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糞將軍”到彥之先生

“擔糞將軍”到彥之先生

“擔糞將軍”到彥之,自幼孤苦,發憤圖強,成為劉宋將領

到彥之(?-433年),字道豫,彭城武厚(今江蘇沛縣)人,南北朝時期劉宋開國將領,據《南史·到彥之傳》記載,他是春秋時期楚國大夫屈到之後裔。屈到的官職,是楚國“莫敖”。“莫敖”,亦稱“莫囂”,乃軍界高官。清末學者章炳麟《文學說例》雲:“楚國以早夭之君為‘敖’,如若敖、郟敖、訾敖是也;以長官為‘敖’,如莫敖、連敖是也。”若敖、郟敖、訾敖,均為楚國國君;莫敖、連敖,均為楚國高官。當代學者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指出,“莫敖”本來相當於大司馬,後降至左司馬之下。大司馬是古代武裝部隊最高長官,相當於後世的“天下兵馬大元帥”;左司馬為主管軍政的副官,相當於副參謀長。

追溯到姓之由來,頗為有趣。說到姓之先祖功勳卓著,後裔以其名字作為姓氏,稱“到氏”。到氏古代之傑出先祖有兩個:一個是春秋楚國大夫屈到,官居莫敖,威風八面;一個是戰國趙國大夫慎到,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慎子》42篇,可惜失傳。到氏這兩位先祖,堪稱古代大賢呢。

儘管祖先如此顯耀,到彥之的身世,卻十分貧寒。由於《宋書》到彥之本傳在流傳過程中散佚,而《南史·到彥之傳》是由《宋書》刪減拼湊而成,其早年事蹟,已無處尋覓了。《南史》只在其曾孫《到溉傳》裡作了簡單追記:“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雲。”《梁書·到溉傳》對其先祖也是一帶而過:“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

“擔糞將軍”到彥之先生

擔糞歲月,汗流浹背,臭氣橫吹,溢滿天地的,卻是勃勃志氣

然而,“擔糞自給”四字,卻道盡了到彥之早年的萬般酸辛。雖然由於史料散佚,其父母兄妹等不得而知,然其家境寒苦,衣食不繼,卻可以推而想之。他擔糞種地,與家人耕種幾畝薄田,揮汗如雨,備嘗艱辛,卻只能勉強餬口,一旦遇到災荒年,還會啼飢號寒,那種生活的掙扎與磨難,銘心刻骨,肯定令他終生難忘!

晉末宋初時期,朝廷兀立江南,門閥政治肆虐,門第觀念極其強烈,江南豪門大族,幾乎霸佔了所有高官顯爵,寒族士人往往被高門子弟所譏笑,連宋武帝劉裕都被譏為“土包子皇帝”,何況這位貧寒之極的到彥之呢?人們稱他為“擔糞將軍”,蔑視之意昭然,一直到了南梁時期,其曾孫到溉官居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依然受到駙馬都尉何敬容的嘲笑:“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擔糞將軍”到彥之身上瀰漫的大糞臭,漫漶到南梁,也沒有變成“五穀香”,而是“餘臭”四溢,逼得他的孫子到溉只能“學作貴人”,以擺脫世人的嘲笑,南朝勢利之風尚,由此可見也。

到彥之早年,追隨其彭城同鄉劉裕的腳步,亦步亦趨,殺入了東晉末年的亂世洪流之中,討伐五米道首領孫恩,屢立戰功;征討桓楚武悼帝桓玄,卓有貢獻,先後出任鎮軍參軍、廣武將軍、太尉中兵參軍等,後因收復白帝城之功,封為佷山縣子。佷山縣乃古縣名,轄境位於今湖北長陽縣西、清江北岸,後廢除。義熙十一年(415),到彥之升任荊州司馬,兼南郡太守。三年之後,劉裕第三子、宜都王劉義隆出鎮荊州,擔任荊州刺史,成了到彥之的頂頭上司,兩人的一世情緣,就此開始。

應當說,到彥之的荊州歲月,艱辛與輝煌相伴,猜忌與情誼相隨。他的官銜,是使持節、南蠻校尉,掌管荊州軍政要務,是劉義隆的主要助手。劉義隆史稱“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不過是史家逸媚之詞,他其實是個心思細密、心機深重的藩王,看似不動聲色,卻洞悉麾下的一舉一動。在這樣的長官手下任職,而且是主管軍政要務的“大管家”,既需要天賦能力,也需要隱忍耐力,到彥之盡心盡力,兢兢業業,既贏得了荊州百姓的擁戴,也贏得了劉義隆的敬重,實屬不易也。

“擔糞將軍”到彥之先生

戰爭一如絞肉機,無數將士喋血,一將功成萬骨枯啊

永初元年(420),劉裕代晉自立,建立劉宋政權,到彥之進封為佷山縣侯,一個早年擔糞的窮孩子,躋身王侯之列,可謂光宗耀祖,但他卻淡然處之,依然在劉義隆麾下,整天為荊州的繁雜事務而忙碌。

