，誣良為盜。好在借據分明，白紙黑字，糾纏一陣，他們在我這裡實在挖不出什麼證據，才放我回來。要不是借據清楚，蘇公結局不堪設想，我亦差點破家亡身。對不起，不能再租。”戶主並不知道，眼前來求租的流放官員便是大名鼎鼎的章丞相，他提到的蘇公，便是章惇的政敵—大文學家蘇轍。
此時的章惇，羞愧交加，懊悔萬分，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初任宰相之時，夫人張氏病危，臨終再三囑咐：“相公為相執政，千萬不要恃權報怨。”（即“君作相，幸無抱怨。”）辦完喪事，章惇仍悲悼不已，向朋友陳瓘述說悼亡之痛，整日以淚洗面，未能忘情。陳瓘勸他說，與其徒勞悲傷，何如記取夫人最後話別之語？可惜章惇被仇恨迷住了心竅，聽不進亡妻和朋友的勸解，當政時一味把政敵往死裡整，下手毫不留情，誰知加於他人的苦果，今日輪到下臺後的自己來品嚐？
章惇是嘉祐年間考取進士進入仕途的，又經過英宗短暫的治平四年，神宗繼位，重用王安石，實行新法。章惇積極支持新法，人又聰明能幹，被委以編修三司條例司重任，是王安石變法團隊的重要骨幹。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朝廷任命章惇為湖北察訪使，負責撫靖洞庭湖南北的少數民族。到第二年，他採取撫剿兩手，制服了鬧事的少數民族首領，朝廷便在那裡設置了沅州（今湖南芷江），展示了他處理棘手問題的才幹。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章惇回朝升任參知政事，但僅一年多，便因事去職。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死，九歲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太后一改神宗推行的王安石新法政策，召回司馬光等反對新法的老臣執政，廢除新法，貶謫王安石集團的成員。章惇、蔡確、韓縝、張璪被舊黨稱之為“四害”，受到政治打擊，被迫離開執政中樞，陸續被外放到地方任職。
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太皇太后駕崩，宋哲宗親政，改元紹聖，決定繼承父皇遺志，重新推行新法，開始起用章惇等新黨被貶逐大臣。章惇入朝為相，大力恢復新法，殘酷打擊舊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只是礙於宋哲宗念及宋朝祖訓“不得誅殺大臣”而未得逞，但章惇總覺得仇恨報得並不淋漓痛快，深以為憾事。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死去，沒有後嗣，皇太后向氏召集大臣，議定由誰來繼承帝位。章惇主張簡王或者申王來作新皇帝，向太后則主張立端王趙佶為帝。章惇這次卻表現出為國家敢於負責的氣節，開口道“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話音未落，副宰相曾布就打斷他，“章惇是個人意見，沒有與我們討論。我認為太后聖諭非常英明。”另兩位大臣蔡卞、許將連忙附和，表示當依向太后懿旨。其實，這四人都是新黨干將，平時抱成一團，沒想到關鍵時刻有人心懷鬼胎，不恤國事，專為個人前途打小算盤。這樣，行為輕浮，頗有文學書畫才能的藝術家趙佶便當上了皇帝，也正是這位風流文人親手斷送了北宋趙家的天下，丟掉了北方趙宋半壁河山。
趙佶當皇帝不久，曾經反對他繼位的章惇便被罷相。接著，被貶逐到雷州作司戶參軍的小官。於是，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與章惇貶官後租不到住房相類似，在此前約一千五百年，為秦國富國強兵竭盡心力的商鞅，被人誣告謀反，他逃亡途中根本住不上旅店。店主異口同聲地告訴他，“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鞅頒下法令，秦人出行需要官府發給的通行證，無證住宿的，旅店主人要負違法之責，而商鞅執法嚴酷，動輒傾家蕩產，或至充軍殺頭。這樣誰敢知法犯法？可憐商君一路逃亡，只能露宿山野，他追悔莫及，禁不住仰天長嘆：“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俗話說得好，上臺要思下臺時。當政者在制定法令，採取行政措施時，應該秉持儒家倡導的“忠恕”精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辦事立法要時時處處講究公平公正，這樣也替自己留下了一條後路。因為，當政者不可能永遠在待臺上，總有下臺或者倒黴的時候。正如一位政治家說的：“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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