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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個讓大家既長見識又笑噴了的啊。

大家可能對這兩年非常火爆的海昏侯墓印象很深刻。從2015年開始，它們開始電視直接直播考古現場以後，形成了一股熱，大家每天都在關心這個墓葬的發掘進展。其中有很多細節常常讓人忍俊不禁。

考古領隊楊軍親口跟我說了這麼一個故事，當時在一起有好幾個老師在場，笑得我們呀不行不行的：

他說，練老師，你不知道，我們在考古現場，一邊要挖掘，一邊要回答記者的各種問答，真是忙得暈頭轉向。

然後他就說發掘到馬蹄金那天，大家無比地激動。這種情況實際上在後來的展示中，我們也能夠體會到當時他們的激動之情。可不是麼，他們是各種婀娜多姿地展示馬蹄金啊。

當第一塊金子拿起來的時候，記者們馬上湊上去各種拍，眼尖的記者發現上面有一個“上”字：

於是馬上問楊老師，他的反應也快，說這個應該是“上林苑”的簡寫，代表皇家監造。確實後來也有學者在探討這種可能性。如果只有“上”也就罷了，可是沒一會兒，他們發現又來了：

上面有“下”字，這個“下”字怎麼解，或者是“上林苑”之外的“下苑”，楊老師隱約記得有這麼一說，但是現場根本沒有查資料的可能性。好吧，有上就有下，總算交待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又來了：

這個“中”字，楊老師只好說，我也猜不出來了。

這一波三折的過山車體驗，楊老師說每天都有，他的壓力好大啊。

其實不止馬蹄金有上、中、下三個字，麟趾金上也有，說明這三個字在當時不是隨意刻上去的。當時具體的含義學界暫時還沒有一個可靠的說法。

蘭臺揮麈

下面說的這個案例跟「月球上能看見長城一樣」，曾經誤導我們幾十年，而近些年被完全推翻的「歷史常識」。

我國史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遺址中出土過很多「尖底瓶」：

馬家窯文化中的尖底瓶：

我記得小學時代的歷史教科書，說這種「尖底瓶」是汲水器：

歷史課本中以此讚揚中國先民是多麼的「智慧與聰明並重」。

這種說法流傳了幾十年之久，一直堂而皇之的寫在中國歷史課本上。

甚至被編入了1987版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等多部談論中國古代科技史的著作中。

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半坡博物館的兩個學者孫霄和趙建剛做過兩次實驗,發現「汲水器」完全是無稽之談：

• 1988年，先是拿半坡的十二個尖底瓶,做過一次實驗。

• 1989年，又用七個等比復原的石膏模型，在北京與北京大學力學系的專家王大鈞等做過一次實驗.

下面我只說孫霄和趙建剛第一次做的實驗論文：

實驗用半坡、姜寨的十二個尖底瓶。在流動的水、靜止的水兩種環境下做的力學實驗顯示，根本就無法打水：

這篇發表於1988年論文，有很多測量數據和力學數據我就不引用，我只引用圖：

而且有的尖底瓶打滿水根本不會豎起來，而是沉下去，用繩子一提口朝下，水都倒光了：

但孫霄和趙建剛在論文中推測尖底瓶是古人的背水器：

但是問題我們的原始人同志造「尖底瓶」，即便符合人體工程學，他們如果要背累了，要休息一會怎麼辦？難道是在學少林寺十八銅人練功？

後來，半坡博物館的孫霄又提出了多種猜測，包括其他學者研究，尖底瓶的作用有以下幾種結論：

「汲水器」已經被實驗否定，那尖底瓶是不是都是「欹器」呢？

孫霄後來提出的【侑卮[yòu] [zhī]說】：「侑卮」也即「虛則欹、滿則覆」的「欹器」：

《太平御覽》曰：「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欹器」只出現周代的階級社會王朝時代，用以警告統治者謙虛不要自滿。

史前的部落遺址中「尖底瓶」非常之多，一挖一大堆，難道家家戶戶都要在家裡擺一個「欹器」？而且不止擺一個？

另外，而且仰韶晚期的尖底瓶，口非常之小，只能伸一個管子進去，顯然不是用來裝水的：

圖片引自吳耀利——小口雙耳尖底瓶不是“侑卮”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在線http://news.hexun.com/2012-09-24/146193338.html

