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是一個充滿謎題的王朝，它從七世紀走下高原，以區區數百萬的人口，向東、西、北強勢拓展，盡佔青海、河隴、川西、滇西北、天山南北麓，甚至越過帕米爾高原，直抵中亞阿姆河流域一帶。
先後與當時亞洲最強大的三個軍事集團，唐、南詔、大食、回鶻分別進行了幾十乃至上百年的激戰。
這種擴張的決心和烈度，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十分罕見，更遑論之後的藏族政權各個呆若草雞。
對於吐蕃王朝強勢拓展的態勢，即便身為對手的唐朝，也不得不嘖嘖稱奇。
《新唐書》稱之：“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舊唐書》則以“地方萬餘里，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記之。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吐蕃王朝有如此的擴張動力。又是什麼原因，使其成了藏史上最輝煌豪勁的時代呢？今天，我們從其國家的自然環境、政權結構和軍事組織形態 三個角度來進行分析。
青藏高原的地貌
很多時候，自然環境會塑造一個族群、一個國家精神風貌，越是生活在環境惡劣地區的族群越強悍，也越有對外擴張的動力。
類似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不勝枚舉，中國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北歐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都是典型的例子，吐蕃人也是如此。
青藏高原嚴苛的自然環境，無法容納大量人口。
對於吐蕃的立國之本農業來說（吐蕃是個披著遊牧外衣的農耕國家，這點和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不同），整個青藏高原適宜農耕生產的地區，不過只有雅魯藏布江兩岸的河谷地區（年楚河、拉薩河、雅碧河）以及橫斷山脈三江並流區域的部分溝谷地帶。
但這些適宜農耕的地區，大都零散、狹窄，缺乏連片遼闊的耕種條件，加之高原氣候寒冷、無霜期短，豐產作物在高原無法生長，只能被迫種植低產、耐寒、耐旱的農作物。例如，青棵、小麥、豆子、油菜等。
另外，受制於地形的限制，藏區農耕地區能夠進行有效灌溉的區域很少，大量地區只能靠天吃飯，尤其到八、九月份收割季節，一場冰雹，就會使一年的辛苦，化為烏有。
這些條件都是天生限制，即便號稱天神後裔的吐蕃王室悉卜野家族，也無能為力。
所以，雖然農業是吐蕃王朝的立國之本，但不穩定的農業產品產量是制約其國力發展的重要因素。
再來看畜牧業，青藏高原上有著廣闊草原，貌似完全具備成為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
但別忘了，青藏高原上主要的草場，大多分佈在海拔三千至四千米的區域。這種海拔的草場和內蒙草原、中亞草原，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環境，完全沒有可比性。
高海拔地區的草原，牧草蓄積量極低，而海拔高度一旦超過4000米，嚴格意義上說，就不應該稱之為草原，而應叫高海拔草甸或荒漠苔原。
在這種環境下，能夠生活的動物多為耐寒的耗牛、藏綿羊，甚至馬匹的質量都算不得好。
要知道，雖然馬是種喜歡涼爽的動物，但並不十分耐寒。因此，氣候溼熱的江南養不了馬，但高海拔寒冷地區也一樣不出名馬。
因此，吐蕃雖然擁有大量的草場，但畜牧業依舊十分脆弱，成不了支撐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
這也是吐蕃對外輸出的產品，主要是食鹽、羊絨和毛紡品的原因，而需要大量進口的商品則是糧食和茶葉。
一旦高原上形成了統一的政權結構，整合了內部勢力、社會趨於穩定、人口開始增長，其國家必然會走上對外擴張以戰養戰之路。
因為，以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和勞動生產力衡量，人口上限的天花板被卡死在二百萬人左右（此數值一直保持到清末），完全不具備爭霸天下的可能。
聶赤贊普從天而降壁畫
吐蕃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一套類似於中原的“天子”思想。
悉卜野家族在從部落，到部落國家（小邦國），再到集權帝國的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君權神授”社會體系。
吐蕃王室從初代聶赤贊普開始便以“天神下凡、代天牧民”的形象出現，並在其後不斷加強。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中記載，“降世天神之上，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連同赤（墀）頓祉共七位，赤頓祉之子即岱·聶赤贊普來做雅礱大地之主，降臨雅礱地方，天神之子作人間之王，後又為人們目睹直接返回天宮。”
大昭寺門前“唐蕃會盟碑”則刻著，“聖神贊普悉補野自天地渾成，入主人間，為吐蕃之首領。”
