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7日，裕仁召見東條英機，晉升其為大將並任命為首相出面組閣。不久後，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有些人認為強行拉美國下水是二戰日軍高層最愚蠢之舉，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曾指出，這其實是日本決策層的無奈做法。然而在這個時間點上，裕仁如獲至寶，對這位親手提拔的新任首相讚不絕口：“大東亞戰爭開始前我已十分憂心，近衛在任時，好像毫無準備便帶領我們進入戰爭，東條(英機)接任後我們才真的準備好。”
所謂“近衛”便是前任首相近衛文麿，此人當真如此不堪嗎？其實，若把東條英機和近衛文麿都擺上檯面比較一番，我們便會發現後者才是二戰中日軍“入侵”戰略的制定者，此人一手將日本帶向了無法挽回的深淵，對歷史的影響巨大；相比之下，東條英機簡直如弱智一般。
1912年3月，近衛文麿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哲學，大夥兒恐怕想都不敢想，這位日後的戰爭狂魔此時不但痛恨政治，甚至連自己的國家都看不順眼。這個標準的“憤青”反而十分同情中國，他在自己的“東亞保全論”中就曾提出，中國和日本現在同樣處於歷史低谷期中，理應團結一致結束西方國家的摧殘。另外，近衛文麿年輕氣盛，十分看不慣日本高層的大人物們對西方列強的卑躬屈膝，為此，他根本無心沾染政治，不想同這些形形色色的傢伙同流合汙。
尷尬的是，近衛文麿雖然出身貴族，身份顯赫，12歲時便繼承了公爵爵位，實際上他的家族此時外表光鮮，其實早就中衰，欠了一屁股債。近衛家也算得上是“門庭若市”，隔三差五就有人跑上門來催債，甚至當面就把值錢的東西搬走。艱苦的生活沒有令他沾染到貴族的習氣，相反，近衛文麿年輕的時候人品十分好，經常買一些小點心送給路邊的窮人，稱“叫花子也是賓客”。
1916年，25歲的近衛文麿步入政壇。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政壇有著舉足輕重影響力的西園寺公望與近衛的父親是好友，前者十分佩服近衛的節操，對這位後輩也以“閣下”相稱。有了這位大佬的提攜，再加上近衛文麿顯赫的身份，他以耀眼的晉升速度成為當時日本政壇之上一顆閃亮的新星。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近衛文麿對中國有著傳統的崇拜感，仍然堅持主張日本攜手中國抵抗西方殖民者。他批評日本政治家們是“得過且過主義”，對西方列強拙劣的“和平主義”竟然照單全收。如此看來，近衛稱得上是日本政壇的一股清流，然而一切都在1919年發生了改變。
當年1月，近衛文麿跟隨西園寺公望參加巴黎和會，在歐洲，他受到了蓬勃的民主運動和西方先進思潮的猛烈衝擊，雖然在和會上仍恪盡職守地與西方代表們“斤斤計較”，實際上，他的觀念已經從根本上發生了改變。近衛對中國那套迂腐的繁文縟節與政治家們同樣的軟弱妥協失望不已，很快便對這個東亞的老大哥不再抱有幻想。
從1921年開始，近衛文麿的地位極速攀升；6年後，一部分激進的日本貴族組成“火曜會”，近衛文麿順勢脫離了老前輩西園寺公望並加入了該組織，不久便成為火曜會的領袖之一。1931年9月，日軍悍然發動侵略，曾經對侵略十分厭惡的近衛文麿此時已經徹底“墮落”了：他表示“滿洲事變以來所推進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須走的命運之路”，公開對少壯派軍人的無恥做法大加讚揚。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政變，岡田啟介內閣垮臺，西園寺公望為穩定局面開始壓制軍部勢力，向天皇推薦了自己的好學生近衛文麿擔任首相。老謀深算的西園寺公望怎麼都沒想到，這個曾經痛罵日本政壇、不願與這些庸碌之輩同流合汙的“君子”青年居然變得與那些狂熱的軍國主義者形同一丘之貉。1937年6月4日，在“眾望所歸”之下，近衛文麿組建內閣。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便明確提出：
“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須打倒議會主義。”換句話說，“侵略”正式成為了日本接下來的國家戰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此時的他嘴上說得堅決無比，實際上卻十分心虛。例如在盧溝橋事變前夕，近衛曾反覆向其他人詢問，最終才聽取了陸軍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和陸軍省柴山兼四郎等人的建議，於7月9日製定了不擴大事態的處理方針。當軍部增派兩個師團，同中國軍隊形成大戰之勢時，近衛曾試圖同中國接觸，尋求和平解決、避免戰爭全面爆發的辦法。然而，僅僅是擔心他的政治形象受到損毀，近衛便把自己最後一絲矜持徹底拋開。
在之後的若干年裡，日本首相如同走馬觀花一般接連變動，近衛文麿兩次卸任又兩次出山，然而正是在他的一手把持下，日本明確地將“侵略”擺在了首要的戰略方針上。近衛的轉變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他們批評這個曾經品德高尚的君子一面高喊和平口號，一面把日本推向了戰爭的泥沼。然而事情發展到這份兒上，一切都已經晚了。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最初日軍接連的勝利令高層彈冠相慶，近衛文麿也激動不已，把軍刀親手贈送給東條英機。然而當時間來到1944年中旬，日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時，近衛文麿突然又倒打一耙，要求撤掉東條英機，組建停戰內閣。此舉令近衛的政治形象徹底黑成一團，人們紛紛唾罵他為“日本第一蠢人”。然而，近衛的精明陰險之處恰恰在此：他已清楚地認識到日本此戰必敗，希望能夠及早停戰，保留天皇制度以謀求東山再起。
1945年初，近衛文麿已形如喪家之犬，他深知是自己一手將日本帶向侵略道路，罪不可恕，唯一的願望便是保全天皇制度。他提出以昭和天皇退位，明仁太子繼位繼位的方式換取天皇制度的保留，但當時的裕仁痴心於“一億玉碎”，不但不予採納，還將軍國主義分子小磯國昭大將任命為首相。二戰結束後，近衛文麿曾跟麥克阿瑟套近乎，試圖將挑起侵略的罪行全都甩給東條英機和統制派軍閥。麥克阿瑟不明所以，對近衛大加讚賞，更是引得日本國內罵聲一片，甚至連自家民眾都指罵近衛為“頭號戰犯”。
1945年11月，盟軍開始對盧溝橋事變進行調查，近衛文麿得知後面無血色。12月6日，盟軍正式下令逮捕近衛文麿。此時，天皇派特使希望他能夠在法庭上為天皇“洗白”。近衛文麿卻說：“為天皇效力我什麼都可以做，但在法庭上我不可能說謊，作為戰爭指揮責任是是沒法推脫的，總要歸結到作為大元帥的天皇陛下，我覺得我無力替陛下辯護。”
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衛文麿服毒自盡。他在遺書中承認了自己在二戰中的政治錯誤，應當對日本戰敗負責。然而，他卻對自己挑起侵略之事一個字也不提及。會看他的一生，一個單純好心、不願沾染政治的年輕貴族，一步步變成滿口和平口號、實則充滿野心的戰爭狂魔，這樣的反差實在是太過刺眼，實在是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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