另外，這種沒有「耳」無比細長的尖底瓶，既不能「汲水、灌溉」，也不能裝水當「欹器」：

灌溉澆水可以細水長流，關鍵是灌水時候得多費時間？

那有些猜測說「尖底瓶」是「葬器」是怎麼回事呢？

前幾天我在回答「人面魚紋陶盆」說過史前到戰國的「兒童甕棺葬」，使用一種尖底的罈子插在土中：

但這種罈子不是完全是尖底的，仍然可以放置：

所以，「葬器說」說的是這種比較大的尖底罈子。

綜上，「汲水器、灌溉器、欹器、葬器」這些說法都有很大的漏洞，而且沒有一般性，能解釋個別尖底瓶，不具備完滿解釋所有的尖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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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酒罈說」和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禮器說」。

結合古文字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應該說「尖底壇」就是「酒罈子」這個解釋最有說服力。

「酒」的初文為「酉」，「酉」甲骨文象形「一隻酒罈子」，從金文、甲骨文的字形來看，這個「罈子」是一個「尖底罈子」：

以前說過：漢字造字一定是以事物的「典型常態」造字，才能察而見義，一看即明，文字才有約定俗成的可能性。否則，在史前時代，文字是很難成為一種社會性的符號。

「酉」字的兩個甲骨文，就對應尖底瓶幾種基本形態，「酉」字的典型常態抓取得非常完美：

古文字的「酉」幾乎完全對應尖底瓶：

• 無耳和有耳，

• 細頸和坡頸。

那麼，古代的尖底酒罈怎麼放置？

其實有一個基座，或者插在土裡。

所謂，一圖勝千言：釀酒用的尖底瓶這種東西不止中國有，在人類各種文化中都存在。

古埃及圖坦卡蒙時代的敘利亞人用蘆葦管喝尖底瓶裡的酒，尖底瓶下有一個安置的底座：

埃及新尖底瓶放在一個木架子上：

•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4784.html
  
• http://www.kaogu.net.cn/html/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4784.html
  

所以，尖底瓶就是「釀酒」「裝酒」以及「儲存、運輸」酒用的，漢字「酉」的描述非常傳神，這一點古埃及、古希臘的文物上圖畫已經能夠證明。

而且仰韶文化中也有尖底瓶的陶座出土，只不過當時考古工作者沒有注意，半坡考古發掘報告當時猜測為「器座」，不知道如何歸類：

基座就是這樣使用：

這種基座就是配這種又長又細又尖的瓶子：

仰韶的基座與古埃及、古巴比倫文物圖畫中的使用方法完全一樣：

「尖底瓶」的小口和尖底設計是為了更好的密封，一部分也可以埋入地下，保證一個恆定的溫度，讓酒更快的發酵，同時更有效率的沉澱、澄清，不讓酒酸敗。

但是，這個結論有一個很大的BUG是：

第一，目前我國釀酒史之可以追溯到4000-5000年龍山文化時代（夏初），而尖底瓶大規模出現在距今5000-7000的馬家窯文化、仰韶文化。

第二，如果尖底瓶是酒罈，表明史前時代釀酒規模十分龐大。

有的學者如《中國釀酒科技發展史》一書的作者，就不同意「生產力低下」的史前時代，會這樣大規模的釀酒：這種論斷也就是所謂的「農業基礎論」：先有農業後有酒，糧食剩餘才有酒。

最新的考古學已經將這兩點完全否定：

第一，河南賈湖遺址發現的裝酒陶器殘片，將人類釀酒歷史提前到8000-9000以前。在這之前最早伊朗發現過5400年前的酒（這是主持賈湖遺址發掘的張居中教授，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帕特里克·馬克高文合作的研究成果）。

第二，新石器時代的華夏先民農業收穫，並不是我們今天想的那麼low。比如：

• 距今5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炭化稻殼總量達150噸。
  

• 距今7000-8000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遺址中，發現幾百個裝有炭化粟窖穴，經過估算貯存的粟可達10萬斤以上。
  

