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从小就被告知国王神圣，理所当然地享有独一无二的专制权力，以及种种特权。他的本子上抄着老师的教导：“一切权力都是国王意志的体现，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独立于国王的权威之外。”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力格局是伴随着旧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而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就是摧毁旧制度。
路易十六的错误地以为，除了巴黎的雅各宾派和激进的革命者之外，外省有许多人拥护旧制度——这种误判导致他成为政治双面人。他对专制权力的迷恋，使他希望逃脱巴黎革命者的控制，利用国内外力量恢复王权专制。但是，他在瓦伦被拦截的事实显示，一旦觉醒的民众普遍为自己的权利而奋起反抗，并积极投入政治运动，统治者欺瞒骗的把戏就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他们的阴谋也将最终破产。
审判路易十六
然而，路易十六犹如一个对权力上瘾而产生依赖性的病人。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令人欲罢不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已经饱尝专制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与无与伦比的快感。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路易十六的特权被逐渐剥夺，这也意味着他的好处与快感逐步递减。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种权力的流失，专制者往往难以忍受。在性格上，尽管路易十六有其宽厚和善良一面，他不忍心对民众使用武力，并且一次又一次向民众屈服，但是，对于形势的误判使他对此心不甘情不愿，在行动上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并且试图利用国外势力的帮助重建君主制。做政治两面人阳奉阴违在先，当逃跑者谋求重建君主制在后，当逃跑受阻，他留下的声明成为罪证，路易十六就无法作为国家象征的标志，其权力被进一步削弱，乃至后来被弃若敝屣，直至被抛出成为替罪羊。
谭旋在《路易十六出逃记》中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顺势发展且不可预测的。在《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一书中，谭旋提出，“恐怖政权并非一日建成，它的出现经历了众多人物、派系和事件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和反革命运动的态势滋养着恐惧，理性反思和复杂的情绪也为恐惧提供了养分。”正是在恐怖政治中，国民公会判决处死路易十六，这一行为被加缪称作“集体杀害一个软弱善良的人”。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被送上断头台之时，路易十六完全没有平时的懦弱，表现出了身为国王的威严。其后，玛丽和路易十六的妹妹也被处死。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平等赞成处死哥哥，并紧跟革命潮流，但也在1793年11月6日被处死。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但是，被革命唤起的利维坦并没有就此平息，一批又一批革命者被先后送上断头台，罗兰夫人在断头台留下了至今传诵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手以行！”
而法国大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群众运动的不断激化。正如谭旋在《路易十六出逃记》中所说，“1789年以后，对于权威的之一不断增加，是法国进程中最为典型的问题。这个问题迅速渗透到许多社会层面。军队、国民自卫队、行会、税收员，在城市的公民文化中，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拒绝遵守旧制度或新政府制定的规则，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通常极具破坏性。”
迄今为止，托克维尔、柏克等人都对法国大革命做了独到的反思，并留下了经典的著作。亨廷顿在比较秩序和自由不能兼得时曾说过:“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法国大革命中，以破坏旧秩序，追求自由、平等的革命政府，一直没能维持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群情激昂的民众滥用了自由，正如勒庞在《群体心理研究》一书所说，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会被群体所湮没，独立的思考能力也会丧失，群体的精神会取代个体的精神。
显然，被压迫的民众有反抗暴政，发动革命的权利。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一旦完成了摧毁旧制度，推翻压迫者的目标，它就必须被迅速中止，回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并逐步建立自由、民主、宪政。
遗憾的是，恐怖政治确由此被放出了潘多拉的魔盒，并且在20世纪为祸更甚。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以及某些国家，恐怖政治让民众敢怒不敢言，极权统治者及统治集团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压迫民众并对其予取予夺。这样的国家，既无自由也无平等更无博爱，既得利益集团吸收民众血汗以自肥。历史周期律的恶性循环，何时才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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