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一位政治家詩人，對於所創作的有望傳諸後世的作品，素來嚴謹而看重。康生是中共高層少數幾位通曉詩詞與書法的領導人，在金石字畫的鑑賞和詩詞書法的造詣上，雖不如行家裡手，卻能憑藉特有的政治敏感，洞見領袖的心態，對毛澤東詩詞及其墨跡的種種做派，真是將政治權謀與藝術欣賞結合得天衣無縫——彷彿是詩家的藝術共鳴，其實乃權臣的機巧逢迎。毛澤東信用其人，固主要在於康生對其政治路線的迎合，而詩詞書法則又成為一種獨特的媒介。
最初的文字
目前所能見到的康生關於毛澤東詩詞及其墨跡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這樣一則題記(原文無標點，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時毛澤東同志寢室開會，見案頭有宣紙三疊，墨跡猶新。展視之，乃澤東同志近書詞稿三首……今經手書，尤為珍貴，真可謂光騰萬丈，筆掃千軍矣。自思如能請而得之，加以裝潢，傳之後世，誠社會主義文壇一大勝事也。會議十二時畢，我乃持此三稿，向澤東同志請曰：“我甚愛此，可否惠我？”澤東接稿，熟視後說：“三詞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獲許，快甚，持之急出，頓覺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勝似春光”矣。
也許有人會以為這只是不供發表的題記，只是表達康生的內心感受而已。其實不然。在逐漸成為執掌意識形態領域大權的政要之後，康生確實通過種種運作，將毛澤東詩詞及其墨跡的發表弄成“社會主義文壇的一大勝事”。
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作於這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在與會者中傳抄。9月1日，毛澤東致信《詩刊》主編臧克家等人，寄去這兩首七律，“如以為可，可上詩刊”，其動因在批判彭德懷：“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裡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覆那些忘八蛋的。”9月7日，毛澤東就這兩首詩的修改致信胡喬木，更明確地指出：“主題為了反右傾鼓幹勁的，是為了懲治反黨、反總路線、反大躍進、反人民公社的。”康生對這些內情無疑全然知曉，因而對毛澤東欲藉助詩詞作為政治鬥爭利器之心態瞭如指掌。由此可見，這則寫於1959年10月下旬的題記，將毛澤東書寫自作詩詞視為“社會主義文壇一大勝事”，正是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下鼓吹個人崇拜的使然。
“反修”中述而不作，卻另有一功
隨著“三面紅旗”的式微，毛澤東自60年代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反對赫魯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簡稱“反修”)。康生相機被委以重任，在釣魚臺主持中央寫作班子撰寫“反修”檄文。毛澤東則以其獨特的方式——賦詩填詞來表達政治家的訴求，從而形成繼30年代中期創作長征詩詞之後的第二個創作高峰。通曉詩詞的康生於此雖近乎“述而不作”，即另有一功。
1961年10月下旬，郭沫若在觀看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後賦七律一首，並於11月初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毛澤東於11月17日寫“一從大地起風雷”的唱和之作。次年1月6日，郭沫若在廣州讀到康生抄示的和作。毛澤東在唱和相隔整整50天之後，方經由康生抄示郭沫若，可以想見，康生對毛澤東藉助一齣戲和一首詩來做出一篇“反修”大文章的意圖十分明瞭。毛澤東後來曾公開表示：“郭沫若原詩針對唐僧。應針對白骨精。唐僧是不覺悟的人，被欺騙了。我的和詩是駁郭老的。”得到康生的抄示，郭沫若當天即以毛詩原韻再唱和，以“僧受折磨知悔恨”的詩句表示完全接受毛澤東的批評，並請康生轉呈毛澤東。1月12日，毛澤東親筆致信康生，內中一段是：“八日惠書收到，極高興。請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詩好，不要‘千刀當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採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遺憾的是，康生的信未見披露，故無法知曉這位毛澤東的高級信使究竟在信中說了哪些令毛澤東“極高興”的話。
1963年1月這個向“現代修正主義”發起反攻的緊要時刻，毛澤東於8日費去整整一個夜間的功夫，寫下“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唱和之作。1964年1月下旬，毛澤東應英譯者的要求，對剛剛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中的若干詞句作了解釋，其中最為詳細的當推壓軸之作《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飛鳴鏑”指我們的進攻。“正西風落葉下長安”，蟲子怕秋冬。形勢變得很快，那時是“百丈冰”，而現在正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了。從去年起，我們進攻，九月開始寫文章，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萬年？沒有那麼長。我要馬上見高低，爭個明白，不容許搪塞。但其實時間在我們這邊，“只爭朝夕”，我們也沒有那麼急。
如果說由康生主持的中央寫作班子撰寫的“九評”是“反修”的重磅炮彈，那麼毛澤東的這首《滿江紅》大概可以稱之為發動反攻的進軍號了。這年12月26日恰值毛澤東70壽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題簽的簡體直排本《毛澤東詩詞》，文物出版社出版由康生題簽的繁體直排本《毛澤東詩詞三十七首》。此前，毛澤東於12月6日致信秘書田家英：
今天或明天開會討論詩詞問題，我現在再有所刪節改正，請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見，交我酌定為盼！
在毛澤東親筆列出的參加座談會的22位人員名單裡，既有朱德、鄧小平、彭真這樣的政要，又有郭沫若、袁水拍、臧克家這樣的詩人，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毛澤東明確指定“請康生同志主持”，足見其倚重。是的，在政治和藝術兩個方面均能使毛有知音之感者，舍康生其誰乎？
對毛澤東詩詞墨跡的種種作派
在康生的指令下，1964年1月4日，《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大報刊，在頭版的大半個版面刊登毛澤東《詩詞十首》，同時配發毛澤東的大幅照片。與此同時，第2版配發郭沫若撰寫的《“百萬雄師過大江”——讀毛主席新發表的詩詞〈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在此後的4個月裡，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相繼發表了另外9篇詮釋其餘9首新發表的毛澤東詩詞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多篇詮釋文字中披露康生的相關材料，甚至在詮釋《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一文中全篇徵引康生1959年7月5日與毛澤東等同遊仙人洞後所作《朱履曲》，稱之為“繪形繪聲的妙曲”。
康生還別出心裁地指令《光明日報》在這年春節以頭版頭條刊登《採桑子·重陽》的墨跡。這正是1959年10月“請而得之”的三首詞稿中的一首。同版還刊出郭沫若的詮釋文字。以此為發端，在康生的指令下，連續三個春節，《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毛澤東詩詞墨跡，是時配發郭沫若的詮釋文字。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墨跡，配有毛澤東的大幅照片。其時康生已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唯一顧問。
“反修”導向“文革”，而“文革”賴以發動的先決條件之一便是“更多的個人崇拜”。康生通過異乎尋常地宣傳毛澤東詩詞及其墨跡來推進個人崇拜的潮頭，得以“穩坐釣魚臺”。
1975年12月，“文革”風潮已如強弩之末，康生在稱病多年後死去，竟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蓋棺之論而獲善終。(1980年10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開除康生黨籍並撤銷原《悼詞》)
1977年9月，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週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收有15幅手稿的《毛澤東詩詞墨跡選》，封面題簽則由康生的字跡集成。這大概是這位權奸所能享得的最後“哀榮”罷。（馮錫剛）
如果您有相關法律問題，歡迎您向本平臺私信提問，本平臺小編儘自己所能為您解答法律疑問
閱讀更多 閻良區人民檢察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