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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让大家既长见识又笑喷了的啊。

大家可能对这两年非常火爆的海昏侯墓印象很深刻。从2015年开始，它们开始电视直接直播考古现场以后，形成了一股热，大家每天都在关心这个墓葬的发掘进展。其中有很多细节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考古领队杨军亲口跟我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在一起有好几个老师在场，笑得我们呀不行不行的：

他说，练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在考古现场，一边要挖掘，一边要回答记者的各种问答，真是忙得晕头转向。

然后他就说发掘到马蹄金那天，大家无比地激动。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后来的展示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当时他们的激动之情。可不是么，他们是各种婀娜多姿地展示马蹄金啊。

当第一块金子拿起来的时候，记者们马上凑上去各种拍，眼尖的记者发现上面有一个“上”字：

于是马上问杨老师，他的反应也快，说这个应该是“上林苑”的简写，代表皇家监造。确实后来也有学者在探讨这种可能性。如果只有“上”也就罢了，可是没一会儿，他们发现又来了：

上面有“下”字，这个“下”字怎么解，或者是“上林苑”之外的“下苑”，杨老师隐约记得有这么一说，但是现场根本没有查资料的可能性。好吧，有上就有下，总算交待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又来了：

这个“中”字，杨老师只好说，我也猜不出来了。

这一波三折的过山车体验，杨老师说每天都有，他的压力好大啊。

其实不止马蹄金有上、中、下三个字，麟趾金上也有，说明这三个字在当时不是随意刻上去的。当时具体的含义学界暂时还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

兰台挥麈

下面说的这个案例跟「月球上能看见长城一样」，曾经误导我们几十年，而近些年被完全推翻的「历史常识」。

我国史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遗址中出土过很多「尖底瓶」：

马家窑文化中的尖底瓶：

我记得小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说这种「尖底瓶」是汲水器：

历史课本中以此赞扬中国先民是多么的「智慧与聪明并重」。

这种说法流传了几十年之久，一直堂而皇之的写在中国历史课本上。

甚至被编入了1987版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等多部谈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著作中。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半坡博物馆的两个学者孙霄和赵建刚做过两次实验,发现「汲水器」完全是无稽之谈：

• 1988年，先是拿半坡的十二个尖底瓶,做过一次实验。

• 1989年，又用七个等比复原的石膏模型，在北京与北京大学力学系的专家王大钧等做过一次实验.

下面我只说孙霄和赵建刚第一次做的实验论文：

实验用半坡、姜寨的十二个尖底瓶。在流动的水、静止的水两种环境下做的力学实验显示，根本就无法打水：

这篇发表于1988年论文，有很多测量数据和力学数据我就不引用，我只引用图：

而且有的尖底瓶打满水根本不会竖起来，而是沉下去，用绳子一提口朝下，水都倒光了：

但孙霄和赵建刚在论文中推测尖底瓶是古人的背水器：

但是问题我们的原始人同志造「尖底瓶」，即便符合人体工程学，他们如果要背累了，要休息一会怎么办？难道是在学少林寺十八铜人练功？

后来，半坡博物馆的孙霄又提出了多种猜测，包括其他学者研究，尖底瓶的作用有以下几种结论：

「汲水器」已经被实验否定，那尖底瓶是不是都是「欹器」呢？

孙霄后来提出的【侑卮[yòu] [zhī]说】：「侑卮」也即「虚则欹、满则覆」的「欹器」：

《太平御览》曰：「殷有盘铭,周有欹器」，「欹器」只出现周代的阶级社会王朝时代，用以警告统治者谦虚不要自满。

史前的部落遗址中「尖底瓶」非常之多，一挖一大堆，难道家家户户都要在家里摆一个「欹器」？而且不止摆一个？

另外，而且仰韶晚期的尖底瓶，口非常之小，只能伸一个管子进去，显然不是用来装水的：

图片引自吴耀利——小口双耳尖底瓶不是“侑卮”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在线http://news.hexun.com/2012-09-24/146193338.html

另外，这种没有「耳」无比细长的尖底瓶，既不能「汲水、灌溉」，也不能装水当「欹器」：

灌溉浇水可以细水长流，关键是灌水时候得多费时间？

那有些猜测说「尖底瓶」是「葬器」是怎么回事呢？

前几天我在回答「人面鱼纹陶盆」说过史前到战国的「儿童瓮棺葬」，使用一种尖底的坛子插在土中：

但这种坛子不是完全是尖底的，仍然可以放置：

所以，「葬器说」说的是这种比较大的尖底坛子。

综上，「汲水器、灌溉器、欹器、葬器」这些说法都有很大的漏洞，而且没有一般性，能解释个别尖底瓶，不具备完满解释所有的尖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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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酒坛说」和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礼器说」。

