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害，自東漢、唐朝為烈。到了明代，宦官活動又開始觸目起來。尤其是自永樂朝之後，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滅亡，二百多年裡，大部分時間宦官活動都極為活躍。不僅有機會接受文化教育，還無孔不入，二十四衙門的太監們深入到了明朝軍事、貿易、稅收、糧食、織造、礦山、燒造等各個領域，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
不過有一段時間內，宦官活動卻是異常“平靜”，那就是嘉靖年間，這段特殊的時期，宦官的影響一度被降低到除洪武、建文兩朝外的最低點。
正德時期囂風遂行的太監們去哪了？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意外去世後，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主大統，即為明世宗，次年改元嘉靖（1522年－1566年）。在此之前，宦官勢力已經在大明朝的歷史舞臺上活躍了一百五十餘年，尤其是其前任正德一朝（1506-1521 年），宦官勢力更是達到了顛峰，造成了普遍社會危機。
正德初年，劉瑾專權，為“八虎”之首，形成閹黨，後期雖被剷除，但宦官勢力依然強盛。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去世，正德一朝作惡多端的宦官一夜之間失去了靠山。在迎立朱厚熜的過程中，宦官勢力與張太后（明武宗母親）、內閣輔臣楊廷和等各派勢力達成了一致，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三股勢力都想以定策之功自居，以期在新君登基後尋求未來的出路。這期間，各方之間是即有合作，也有分歧，雖然為了共同的政治訴求達成一致，但也在為了未來的各自小團體利益方面相互勾心鬥角。
宦官與內閣、外廷大臣們的這種合作也體現在清除共同的敵人江彬等奸佞勢力上，使得久違的權力重新回到宦官、內閣手中。
在楊廷和的《楊文忠三錄》卷四之《視草餘錄》中記載，在確定前去迎立新君人員名單時，各方勢力是存有爭議的，“予遂言，內閣遣官蔣（冕），魏（英）雲：‘谷哥（谷大用）你去。’又云：‘韋家（韋霦）你也去，駙馬命崔元。’予雲：‘見任大臣中，武臣須皇親定國公徐光祚，文臣須禮部毛澄。’尚書諸公皆應曰：‘諾。’谷（大用）之遣，予不欲，危疑之時，恐拂其意，遂不敢更。”足見雙方之分歧，但對於當時擁有相當權勢的宦官勢力，內閣成員並不敢得罪，也不得不向其妥協。
視草餘錄節選
“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在楊廷和為其草擬的即位詔書中，廢除正德朝弊政，革故鼎新。其中，雖有處治、裁撤為惡宦官及其造成的弊政，但對宦官勢力的核心利益，仍然涉及不多，例如鎮守中官政策等，其原因仍不外乎這時的宦官隊伍們依然具有強大的實力，楊廷和雖然有草擬詔書的權力，但還是受到了宦官勢力的干擾。
楊廷和的《楊文忠三錄》卷四之《視草餘錄》中曾這樣記載，“詔條中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寫亦虎仙數事尚未入草，予別用小折親書密緘之，藏予刺函中，防漏洩也。”，也就是說，有些涉及到宦官的一些事情，他並沒有直接寫到草擬的詔書中，而是以密函形式進行彙報，但擁有批紅權的司禮太監們，在詔書頒佈前還是瞭解到了其中的內容，要求內閣修改其中的條款，但被楊廷和以皇帝自有決定拒絕了。
在這個敏感的過渡期，閣部大臣們想要在宦官面前取得主動權，就必須依靠皇帝的支持來打倒政敵。這時以外藩入主的明世宗，與朝中各種政治勢力並沒有任何聯繫，於是，在朱厚熜即位後，外廷大臣們便迫不及待地對前朝眾宦官進行彈劾。
《明通鑑》卷十二中記載，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 “壬申，錢寧伏誅”，六月，“戊子，江彬伏誅。言官並劾魏彬、張忠、許泰、谷大用、張永等，而彬及忠泰皆以夤緣貴近，得減死戍邊。”
對於這些宦官的下場，《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記載，宦官谷大用“尋降奉御，居南京。” “世宗立，御史蕭淮奏谷大用、丘聚輩蠱惑先帝，黨惡為奸，並及永。詔永閒住。已而淮復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魏彬“ 始令閒住”“ 張忠、吳經發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導致一批宦官被調任、降職、革職、下獄。
