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的悲劇在於，他從小就被告知國王神聖，理所當然地享有獨一無二的專制權力，以及種種特權。他的本子上抄著老師的教導：“一切權力都是國王意志的體現，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能獨立於國王的權威之外。”他沒有意識到，這種權力格局是伴隨著舊制度而建立起來的。而法國大革命的本質，就是摧毀舊制度。
路易十六的錯誤地以為，除了巴黎的雅各賓派和激進的革命者之外，外省有許多人擁護舊制度——這種誤判導致他成為政治雙面人。他對專制權力的迷戀，使他希望逃脫巴黎革命者的控制，利用國內外力量恢復王權專制。但是，他在瓦倫被攔截的事實顯示，一旦覺醒的民眾普遍為自己的權利而奮起反抗，並積極投入政治運動，統治者欺瞞騙的把戲就再也無法進行下去，他們的陰謀也將最終破產。
審判路易十六
然而，路易十六猶如一個對權力上癮而產生依賴性的病人。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令人慾罷不能。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已經飽嘗專制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與無與倫比的快感。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後，路易十六的特權被逐漸剝奪，這也意味著他的好處與快感逐步遞減。正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種權力的流失，專制者往往難以忍受。在性格上，儘管路易十六有其寬厚和善良一面，他不忍心對民眾使用武力，並且一次又一次向民眾屈服，但是，對於形勢的誤判使他對此心不甘情不願，在行動上走出了錯誤的一步，並且試圖利用國外勢力的幫助重建君主制。做政治兩面人陽奉陰違在先，當逃跑者謀求重建君主制在後，當逃跑受阻，他留下的聲明成為罪證，路易十六就無法作為國家象徵的標誌，其權力被進一步削弱，乃至後來被棄若敝屣，直至被拋出成為替罪羊。
譚旋在《路易十六出逃記》中認為，法國大革命是順勢發展且不可預測的。在《暴力與反暴力：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一書中，譚旋提出，“恐怖政權並非一日建成，它的出現經歷了眾多人物、派系和事件的相互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戰爭和反革命運動的態勢滋養著恐懼，理性反思和複雜的情緒也為恐懼提供了養分。”正是在恐怖政治中，國民公會判決處死路易十六，這一行為被加繆稱作“集體殺害一個軟弱善良的人”。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處死。被送上斷頭臺之時，路易十六完全沒有平時的懦弱，表現出了身為國王的威嚴。其後，瑪麗和路易十六的妹妹也被處死。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平等贊成處死哥哥，並緊跟革命潮流，但也在1793年11月6日被處死。
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
但是，被革命喚起的利維坦並沒有就此平息，一批又一批革命者被先後送上斷頭臺，羅蘭夫人在斷頭臺留下了至今傳誦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手以行！”
而法國大革命的特徵之一，就是群眾運動的不斷激化。正如譚旋在《路易十六出逃記》中所說，“1789年以後，對於權威的之一不斷增加，是法國進程中最為典型的問題。這個問題迅速滲透到許多社會層面。軍隊、國民自衛隊、行會、稅收員，在城市的公民文化中，幾乎所有人都開始拒絕遵守舊制度或新政府制定的規則，這種情況帶來的結果通常極具破壞性。”
迄今為止，托克維爾、柏克等人都對法國大革命做了獨到的反思，並留下了經典的著作。亨廷頓在比較秩序和自由不能兼得時曾說過:“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法國大革命中，以破壞舊秩序，追求自由、平等的革命政府，一直沒能維持最基本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群情激昂的民眾濫用了自由，正如勒龐在《群體心理研究》一書所說，在群體之中，個體的人性會被群體所湮沒，獨立的思考能力也會喪失，群體的精神會取代個體的精神。
顯然，被壓迫的民眾有反抗暴政，發動革命的權利。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一旦完成了摧毀舊制度，推翻壓迫者的目標，它就必須被迅速中止，回覆正常的社會秩序，並逐步建立自由、民主、憲政。
遺憾的是，恐怖政治確由此被放出了潘多拉的魔盒，並且在20世紀為禍更甚。在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以及某些國家，恐怖政治讓民眾敢怒不敢言，極權統治者及統治集團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壓迫民眾並對其予取予奪。這樣的國家，既無自由也無平等更無博愛，既得利益集團吸收民眾血汗以自肥。歷史週期律的惡性循環，何時才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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