《諧拉康刻石》：“……(聶赤贊普)作為人間怙主，降臨大地，後，又重返天宮——。”
另外，吐蕃君主“贊普”的稱號為其政權獨有，周邊其他政權均不見此稱謂。
《新唐書·吐蕃傳》中對“贊普”一詞的解釋為，“其俗謂雄強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
但其實，從藏文本意而言，“贊”本就是吐蕃人敬畏的神祗之一，“普”則是一個陽性字尾。
在吐蕃人的概念裡，“贊普”的意思，就是視其君長為神的化身，具有無比的威靈，且“贊普”一詞本身就有厲害、雄強的意含。
由此“天神下凡” 的思想為核心，在藏文史料中多見對贊普的修飾性詞彙。例如，“聖神贊普”、“天贊普”、“天降之王聖神贊普”、“天神來作人主、聖神贊普”、“贊普天子”等。
這種類似於中原君權結構的思想，也意味著吐蕃王朝擁有構建自己“天下秩序”的核心，而所謂“天下秩序”中，必然需要包含周邊其他政權和土地，而不是關起門來夜郎自大。
因此，在吐蕃王朝的碑銘中，常有“四方諸王無與倫比”的描述，而在和唐朝的外交活動中，也逐漸從最初的“稱臣”、“執子婿之禮”演變為，開始在會盟文件中“摳字眼”了。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唐蕃在準備清水會盟的文件時。吐蕃使臣便指出，唐朝宰相給吐蕃的國書中，使用了歧視性的詞語，吐蕃朝內對此事提出正式抗議。
時任唐朝宰相楊炎的國書是這樣寫的：“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信物，至領取。”
赤松德贊贊普認為，書中所用“貢”、“賜”二字，代表著以吐蕃為臣的意味，吐蕃不能接受，要求唐庭給出明確解釋。同時提出，唐蕃邊界要以雲州之西，賀蘭山為界，
這兩條意見隱含之意為：
第一、吐蕃要謀取和唐朝平起平坐的國家外交關係；
第二、吐蕃佔領的河隴二道領土，要求得到唐朝的正式承認。
由於安史之亂後，唐朝在軍事上前面落於下風，面對吐蕃的指責，只能無奈的以“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爾”的藉口，修改敕書，把“貢”改為“進”’，把“賜”改為“寄”，把以“領取”改為“領之”。
同時，對於吐蕃提出的邊界要求，“其定界盟，並從之”——《新唐書 • 吐蕃傳》。
由此可見，吐蕃君臣的心理早已不滿足於閉關鎖國，而是飽含著對外拓展的雄心。
西藏武士壁畫
西藏的自然環境和人口基數是吐蕃王朝的硬傷，對此特點即便是老對手唐朝都心知肚明。
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唐高宗李治面對來訪的吐蕃使節仲蹤，曾向他詢問“吐蕃贊普與其祖孰賢？”
仲瓊對吐蕃自然風貌和財力的描述是，“吐蕃土風寒苦，物產貧薄，所部邏婆川，唯有楊柳，人以為資，更無草木。烏海之南，盛夏積雪，冬則羊裘數重，署月擾衣裘褐。贊府春夏每隨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廬帳，又無屋宇，文物器用，豈當中夏萬分之一。”
這當然不是仲瓊在忽悠李治，唐蕃兩國在二百年的交往史上，雖刀兵相見一百九十餘次，使臣互訪也達到了一百七十餘次，對手是什麼情況，心裡都有數。
因此，唐朝宰相陸贄在《論抵禦吐蕃策》 中，才有“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才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的論斷。
但就是在這種自然環境和人口基數的條件下，吐蕃卻做到了東侵唐朝、南服南詔、北低迴鶻、西擋大食的偉業，確實令人訝異。
松贊干布和兩位公主的塑像
這就有賴於其國內的管理體系和軍事組織構架了。
松贊干布時期，憑藉其無所匹敵的個人威望，以及手下幾位賢臣的輔佐，吐蕃王朝第一次形成了覆蓋全國的官吏體系和法律條文。
這個被稱為“欽定六大法”的制度，將國內各階層的位階一一詳細排定，規定國內各貴族、小王、各大家族均需指派成員入朝為官，並仿效唐朝的告身制，釐定各官員的職權，按官位大小而賦予告身令。
而所有權利的最終解釋權牢牢的掌控在贊普手中，形成了一個嚴密的貴族官僚系統。並以此官僚系統，處理各氏族內部的事務，解決各氏族之間的紛爭，將各氏族所有的土地、人民全都納人統治之下，完成了君主集權的王朝體制。
由此徹底改變了之前，吐蕃國內官無定製、兵無常統 的現狀（“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
同時為了有效管控各地的民眾，吐蕃還施行了一套結合軍事、社會、行政、生產於一體的制度——“五如六十一東岱制”。
這個制度將吐蕃國土劃分為五個“如”（軍區），“如”有部、翼的意思，每個“如”下設有若干東岱（千戶）。
每個“如”都設有“如本”、“元帥”、“副將”等職，千戶設有千戶長（又稱千夫長），下設有百夫長等職務。“如本”和“千戶長”既是軍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員，負責軍政民政事務。
而以地域劃分的“如”保證了，每個“如”內部的軍隊都是原來的部落民，每個千戶長所統的兵士大都是同一部落的人組成。 相互之間能夠團結，互相照應，併為自己部落的聲譽不惜犧牲，極大的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據《五部遺教·大臣遺教》、《賢者喜宴》等史料記載，吐蕃每個“如”的軍馬由同一種顏色的馬匹組成，旗幟亦各有區別，因而只要一看到馬匹和旗幟，就可以判斷出是哪個“如”的軍隊，十分有利於行軍作戰和調遣指揮。