第三，從賈湖遺址的發現來看，人類的釀酒並不是基於農業剩餘的：

• 賈湖先民不是因為稻穀大量剩餘才用來釀酒，而是將僅有的少量的稻穀用於釀製米酒。
  
• 考古發現揭示出賈湖古酒產生的背景，與農業沒有必然的聯繫，賈湖先民是在採集野果、捕魚為生的條件下，種植少量的稻用於釀酒。
  
• 甚至可以認為，賈湖先民完全不以農業為生，種植糧食很可能就是專供釀酒原料之用。
  

正所謂「無酒不成禮，無酒不成祭」，中國先民用裝酒瓶子祭祀，漢字「奠、尊」就是描述的用酒祭祀，這也就是蘇秉琦先生的「禮器說」。

漢字中從「酉」的字都很「酒」或者發酵食品有關，也說明「尖底瓶」設計用途是為了酵、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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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小學課本稱半坡「尖底瓶」是古代先民發明符合重力原理的逆天汲水器，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已經被實驗完全否定。

史前文化遺蹟中發現的眾多的尖底瓶，最合理的解釋是釀酒用的器具，古今中外的很多史料都可以證明。先民用尖底瓶裝完酒以後，用來裝水，進行沉澱也是很合理的。

最先的賈湖遺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將人類的釀酒的歷史上推接近一萬年前。賈湖先民並非是以農業為主，而是漁獵社會，釀酒用穀物是他們採集而來的。

所以，「釀酒」不是像早前的學者認為那樣「先有農業後有酒，糧食剩餘才有酒」。

仰韶先民完全可能有大規模的釀酒，所以尖底瓶才這麼普遍。

小漢字見大歷史

1990年浙江杭州一名中學生在湘湖磚瓦廠撿到了骨器、陶器碎片，還說曾看到過一條船，懷疑是上古遺蹟，就報告給了老師，轉到浙江文物管理委員會後，工作人員去現場勘探，發現湘湖磚瓦廠已在此取土20多年了，遺址的堆積層只有十米多長，在這塊地方，發現了大量的彩陶片。

8000年前的跨湖橋遺址，雙耳陶罐。

彩陶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標籤，要知道舉世文明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那裡只出土了4片彩陶，而湘湖磚廠數量巨大，且顏色鮮豔，比河姆渡要精美得多，而且文化特徵不同，所以湘湖磚瓦廠是不同於河姆渡的另一種文化，考古工作者取名為跨湖橋遺址。

圖為上世紀70年代河姆渡發掘現場。

把出土的彩陶送往第二海洋研究所做碳14分析，鑑定彩陶的年代為8000年，早於河姆渡的7000年上限，如果真是8000年，那我們史學界認定的中國最早新石器文明遺址，河姆渡將被打破，而是早1000年的跨湖橋遺址。陶器比河姆渡要好，時間還要早1000年，史學界也爭論不休，因為沒有找到更有力的證據，跨湖橋遺址暫未定性。

《易經》記載的古人刳木為舟，跨湖橋8000年前的先人給了實證。

直到2000年因要修建高速公路，跨湖橋遺址開始搶救性發掘，不但出土了大量石量、陶器，骨器，共修復了陶器150多件，出土大量的動物骨胳發現那時先民已開始馴養動物，很多精美的石器已超出了工打造，特別是出土的黑陶，比距今5000年良渚出土的黑陶還要精美，不久中國最權威的北京大學考古系得出的年代結論依然是8000年。

跨湖橋遺址的世界之最與中國之最。

但在2002年跨湖橋遺址專家會上，全國的考古專家卻很難給跨湖橋遺址定性，因為我們最早的河姆渡是7000年，這個超越了河姆渡時期的，誰也不敢下結論，不久跨湖橋遺址傳來一個震奮全國的消息，發現了中國人類最早的船了，它是個獨木舟，長5.6米，船內發現有黑焦面，證實是用火焦法制造的，旁邊還有兩片木槳，當年河姆渡曾出土過8只木槳，年代為7000年，而這條船經過碳14和熱釋光檢測，定為8000年，所以跨湖橋遺址將中國的史前文明向前提升1千年。