结合古文字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应该说「尖底坛」就是「酒坛子」这个解释最有说服力。

「酒」的初文为「酉」，「酉」甲骨文象形「一只酒坛子」，从金文、甲骨文的字形来看，这个「坛子」是一个「尖底坛子」：

以前说过：汉字造字一定是以事物的「典型常态」造字，才能察而见义，一看即明，文字才有约定俗成的可能性。否则，在史前时代，文字是很难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符号。

「酉」字的两个甲骨文，就对应尖底瓶几种基本形态，「酉」字的典型常态抓取得非常完美：

古文字的「酉」几乎完全对应尖底瓶：

• 无耳和有耳，

• 细颈和坡颈。

那么，古代的尖底酒坛怎么放置？

其实有一个基座，或者插在土里。

所谓，一图胜千言：酿酒用的尖底瓶这种东西不止中国有，在人类各种文化中都存在。

古埃及图坦卡蒙时代的叙利亚人用芦苇管喝尖底瓶里的酒，尖底瓶下有一个安置的底座：

埃及新尖底瓶放在一个木架子上：

•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4784.html
  
• http://www.kaogu.net.cn/html/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4784.html
  

所以，尖底瓶就是「酿酒」「装酒」以及「储存、运输」酒用的，汉字「酉」的描述非常传神，这一点古埃及、古希腊的文物上图画已经能够证明。

而且仰韶文化中也有尖底瓶的陶座出土，只不过当时考古工作者没有注意，半坡考古发掘报告当时猜测为「器座」，不知道如何归类：

基座就是这样使用：

这种基座就是配这种又长又细又尖的瓶子：

仰韶的基座与古埃及、古巴比伦文物图画中的使用方法完全一样：

「尖底瓶」的小口和尖底设计是为了更好的密封，一部分也可以埋入地下，保证一个恒定的温度，让酒更快的发酵，同时更有效率的沉淀、澄清，不让酒酸败。

但是，这个结论有一个很大的BUG是：

第一，目前我国酿酒史之可以追溯到4000-5000年龙山文化时代（夏初），而尖底瓶大规模出现在距今5000-7000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

第二，如果尖底瓶是酒坛，表明史前时代酿酒规模十分庞大。

有的学者如《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一书的作者，就不同意「生产力低下」的史前时代，会这样大规模的酿酒：这种论断也就是所谓的「农业基础论」：先有农业后有酒，粮食剩余才有酒。

最新的考古学已经将这两点完全否定：

第一，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装酒陶器残片，将人类酿酒历史提前到8000-9000以前。在这之前最早伊朗发现过5400年前的酒（这是主持贾湖遗址发掘的张居中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马克高文合作的研究成果）。

第二，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先民农业收获，并不是我们今天想的那么low。比如：

• 距今5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稻壳总量达150吨。
  

• 距今7000-8000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几百个装有炭化粟窖穴，经过估算贮存的粟可达10万斤以上。
  

第三，从贾湖遗址的发现来看，人类的酿酒并不是基于农业剩余的：

• 贾湖先民不是因为稻谷大量剩余才用来酿酒，而是将仅有的少量的稻谷用于酿制米酒。
  
• 考古发现揭示出贾湖古酒产生的背景，与农业没有必然的联系，贾湖先民是在采集野果、捕鱼为生的条件下，种植少量的稻用于酿酒。
  
• 甚至可以认为，贾湖先民完全不以农业为生，种植粮食很可能就是专供酿酒原料之用。
  

正所谓「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祭」，中国先民用装酒瓶子祭祀，汉字「奠、尊」就是描述的用酒祭祀，这也就是苏秉琦先生的「礼器说」。

汉字中从「酉」的字都很「酒」或者发酵食品有关，也说明「尖底瓶」设计用途是为了酵、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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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小学课本称半坡「尖底瓶」是古代先民发明符合重力原理的逆天汲水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已经被实验完全否定。