通過“五如六十一東岱”的制度設定，形成了一張覆蓋全國的網絡，將每一個基本社會單位掌控在國家機器之下。
而散落各地的吐蕃民眾，也第一次被擰在一起，為一個目標奮鬥，並迸發出巨大的能量。
除國家的軍事系統外，吐蕃還有一套非常嚴格的獎懲制度與之相伴，即所謂的“六標誌”制度。
在藏文史料《賢者喜宴》中記載，為鼓勵勇猛作戰與懲罰臨陣退卻者，吐蕃設置了六種褒獎制度和懲罰制度。
其中，勇者按照軍功的大小，可以得到“六勇飾”，分別是虎皮褲、虎皮上衣、虎皮小披肩、虎皮大披肩、整塊虎皮製之外套、整塊豹皮製的長袍等六級。而對於戰場表現怯懦者，則“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
《舊唐書·吐蕃傳》載:“（吐蕃）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為甲門。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眾，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
除了精神上的褒獎外，吐蕃為求鼓勵士氣，張揚軍威，還有物質上的戰場激勵制度。
吐蕃雖然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國家，但其戰爭輸出的方式與遊牧民族一般無二。都是以戰養戰的軍事法則，不依賴繁雜的後勤補給，戰場掠奪所得均歸己有，以此來作為參戰將士的酬勞。
《冊府元龜》記載:“出疆之資，亦無定給，而臨陣所得，便為己有，所以戰伐吞併，往必成功”。
在這種戰爭模式下，參戰成了家族和部落獲取財資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吐蕃將士往往能夠拼死而搏，以便獲得更多的收益。
有時為實現某一特定目標，吐蕃贊普還會在戰前許諾重獎，來激發戰士的動力。
例如：《舊唐書·郝玼傳》記載，唐邊鎮名將郝玼在邊三十年，蕃人畏之如神，故贊普下令:“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
另外，對於戰場陣亡的將士吐蕃也有相應的保障制度。按吐蕃律例規定，絕嗣者或犯罪者，其土地財產均由王室沒收，但為國捐軀者除外。
吐蕃簡牘中便有這樣的記載:“忠心耿耿，盡忠效勞，為敵所殺，奴隸、土地由其子孫後代領有。”
同時，對於陣亡的勇士，其墓葬不但享有特定的墳區，且佐以特殊記號，以示哀榮。
唐使劉元鼎在所著《使吐蕃經見紀略》一文中寫道:“河之西南地如鹼，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邱墓，旁作屋，赭塗之，繪白虎，皆夷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
以上種種政治、經濟手段，促成了吐蕃軍隊強悍的戰鬥力，也徹底激發了吐蕃人在惡劣環境下養成的勇悍之氣，使之成了對手戰場上的夢魘。
難怪陸贄會在《論抵禦吐蕃策》寫道：“（吐蕃）動則中國畏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
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
這臺充滿旺盛動力的戰爭機器，據守在堪稱天譴的青藏高原上，而無後顧之憂，因此可以毫無顧忌向外輸出戰爭，已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和國家收益。
這就是吐蕃王朝擴張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基於地形地貌的限制，走下高原爭霸世界的吐蕃，向東受限於橫斷山滿聳持的高山深谷，向西受困於南疆綿綿不絕的荒漠綠洲，只有向北可依仗青海、甘南連綿的草場獲得補給。
因此，唐蕃兩個大帝國在河隴迎頭相撞，開啟了綿延一百八十餘年的慘烈國戰。此戰綿延時間之久、戰場跨度之大、調動軍隊之多、戰場損失之巨，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都堪稱罕見。
但戰爭一旦上升到國戰的級別，便不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一朝一夕之榮辱來考量，而是開始比拼國家的戰略縱深、經濟實力和國家動員能力。
即便吐蕃有能力激發每一個社會細胞的潛力，但高原的環境、勞動生產力和人口數量是硬實力的差距。即便中晚唐時期國內藩鎮割據，稅賦損失過半，但依舊可以憑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在核心區域死死擋住吐蕃的狂攻，將其拖入持久戰。
而最終，激發了全部產能的吐蕃，也在窮兵黷武的戰爭態勢下，被生生拖垮。
公元842年（唐武宗會昌二年），吐蕃國內政治、宗教矛盾總爆發，先於唐朝而崩潰，終結了西藏曆史上，最輝煌的一段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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