於是，正德朝不可一世的宦官勢力在皇權重錘下被徹底瓦解，朝中權力更多地是流向了內閣。
皇權、閣權矛盾下 遊移不定的宦官政策
立足未穩，初涉國事的明世宗朱厚熜為何傾向閣臣，而將正德朝中的宦官勢力清除出去呢？《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記載，“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
明世宗登基初期，對正德一朝的宦官有好印象估計不太多，但與內閣的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經過一系列對宦官勢力的抑制，此前正德一朝掌握權勢的大太監被清除出了核心層，但轉而更換為了當年朱厚熜在安陸興王府的舊部張佐掌管司禮監、黃錦為御用監太監等等，內廷儼然成為興王府舊閹的天下。
在成功藉助外廷大臣的力量來抑制住宦官勢力後，內閣權勢地位表面上看似加強。不過，之後的“議禮之爭”，又一次“革”了內閣的命。（有關嘉靖時期閣權的變化，我已經在 一文中有所描述，此處不再展開）。
在“大禮議”之爭過程中，明世宗朱厚熜儘可能地對前朝的一些資深宦官給予關照，利用宦官力量來制衡閣部大臣，增強自己在內廷中的力量，從而成功將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再度洗牌正德舊臣。
如，《明世宗實錄》卷三十六中記載，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議禮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給事中鄧繼曾言的一番對宦官的上疏惹來了牢獄之災，“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謫。”
又比如，在正德十六年十月時，刑科給事中顧濟曾彈劾司禮監太監蕭敬是原東廠太監張銳的同黨，“罪惡惑亂”，不過明世宗並沒有聽從顧濟的說法，並未給予處罰，蕭敬只不過告老還鄉。反而在後來又將蕭敬恢復了原職，重新使其進入了司禮監。不過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蕭敬因病去世，其門下太監嚮明世宗朱厚熜請求給蕭敬後人升授，被明世宗斷然拒絕。
不難發現，朱厚熜在獲得“議禮之爭”勝利後，先是將前朝的一批老臣革罷殆盡，提拔支持自己的張璁等人進入內閣。在沒有了後顧之憂之後，這時的他又能夠完全有功夫去隨意處置前朝的那些宦官力量了。
嘉靖時期對宦官弊政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年）以後， 明世宗朱厚熜取得了大禮議勝利後，楊廷和一派的前朝勢力基本肅清，與之相對應，朱厚熜對宦官的政策也開始了由利用到打擊的重大轉折。
明朝眾多經濟部門中，宦官廣為參預。對此，嘉靖時期，為抑制宦官干預經濟，由內而外，著手整頓宦官在經濟領域的干擾。對皇城之內的內庫府局，先是禁止內庫宦官橫索，並加強御史巡視，同時，裁革內府冗員；罷免各地監倉宦官，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時，徹底宦官監倉制度；對解決擾民嚴重的皇莊問題，雖然沒有真正根除，但一定程度上較正德時期有所進步；另外，沒收宦官自領的莊田，嘉靖一朝，明世宗不再賜予宦官莊田。
軍事方面，主要是整頓御馬監，革除宦官監軍，在全國廢除鎮守中官，沉重地打擊了囂張跋扈的宦官勢力。明朝出鎮一方的鎮守工作，原來是由武官擔任，到永樂年間，開始派太監出巡，並賦予了鎮守的權力，導致事權渙散、政出多門。嘉靖之初，就有言官“罷各鎮守內臣”之議，但限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明世宗並沒有觸及這一敏感地帶。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內閣大學士張璁等人建議世宗撤除各處鎮守內臣，得到了朱厚熜的支持，《明史·職官志三·宦官》中也明確記載說：“……鎮守太監，至嘉靖八年後始革”。前後差不多四年的時間裡，就“革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各衛監局冒役數千人”。