史前文化遗迹中发现的众多的尖底瓶，最合理的解释是酿酒用的器具，古今中外的很多史料都可以证明。先民用尖底瓶装完酒以后，用来装水，进行沉淀也是很合理的。

最先的贾湖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将人类的酿酒的历史上推接近一万年前。贾湖先民并非是以农业为主，而是渔猎社会，酿酒用谷物是他们采集而来的。

所以，「酿酒」不是像早前的学者认为那样「先有农业后有酒，粮食剩余才有酒」。

仰韶先民完全可能有大规模的酿酒，所以尖底瓶才这么普遍。

小汉字见大历史

1990年浙江杭州一名中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骨器、陶器碎片，还说曾看到过一条船，怀疑是上古遗迹，就报告给了老师，转到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工作人员去现场勘探，发现湘湖砖瓦厂已在此取土20多年了，遗址的堆积层只有十米多长，在这块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彩陶片。

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双耳陶罐。

彩陶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签，要知道举世文明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那里只出土了4片彩陶，而湘湖砖厂数量巨大，且颜色鲜艳，比河姆渡要精美得多，而且文化特征不同，所以湘湖砖瓦厂是不同于河姆渡的另一种文化，考古工作者取名为跨湖桥遗址。

图为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发掘现场。

把出土的彩陶送往第二海洋研究所做碳14分析，鉴定彩陶的年代为8000年，早于河姆渡的7000年上限，如果真是8000年，那我们史学界认定的中国最早新石器文明遗址，河姆渡将被打破，而是早1000年的跨湖桥遗址。陶器比河姆渡要好，时间还要早1000年，史学界也争论不休，因为没有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跨湖桥遗址暂未定性。

《易经》记载的古人刳木为舟，跨湖桥8000年前的先人给了实证。

直到2000年因要修建高速公路，跨湖桥遗址开始抢救性发掘，不但出土了大量石量、陶器，骨器，共修复了陶器150多件，出土大量的动物骨胳发现那时先民已开始驯养动物，很多精美的石器已超出了工打造，特别是出土的黑陶，比距今5000年良渚出土的黑陶还要精美，不久中国最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得出的年代结论依然是8000年。

跨湖桥遗址的世界之最与中国之最。

但在2002年跨湖桥遗址专家会上，全国的考古专家却很难给跨湖桥遗址定性，因为我们最早的河姆渡是7000年，这个超越了河姆渡时期的，谁也不敢下结论，不久跨湖桥遗址传来一个震奋全国的消息，发现了中国人类最早的船了，它是个独木舟，长5.6米，船内发现有黑焦面，证实是用火焦法制造的，旁边还有两片木桨，当年河姆渡曾出土过8只木桨，年代为7000年，而这条船经过碳14和热释光检测，定为8000年，所以跨湖桥遗址将中国的史前文明向前提升1千年。

图文绘历史

必须是“司母戊大方鼎”啊。

从小就知道叫这个！

然后，现在，人家叫“后母戊大方鼎”啦！

还有，张献忠和洪天王。估计某天要翻船。

张献忠的宝藏，在岷江江口考古出土啦。

那么多的文物，从王侯之家的金券元宝，到贫民百姓女子的最朴素的耳环戒指，都有都有。

好像不容易洗白？

最近居然说屈原也是子虚乌有？

不黑不吹，坐等更新历史常识。

云是鹤家乡680

最为典型的应该是睡虎地秦简了，实际上考古界并不缺乏改变历史常识的考古发现，不过很多常识都属于史学界认知的常识，民众并不一定了解。而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一个连普通群众都知道的一个历史常识。

说起农民起义，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陈胜吴广，大雨失期，按秦律当斩，这群人因为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既然左右都是死，何不反了他，或许能够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众人造反，拥陈胜和吴广为头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泽乡起义，刘邦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他的做法是解散众人，各奔东西，他自己逃到山上，亡命天涯。但很多人因为无处可去，愿意跟随刘邦，这样刘邦建立威信，拉起了队伍，最后经过一番运作，夺去了江山，成为西汉开国皇帝。《史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家对此也都深信不疑，但是，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常识。大泽乡起义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其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秦始皇时期的秦法，这些书简是从秦朝一个叫喜的官吏墓中发现的，按照这些出土的的法律条文，像程胜吴广他们这种因为大雨晚到几天，根本不会杀头，只是丈二十而已，这在秦朝，应该是很轻的处罚。我们都被司马迁给忽悠了，古代农耕文明是以人为本，国家实力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口数，所以古代非常注重人口发展，像这种不可抗力因素也要杀人，岂不是自己削弱自己。如果秦朝真的制定这样的法律，那岂不是有点过分脑残了。适当惩罚是可以理解的，为的是避免有人找理由故意拖延，但是如果没有睡虎地秦简，就算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也不会去费心思研究，因为司马迁时代距离秦朝灭亡时间很短，而且《史记》的真实性还是有口皆碑的，根本不会怀疑司马迁故弄玄虚。

