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劉光第、楊銳、林旭、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這段歷史已經為人所熟知了。
作為楊銳的同年、劉光第曾經的同事，原刑部主事唐烜在日記中留下了一些頗具價值的記載，對解開當年的一些歷史真相頗有幫助。
譬如，史學界一直爭論的梁啟超是否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在唐烜的日記中即找到了答案。
據唐烜日記在八月二十五日（10月10日）的記載：
“……在署聞同司朱君雲：譚逆嗣同被逮後，詩云：‘望門投宿鄰張儉，忍死須臾待樹根。吾自橫刀仰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前二句似有所指，蓋謂其同黨中有懼罪逃竄，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當指其奴僕中，有與之同心者。
然崛強鷙忍之慨，溢於廿八字中。相傳譚某與林旭最為康逆所重，預謀為亟，想非謬也。”
在這則日記中，唐烜只是說譚詩從同僚朱某處得到，但究竟是何人抄來，卻並未交代。
數年後，唐烜在《戊戌紀事八十韻》中有這樣一句，“役卒呈數紙，雲是獄中筆。”
如此看來，譚嗣同絕命詩繫獄卒抄來，刑部司員因職務便利而先睹為快。類似的抄詩記載，唐烜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9日）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是日在署，見有獄卒由獄內抄出楊侍御深秀詩三首，均七律。楊素工詩，其稿已刊。
被逮在初九日，至十一日送部入獄後得詩一首，次日又成一首，十三日午刻後，始奉即行正法之旨，臨刑已日夕矣，蓋此日清晨，尚用香火劃壁成詩也。”
在日記中，唐烜並未錄下楊深秀之絕命詩，不過當年十二月初一日，梁啟超在日本出版的《清議報》中首先刊佈楊詩（獲得渠道不明），其中：
有“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長鯨跋浪足憑陵，靖海奇謀愧未能”；“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等句。
不過，唐烜對楊深秀的絕命詩似乎並不以為然，其在當天日記中評論說：
“觀詩中詞意，皆以直言敢諫、禦侮破敵為言，非本事詩也。文人文過，自古已然。
如範蔚宗臨刑猶有‘庶幾夏侯色’之句，豈非大言不慚乎？狂瞽迷罔，抵死不悟，而欲強附遠託，龍比近附，楊、左能取信於天下後世哉？”
唐烜日記中說的“範蔚宗”即南朝劉宋年間的史學家、著有《後漢書》的范曄，其因參與孔熙先、彭城王劉義康的政變陰謀而被處斬，其子範藹、範遙、範叔委等皆被株連。
由此可見，唐烜對康黨中人成見極深。
事實上，在六君子被捕之後、被殺之前，唐烜即根據自己的瞭解在八月初十日（9月25日）日記中記述了他對楊深秀、楊銳、劉光第三人的印象：
楊深秀，“先為刑部員外郎，去冬始轉御史”，後與宋伯魯黨附康有為，往來甚秘密，之前曾被文悌奏參，“近聞其上封事廿餘首，力主變法。”
楊銳為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同年，且同為國史館協修、浙江張嘉祿門下，“詢為山右才子，素講漢學，著述頗多，惟性情迂執，與朋友多落落寡合，不知何以闌入康黨，殊所不解。”
劉光第為光緒九年（1883年）癸未科進士，與自己同在刑部任職，主廣西司，“性尤孤僻，每入署輒不上堂，談及公事，亦頗諳悉。印稿拉之同往終不肯，自以隨行逐隊謁上司為恥。”
此外，唐烜還記載稱，楊銳與劉光第“皆四川人，素交好”，且兩人都是由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薦。
由此可見，唐烜雖然是楊銳的同年、劉光第曾經的同僚，但對六君子的評價並不高。當然，這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京官群體對變法的一個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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