圖文繪歷史

必須是“司母戊大方鼎”啊。

從小就知道叫這個！

然後，現在，人家叫“後母戊大方鼎”啦！

還有，張獻忠和洪天王。估計某天要翻船。

張獻忠的寶藏，在岷江江口考古出土啦。

那麼多的文物，從王侯之家的金券元寶，到貧民百姓女子的最樸素的耳環戒指，都有都有。

好像不容易洗白？

最近居然說屈原也是子虛烏有？

不黑不吹，坐等更新歷史常識。

雲是鶴家鄉680

最為典型的應該是睡虎地秦簡了，實際上考古界並不缺乏改變歷史常識的考古發現，不過很多常識都屬於史學界認知的常識，民眾並不一定了解。而睡虎地秦簡的發現，改變了一個連普通群眾都知道的一個歷史常識。

說起農民起義，第一個想到的肯定是陳勝吳廣，大雨失期，按秦律當斬，這群人因為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既然左右都是死，何不反了他，或許能夠獲得一線生機，於是眾人造反，擁陳勝和吳廣為頭領，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大澤鄉起義，劉邦也遇到了類似問題，他的做法是解散眾人，各奔東西，他自己逃到山上，亡命天涯。但很多人因為無處可去，願意跟隨劉邦，這樣劉邦建立威信，拉起了隊伍，最後經過一番運作，奪去了江山，成為西漢開國皇帝。《史記》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大家對此也都深信不疑，但是，睡虎地秦簡的發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全國人民都知道的常識。大澤鄉起義

睡虎地秦墓竹簡，又稱睡虎地秦簡、雲夢秦簡，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簡，其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秦始皇時期的秦法，這些書簡是從秦朝一個叫喜的官吏墓中發現的，按照這些出土的的法律條文，像程勝吳廣他們這種因為大雨晚到幾天，根本不會殺頭，只是丈二十而已，這在秦朝，應該是很輕的處罰。我們都被司馬遷給忽悠了，古代農耕文明是以人為本，國家實力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人口數，所以古代非常注重人口發展，像這種不可抗力因素也要殺人，豈不是自己削弱自己。如果秦朝真的制定這樣的法律，那豈不是有點過分腦殘了。適當懲罰是可以理解的，為的是避免有人找理由故意拖延，但是如果沒有睡虎地秦簡，就算這麼簡單的事，我們也不會去費心思研究，因為司馬遷時代距離秦朝滅亡時間很短，而且《史記》的真實性還是有口皆碑的，根本不會懷疑司馬遷故弄玄虛。

在考古界，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不勝枚舉，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簡單敘述一下，主要是讓大家瞭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性，證史，本身就是考古學的眾多目的中的一個。

山野論史

我說一個比較偏門兒的啊。

之前普遍認為，蒙古族的前身——原蒙古人是居住在東北地區呼倫貝爾草原上的室韋人，在蒙古人進入蒙古草原之前，蒙古高原是突厥語族人群的天下，包括突厥人、回鶻人、黠戛斯人等等。直到突厥帝國、回鶻帝國相繼崩潰，蒙古草原形成權力真空，東北的室韋韃靼人才進入草原，隨著原蒙古人突厥化的過程，成了蒙古高原新的主人。

因此蒙古高原上先由突厥人，後有蒙古人，先有突厥語，後有蒙古語。公元5-7世紀突厥人縱橫蒙古草原的時候，原蒙古人還在東北地區默默生活。這是一個歷史學界的常識。

然而在2017年匈牙利召開的國際阿爾泰大會上，Alexander Vovin（沒辦法說他是哪國學者，Vovin教授生於俄羅斯，在美國長大，本來主要研究日本，現在在法國工作，中文和蒙文也都非常流利）發佈了一塊在蒙古國發現的婆羅米文石碑。簡單說來，這是一塊7世紀的石碑，使用婆羅米文字，但寫的是蒙古語。

這張圖片來自微信公眾號：蒙古學信息服務平臺

在此之前，最早的蒙古文石碑是蒙古國北部庫古蘇兒省的成吉思汗碑，也叫移相哥碑，時間是13世紀早期。這塊碑比成吉思汗碑早了600年，也就是把蒙古文和蒙古語的歷史向前推了600年。