在考古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简单叙述一下，主要是让大家了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性，证史，本身就是考古学的众多目的中的一个。

山野论史

我说一个比较偏门儿的啊。

之前普遍认为，蒙古族的前身——原蒙古人是居住在东北地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室韦人，在蒙古人进入蒙古草原之前，蒙古高原是突厥语族人群的天下，包括突厥人、回鹘人、黠戛斯人等等。直到突厥帝国、回鹘帝国相继崩溃，蒙古草原形成权力真空，东北的室韦鞑靼人才进入草原，随着原蒙古人突厥化的过程，成了蒙古高原新的主人。

因此蒙古高原上先由突厥人，后有蒙古人，先有突厥语，后有蒙古语。公元5-7世纪突厥人纵横蒙古草原的时候，原蒙古人还在东北地区默默生活。这是一个历史学界的常识。

然而在2017年匈牙利召开的国际阿尔泰大会上，Alexander Vovin（没办法说他是哪国学者，Vovin教授生于俄罗斯，在美国长大，本来主要研究日本，现在在法国工作，中文和蒙文也都非常流利）发布了一块在蒙古国发现的婆罗米文石碑。简单说来，这是一块7世纪的石碑，使用婆罗米文字，但写的是蒙古语。

这张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蒙古学信息服务平台

在此之前，最早的蒙古文石碑是蒙古国北部库古苏儿省的成吉思汗碑，也叫移相哥碑，时间是13世纪早期。这块碑比成吉思汗碑早了600年，也就是把蒙古文和蒙古语的历史向前推了600年。

这块石碑是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奎苏陶鲁盖（hüisü toloγai）发现的，这证明了在7世纪，蒙古高原中西部地带，也已经广泛生活着蒙古语族人群。

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以及未来数年内蒙古学最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会改写民族史、蒙古语文史和中国古代史。也就是说，不少教科书和论文都要重写了。

来一张Vovin教授

pku小动物

秦朝的标准化生产

之前兵马俑的出土，秦朝是清一色的青铜武器，就以为秦国的生产工艺落后于六国。其实随着近些年研究的不断深入，知道了并不是如此。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这个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概念，也被证实了在2000多年前的秦国就已经在使用了，这也诠释了当时秦国为什么少铁器了，因为当时的冶铁技术相比青铜工艺是很不成熟的，也难做到标准化，所以秦国之所以用青铜当武器就是为了标准化生产，这样又快，武器的质量又基本上很均一。研究秦国的武器就有一种是不是穿越了错觉，因为很多理念基本上就是现代理念了。

海昏侯墓是近期的大发现

现在的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考古方面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保护的措施也越来越好。近期的海昏侯的考古，又一次带我们走入了西汉时代。这次和马王堆不一样的，这次出土的是汉废帝刘贺的墓，其出土的文物规制也比马王堆高多了。解密刘贺墓中的信息还在进行着，新的信息也不断。不过刘贺那肛塞和口含也是值得注意的文物，还有就是现在最早的一口“帝王牙”，拿来研究也是可以得到刘贺身前的很多信息，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白。

随着考古手段的越来越先进，再加上不断出土的文物，也会一直填补我们古人没有记载的空白历史，或者证实亦或推翻古人的记载，更会打破我们的常识，惊叹古人的创造。这目前来说至少一直就是进行时，那些尘封的历史也将逐渐有了画面。

淡看天上月

第一，我们都知道《道德经》是老子的两本书，分上下册上半部叫《道》下半部叫《德》合称《道德经》，但根据汉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是《德》在上《道》在下，应该叫《德道经》，现代人看《道德经》是反的无异于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

第二，尧舜禹作为上古大贤大德的典范，采用禅让制，是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向往的大同社会，但根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的说法，尧舜禹之间并不是友好和平的禅让，而是通过流血事件的上位，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舜发动叛乱赶走了尧，大禹利用自己治水的威望另各部族首领臣服自己，囚禁了舜，并且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家天下，《韩非子》也提到了类似的说法。