雖然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曾因武定侯郭勳建議，復設了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鎮守中官，但接著在第二年又全部撤回，遂不再設。
《明世宗實錄》末卷中這樣評價朱厚熜，“正德之末，政在權幸，盜賊蜂起，海內騷動。上方龍潛藩邸，深鑑其斃，及入踐大統，乃赫然發命誅除鉅奸，革去鎮守內臣，清汰冗濫，諸凡弊政以次盡罷，海內欣欣若更生焉。”高度讚頌了明世宗針對宦官及其造成的弊政而實行的改革政策。
嘉靖時期的權璫
我們提到，明世宗即位後把正德時期的谷大用、魏彬等人革除，將自己的舊屬張佐安排進了司禮監，一直到嘉靖二十年左右（1541年）。此後，又有鮑忠、崔景、麥福、黃錦接任。其中，黃錦執掌司禮監時間最長。《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記載，“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傷不敢大肆。”這些大太監雖受寵信重用，所幸並未出現宦寺之禍。
麥福（1498年－1552年，其出生年源自《三水縣誌》，待商榷。），廣州府三水縣人。正德年間入宮，明世宗即位初，在御馬監任職，初為左監丞；嘉靖三年（1524年）時，升太監；嘉靖七年（1528年），掌御馬監印，提督勇士四衛營禁兵；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調司禮監；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時，“復總督東廠，鎮靜不擾，絡紳謂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掌司禮監印，從而開啟了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提督東廠的先例。這時的麥福集行政、監察大權於一身，相當於外廷的“首輔兼總憲”，宦官權力之大可以說達到了頂峰。這在明世宗一面整頓限制御馬監權力，裁抑宦官權力的同時，一方面卻授予麥福大權，使其權勢並未因改革而縮小，反而是達到了“以印帶廠”無以復加的地步。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二月去世，時任禮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徐階為其撰寫墓誌銘。先後 “賜飛魚、鬥牛、蟒衣、大紅坐龍衣者各三；玉帶、樁帶各一；賜祿米自十二石至三十六石，合之以石計者三百七十三。又嘗特賜銀記，其文曰‘公勤端慎’，賜御書日‘克盡忠勤’‘小心匪懈’‘恭慎如一’”。
黃錦（？－1567年），河南洛陽人，世稱“三黃太監”，興獻王府舊侍，正德三年（1508 年）被派往興王府，正德八年（1513年）作為朱厚熜的內伴讀，陪伴明世宗五十餘年。明世宗登基後，升黃錦為御用監太監；之後，改尚膳、司設、內官諸監太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進入司禮監為僉書；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乙巳，轉司禮監僉書，癸丑，進掌監事兼總督東廠密務”，隆慶元年（1567 年）死於任上。
小結
由於明世宗的強力限制，嘉靖一朝，宦官勢力被內閣和錦衣衛勢力所壓制，始終沒有抬頭。即使在明世宗後來端拱修玄，久不視朝之時，也沒有出現宦官攬權現象，這種情況頗為罕見。應該說，與特定條件下明世宗的皇權變化與擴張不無關係，特別是大禮議之爭的勝利，使得明世宗的帝位得到鞏固，其不再需要藉助宦官力量與文官尤其是與內閣勢力相抗爭。相反，為進一步展布君權，避免重蹈前朝閹黨專政，也迫切需要抑制宦官勢力。因此，在後期議禮派的建議和推動下，採取了裁抑和打擊宦官的措施。
當然，這並非是說嘉靖時期的宦官群體一蹶不振，沒有被寵幸。只不過隨著明世宗即位後政治格局的變化，其對宦官的政策一直在變化和調整中，但其自始至終也並沒有徹底遠離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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