這塊石碑是在蒙古國布爾幹省奎蘇陶魯蓋（hüisü toloγai）發現的，這證明了在7世紀，蒙古高原中西部地帶，也已經廣泛生活著蒙古語族人群。

可以說這是近年來以及未來數年內蒙古學最重要的發現，這一發現會改寫民族史、蒙古語文史和中國古代史。也就是說，不少教科書和論文都要重寫了。

來一張Vovin教授

pku小動物

秦朝的標準化生產

之前兵馬俑的出土，秦朝是清一色的青銅武器，就以為秦國的生產工藝落後於六國。其實隨著近些年研究的不斷深入，知道了並不是如此。標準化流水線產品這個工業革命之後才有的概念，也被證實了在2000多年前的秦國就已經在使用了，這也詮釋了當時秦國為什麼少鐵器了，因為當時的冶鐵技術相比青銅工藝是很不成熟的，也難做到標準化，所以秦國之所以用青銅當武器就是為了標準化生產，這樣又快，武器的質量又基本上很均一。研究秦國的武器就有一種是不是穿越了錯覺，因為很多理念基本上就是現代理唸了。

海昏侯墓是近期的大發現

現在的科技手段越來越先進，考古方面的手段也越來越先進，保護的措施也越來越好。近期的海昏侯的考古，又一次帶我們走入了西漢時代。這次和馬王堆不一樣的，這次出土的是漢廢帝劉賀的墓，其出土的文物規制也比馬王堆高多了。解密劉賀墓中的信息還在進行著，新的信息也不斷。不過劉賀那肛塞和口含也是值得注意的文物，還有就是現在最早的一口“帝王牙”，拿來研究也是可以得到劉賀身前的很多信息，可以填補史書的空白。

隨著考古手段的越來越先進，再加上不斷出土的文物，也會一直填補我們古人沒有記載的空白歷史，或者證實亦或推翻古人的記載，更會打破我們的常識，驚歎古人的創造。這目前來說至少一直就是進行時，那些塵封的歷史也將逐漸有了畫面。

淡看天上月

第一，我們都知道《道德經》是老子的兩本書，分上下冊上半部叫《道》下半部叫《德》合稱《道德經》，但根據漢墓出土的竹簡記載是《德》在上《道》在下，應該叫《德道經》，現代人看《道德經》是反的無異於歐陽鋒逆練《九陰真經》。

第二，堯舜禹作為上古大賢大德的典範，採用禪讓制，是幾千年來中國人都向往的大同社會，但根據《竹書紀年》《韓非子》等的說法，堯舜禹之間並不是友好和平的禪讓，而是通過流血事件的上位，根據《竹書紀年》的說法，舜發動叛亂趕走了堯，大禹利用自己治水的威望另各部族首領臣服自己，囚禁了舜，並且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啟開創了家天下，《韓非子》也提到了類似的說法。

第三，我們上小學時學的司母戊大鼎經證實應該是後母戊大鼎。司母戊鼎是郭沫若考證出錯的叫法。

第四，四書五經中的《尚書》在明末清初之時就有學者懷疑是假的，經過多方考證是宋代一位南方的秀才為了提高知名度而偽造的，真正的《尚書》早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就已經失傳了，後來雖然在曲阜孔府中找了真正的《尚書》結果又因晉朝末年的動亂而失傳了，現在的《尚書》是偽造的。

SHEIKEI

答：我來說一個。

由於司馬遷是“史界太祖”（梁啟超語），其以“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錢謙益語），即《史記》裡所記載的許多事件往往被後人當成了歷史常識。

但是，必須要注意到，司馬遷屬私人著史，所據史料有限，對於某些歷史事件，考據不足，考證不力，偶會出現錯漏或混亂現象。

比如，在寫張儀和蘇秦這兩個縱橫家事蹟時，就出現了時空錯亂。

在《史記》的記載裡，蘇秦和張儀都是隱世神人鬼谷子的弟子，兩人是同窗好友，結伴學藝。但蘇秦先出山，在各國間遊說，推行合縱策略，最終佩帶六相國印，壓得秦國十五年不能動彈。張儀後來出山，蘇秦暗中助其入秦，然後師兄弟互相鬥法，在戰國大舞臺上同臺演出，一個推行合縱、一個推行連橫，為世人傾情奉獻上一幕幕精彩絕倫的歷史超級大戲。