第三，我们上小学时学的司母戊大鼎经证实应该是后母戊大鼎。司母戊鼎是郭沫若考证出错的叫法。

第四，四书五经中的《尚书》在明末清初之时就有学者怀疑是假的，经过多方考证是宋代一位南方的秀才为了提高知名度而伪造的，真正的《尚书》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就已经失传了，后来虽然在曲阜孔府中找了真正的《尚书》结果又因晋朝末年的动乱而失传了，现在的《尚书》是伪造的。

SHEIKEI

答：我来说一个。

由于司马迁是“史界太祖”（梁启超语），其以“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钱谦益语），即《史记》里所记载的许多事件往往被后人当成了历史常识。

但是，必须要注意到，司马迁属私人著史，所据史料有限，对于某些历史事件，考据不足，考证不力，偶会出现错漏或混乱现象。

比如，在写张仪和苏秦这两个纵横家事迹时，就出现了时空错乱。

在《史记》的记载里，苏秦和张仪都是隐世神人鬼谷子的弟子，两人是同窗好友，结伴学艺。但苏秦先出山，在各国间游说，推行合纵策略，最终佩带六相国印，压得秦国十五年不能动弹。张仪后来出山，苏秦暗中助其入秦，然后师兄弟互相斗法，在战国大舞台上同台演出，一个推行合纵、一个推行连横，为世人倾情奉献上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历史超级大戏。

因为司马迁妙笔生花，苏秦和张仪师兄弟斗法的故事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很快就成为了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渐渐地成为了历史常识。

但是，1972年山东银雀山发掘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吕氏春秋.知度》；次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了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

两地的出土文物均证实了一个结论：苏秦和张仪并非同一时代的人，两人同台对决，争相斗法的故事，注定是“关公战秦琼”——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

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论，该书共二十七篇，其中有十一篇是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细看内容，便知苏秦是为燕而仕齐、最后导致齐亡而兴燕的关键人物。

即苏秦所生活的时代乃是燕昭王与齐愍王明争暗斗争的年代，与苏秦同台竞技的是孟尝君、李兑、周最等人。

而张仪是效力于秦惠王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与公孙衍、陈轸等人同一时代。

细算起来，苏秦至少比张仪晚生了三十多年。

另外，《战国纵横家书》中的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均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据此判断，这些书信都是司马迁没有见过的，所以才会闹出“苏、张受学于鬼谷子，后来互相斗法”的乌龙。

事实上，《荀子.臣道》曾经把“齐之苏秦”比拟成“秦之张仪”，细心点品味，就可以知道张仪出道比苏秦早，才会出现以后者比拟成前者的现象。

可惜，司马迁并没有注意到。

覃仕勇说史

这里来说说均田制。这是一种存在于北魏到唐朝的土地分配制度；概括起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 一夫一妻田百亩——再穷的人，也要有田种。
  

• 100亩地中，口分田80亩；这些田，死后不能传给子女，要交还给政府，政府再分配给需要的人。
  

• 余下20亩，一开始叫桑田，到了唐朝叫永业田，其实还是桑田，可以传给子女。为什么桑田可以呢？因为桑树长得慢，一代人的时间里，还不能完全长好，如果政府要收回，就没人认真种桑树，养蚕宝宝了。
  

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要介入基层每家每户的土地分配。

上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很多数学者不相信一个古代的政府，一个落后的封建王朝，竟然能把这样的事情做起来。比如，日本学者铃木俊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唐朝的时候，这些田其实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只是以口分田、永业田的名义登记，政府根本不可能给每家每户授田。这种说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见铃木俊《关于唐的均田法和唐令的关系》，徐少举、李文益《唐代“私田”研究综述》）

要之，二十世纪30年代前后，不少学者都不相信唐朝真的会把土地分配给农户。

然而，随着对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的深入研究，学者推翻了这一认识。大家终于认识到，均田制是真的施行的一种制度，只是对于各种细节还有许多争论——比如实行的范围和程度，什么时候开始消亡啦。就是说，政府真的在给普通农户授予土地：

上图截取自池田温《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是当时普通人户获得土地的记载——其中，田四十亩、二十亩、三十六亩不等，即敦煌县授予均田农民的土地。池田温还整理了文书所见八世纪敦煌的土地授予情况：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敦煌、吐鲁番等地文书的出土，很多学者可能至今依然不相信，一个古代政府竟然真的可以在基层执行均田制，给普通农户分配土地。

關鍵字: 文化 历史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