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先
在一篇訪談當中，劉慈欣談到：“我寫的這種以創意為核心的科幻……對我來說最大的瓶頸就是獲得創意的過程，之後的故事和人物是憑藉努力就能完成的，但是創意部分憑努力完成不了，可沒有這個核心的創意不行。”當被問到如果某個激動人心的科幻內核與現實中的科學技術有矛盾，將如何取捨時，他回答說：“得看這個科幻內核的故事資源如何，如果這個內核有許多故事資源，同時它也有一定的科學依據，我就不會放棄它……只能在科學上儘量加以修改，儘量符合，儘量不要有太大的漏洞。”
也就是說，他的小說盡管有著“硬科幻”之名，但還是以“文學”為根本，是一種以某個創意觀念為中心的微型思想試驗，故事和人物都是為了鋪陳、展示、烘托、凸顯、闡明這個內核而來。這屬於“概念先行”，卻是科幻文類的傳統——它總是傾向於討論一些宏大的觀念性命題，不惜為意造文，因而在以審美為核心的文學史中往往美學評價不高，處於純文學話語等級制中的低端。
在晚清、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的幾波短暫熱潮之後，中國的科幻文學在新世紀以降的當下再次成為不容忽視的文學現象。 這背後當然有著科技迭代更新與受眾群教育水平提升等因素的綜合效應，但它能夠形成新興的文學現象和學術研究關注的話題，顯然有著科幻自身所具備的思想試驗這種總體性思維的素質作為基礎。
劉慈欣內在於這個潮流之中，而其特異之處在於，即便在科幻文學群體的內部，劉慈欣也是一個孤峰獨起的存在。這當然不僅指他獲得了某些國際性獎項——那當然在客觀上起到了吸引眼球、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此之前他實際上已經經受了堪稱苛刻的市場的檢驗，在普通讀者那裡獲得了廣泛認可。
更主要的原因是，劉慈欣有能力進行思想試驗，而不光是設置某個新奇別緻的核心觀念後敷衍成文，而是讓各類觀念集束式出現並繁衍生長，形成了某種世界觀。他的思想試驗關乎和平、戰爭、生存的基本母題，進而延展為道德、契約、博弈、集體的普遍性話題，使得某個靈光乍現的“點子”（這種創意式“點子”在各種哪怕是平庸的科幻作品中也並不少見）躍升為了思想命題。這些思想命題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們不是純粹的賣弄機智、思維訓練與智力遊戲，而是將某些基於現實的回應轉化為全新的文學論辯。
這一點在當代中國文學之中顯得尤為重要，原因在於面對高度技術化、符號化與碎片化的語境時，如今的現實既不是史詩時代那種渾然未分的和諧，也不再是小說時代的二元分離，而是在新媒體語境中，現實已經融入到心靈之中。當變化了的“現實”無法被既有文學書寫方式全面把握的時候，“現實感”就成為文學的基本內容。
這種變化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如同盧卡奇在一戰期間歐洲啟蒙現代性進程遭受巨大挫折時所說，那種“存在和命運、冒險和成功、生活和本質，就是同一概念”的“史詩時代”已經完結，世界處於“先驗的無家可歸”的狀態 ，當古典藝術“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 終結之後，小說應運而生，只不過它不像史詩“可從自身出發去塑造完整生活總體的形態”，而是“試圖以塑造的方式揭示並構建隱蔽的生活總體” 。
從現代性祛魅的“神的死亡”到由於科技與消費帶來的作為主體的“人的死亡”，出現了“存在的被遺忘”狀態，“過去，笛卡爾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人與佔有者’的地位。現在，對於力量（技術的、政治的、歷史的）而言，人變成一種簡單的東西，他被那些力量超過、超越和佔有。對於這些力量來說，人的具體的存在，他的‘生活的世界’，沒有任何價值和任何利益，他預先早已被黯淡，被遺忘。”
與這種在哲學本體和認識論上的轉型映照，“傳統小說”在經歷20世紀以來一系列的題材內轉和精神空間收縮過程之後，諸種文學形態與手法都失去了從總體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似乎已經對現實無能為力，我們進入到一個後純文學時代。後純文學時代的文學往往體現為總體性的失落，“現實在當下文學的書寫當中的不同變體呈現出的既值得珍視又有待改進的面貌：它們或者竭力平視等同於現實，這是對來源於現實又高於現實的現實主義經典律令的轉移，卻有可能在技術性的精確中放逐了目的和倫理旨歸，從而使得價值判斷遠離，而讓文學成為一種平面的反映之鏡；或者低於現實，而刻意謀求某種鉅細無遺的‘真實’，但是在追影摹蹤上，書寫永遠跟不上外在世界的流動嬗變，尤其是當攝影、電視、網絡已經全面侵佔到原先許多屬於文學的領地的時候，文字的技術無法匹敵聲光影像的立體式呈現。
如此種種，會帶來片段化的現實書寫。” 科幻小說反倒在想象性思想構擬與文本操演中將自身的對象設置為現實感，從而實現了對於現實的總體性思考，並且難得地擺脫了“資本-權力”這一新時代總體性邏輯的掌控。
總體性的理論基礎無疑得益於盧卡奇的闡發，他在19世紀那些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看到了某種“新世界”的可能性，進而恢復了總體性範疇在馬克思主義思想脈絡中的核心位置：“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總體範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並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
也就是反對單純考察社會的某一方面，主張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在總體的相互作用中所呈現出來的聯繫作為考察對象，從而在總體上把握社會，應當將一切局部的東西看作整體的一部分，從而把歷史理解為一個統一的辯證過程。這種關於歷史延續性與關聯性的認知方式無疑有著強烈的主體建構意味。
但盧卡奇所謂的總體性也不再適用於當下的現實融化、主體退隱、現實感成為對象的語境。在這種情形之中，如果想要擺脫片面與片段的困擾，必須重啟爐灶，找到一種適應於時代的總體性賦形方式，就文學的範式轉型而言，劉慈欣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鑑的個案。他的走紅不僅僅是某種類型文學的勝出，而毋寧說是無意中滿足了閱讀受眾對於一種新文學的渴望。這是一種後純文學時代的自然選擇，它不滿於數十年來“純文學”話語所形成的關於人性、個人、內在精神以及“片面的深刻”式的模仿、表現與象徵，顯示了文學作為以超越性為內在支撐的藝術的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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