因為司馬遷妙筆生花，蘇秦和張儀師兄弟鬥法的故事繪聲繪色、引人入勝，很快就成為了老百姓津津樂道的話題，漸漸地成為了歷史常識。

但是，1972年山東銀雀山發掘出土了竹簡本《孫子兵法.用間》、《呂氏春秋.知度》；次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又出土了帛書本《戰國縱橫家書》。

兩地的出土文物均證實了一個結論：蘇秦和張儀並非同一時代的人，兩人同臺對決，爭相鬥法的故事，註定是“關公戰秦瓊”——現實中根本不可能發生。

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本《戰國縱橫家書》論，該書共二十七篇，其中有十一篇是蘇秦上燕王或趙王書，細看內容，便知蘇秦是為燕而仕齊、最後導致齊亡而興燕的關鍵人物。

即蘇秦所生活的時代乃是燕昭王與齊愍王明爭暗鬥爭的年代，與蘇秦同臺競技的是孟嘗君、李兌、周最等人。

而張儀是效力於秦惠王的縱橫家、外交家和謀略家，與公孫衍、陳軫等人同一時代。

細算起來，蘇秦至少比張儀晚生了三十多年。

另外，《戰國縱橫家書》中的蘇秦上燕王或趙王書均不見於《戰國策》、《史記》等傳世的古籍，據此判斷，這些書信都是司馬遷沒有見過的，所以才會鬧出“蘇、張受學於鬼谷子，後來互相鬥法”的烏龍。

事實上，《荀子.臣道》曾經把“齊之蘇秦”比擬成“秦之張儀”，細心點品味，就可以知道張儀出道比蘇秦早，才會出現以後者比擬成前者的現象。

可惜，司馬遷並沒有注意到。

覃仕勇說史

這裡來說說均田制。這是一種存在於北魏到唐朝的土地分配製度；概括起來，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 一夫一妻田百畝——再窮的人，也要有田種。
  

• 100畝地中，口分田80畝；這些田，死後不能傳給子女，要交還給政府，政府再分配給需要的人。
  

• 餘下20畝，一開始叫桑田，到了唐朝叫永業田，其實還是桑田，可以傳給子女。為什麼桑田可以呢？因為桑樹長得慢，一代人的時間裡，還不能完全長好，如果政府要收回，就沒人認真種桑樹，養蠶寶寶了。
  

這個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要介入基層每家每戶的土地分配。

上世紀20、30年代的時候，很多數學者不相信一個古代的政府，一個落後的封建王朝，竟然能把這樣的事情做起來。比如，日本學者鈴木俊提出了這樣的認識：唐朝的時候，這些田其實本來就是農民自己的；只是以口分田、永業田的名義登記，政府根本不可能給每家每戶授田。這種說法在當時很有代表性。（見鈴木俊《關於唐的均田法和唐令的關係》，徐少舉、李文益《唐代“私田”研究綜述》）

要之，二十世紀30年代前後，不少學者都不相信唐朝真的會把土地分配給農戶。

然而，隨著對敦煌、吐魯番戶籍文書的深入研究，學者推翻了這一認識。大家終於認識到，均田制是真的施行的一種制度，只是對於各種細節還有許多爭論——比如實行的範圍和程度，什麼時候開始消亡啦。就是說，政府真的在給普通農戶授予土地：

上圖截取自池田溫《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寶後期敦煌縣田簿為中心》，是當時普通人戶獲得土地的記載——其中，田四十畝、二十畝、三十六畝不等，即敦煌縣授予均田農民的土地。池田溫還整理了文書所見八世紀敦煌的土地授予情況：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敦煌、吐魯番等地文書的出土，很多學者可能至今依然不相信，一個古代政府竟然真的可以在基層執行均田制，給普通農戶分配土地。

關鍵字: 文化 歷史 長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