永初三年(422),京城建康風雲突變,宋武帝劉裕駕崩,太子劉義符繼位,史稱“宋少帝”。然而,由於劉義符遊戲無度,荒廢政務,兩年後即被顧命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廢黜,先是幽禁,隨後誅殺。因劉義符無子,按序列應由劉裕次子劉義真接班,可是因為劉義真不合徐羨之等人口味,在宣佈廢帝之前已採取果斷措施,將劉義真廢為庶人,隨後滅口。顧命大臣們如此一番神操作,劉義符、劉義真兄弟先後斃命,劉義隆浮出江湖,並於景平二年(424)五月,被顧命大臣扶上了帝位,史稱“宋文帝”。

這年七月中旬,傅亮率領一干朝臣來到荊州刺史官衙,恭迎劉義隆進京繼位。由於一連串血腥政變,兩個哥哥被殺,躲在荊州的劉義隆像驚弓之鳥,哪敢輕易相信?儘管傅亮宣言效忠,叵耐劉義隆將信將疑,到彥之眼見情勢嚴峻,恐怕生變,入室力勸,並表示要自己親自率軍護駕,劉義隆這才點頭答應。

於是,到彥之率領著荊州兵卒,浩浩蕩蕩護衛著劉義隆進京,於八月八日抵達建康,第二天即位為帝,史稱“宋文帝”,改元“元嘉”。文帝一登基,即任命到彥之出任中領軍,掌管一切軍政要務。到彥之排兵佈陣,連番運作,將京城內外圍得鐵桶一般,確保了新政權的安全。

新帝繼位,新政權開始嘎嘎運轉,顧命大臣與新政權的矛盾鬥爭,也隨之展開。顧命大臣們因擁立有功,自以為可以繼續翻雲覆雨;宋文帝早就對他們屠戮兄長懷恨在心,豈肯容忍他們繼續弄權,雙方的激烈搏殺,實在不可避免。進京伊始,徐羨之即提議讓到彥之出任雍州刺史。雍州,即涼州,轄境在今寧夏全境及青海、甘肅、寧夏、新疆、內蒙部分地區。徐羨之此議,意在剪除文帝羽翼,不但被文帝嚴詞拒絕,也引起了他的警覺。新帝與舊臣之間的決戰,隨後展開。宋文帝雖然看上去身體羸弱,政治手腕卻奸險詭詐,徐羨之、傅亮、謝晦先後被殺,檀道濟作為梟雄戰將,身為顧命大臣,卻一向不與徐羨之等人沆瀣一氣,此時早已投身文帝麾下,成了叱吒風雲的軍界領袖。

“擔糞將軍”到彥之先生

太陽勃升,輝滿天地,塵世鏖戰,何時止息,天曉得也

這一時期,宋文帝內有到彥之輔佐,外有檀道濟壓陣,可謂相得益彰,他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一夫輟稼,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

他勵精圖治,整飭吏治,抑制豪強,鼓勵農桑,努力推進經濟繁榮,使國家經濟實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受到後世史家稱頌,史稱“元嘉之治”。

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宋文帝的野心開始膨脹,先後發動了三次北伐戰爭,史稱“元嘉北伐”。

劉宋政權建立初期,與之對峙的北方勁敵是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此外還有北涼、西涼、西秦、夏、北燕五國;在陰山以北,還有勢力強大的柔然部落。劉宋在中原還佔據著大片“飛地”,即河南洛陽、虎牢(今河南滎陽縣汜水鎮)、滑臺(今河南滑縣)、碻磝(今山東茌平縣西南)四個重鎮,以及山東濟南、淄博、青州等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繼位初期,與夏、柔然戰事不斷,消耗巨大,宋文帝乘機向北魏索要河南各地,聲稱若不答應,將武力奪取。拓跋燾聽了,譁然一聲長嘯,置之不理。豈料宋文帝自信爆棚,於元嘉七年(430年)悍然發動第一次北伐戰爭。

客觀地說,宋文帝此次北伐,是雄心與私心交織的產物。他雄心勃勃要擊潰北魏人,卻不任用戰功卓著的沙場驍將檀道濟為統帥,而是令心腹將領到彥之率軍出征。按照他的戰略部署,此役必將取得“一石二鳥”之戰果:其一,可以收復河南故地;其二,可以讓心腹之臣到彥之建立豐功偉績,以加其開府。所謂“開府”,就是高級官員因為功勳卓著,可以成立自己的府署,選置麾下僚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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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卑梟雄拓跋燾,霹靂如豹,屠戮北國,到彥之哪是對手呢

宋文帝這個如意算盤,撥拉得實在太精明瞭。他根本就忽略了關乎戰爭勝敗的兩個關鍵問題:其一,到彥之雖然當初護駕、保駕有功,也曾指揮過一些局部戰鬥,並取得勝利,可是,他從來沒有做過三軍統帥,更沒有作為統帥指揮過全局性戰役,如今貿然上陣,統帥全軍,如何取勝呢?其二,與之對峙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將略傑出,驍勇善戰,先後率軍攻滅胡夏、北燕、北涼,降伏西域諸國,一介到彥之,那裡是拓跋燾的對手啊?

這年四月,戰火點燃,熊熊炙烤中原大地,拓跋燾卻一如北方胡狼,隱身不見,到彥之率領五萬大軍,長驅直入,不費吹灰之力,便輕易收復了一度被魏軍佔據的中原四鎮,進駐靈昌津(今河南延津縣北),先頭部隊直抵潼關。開局大勝,宋軍一片歡騰,只有檀道濟的老部下不以為然,他說,魏軍詭詐,在等待冬季黃河結冰時反攻呢。北魏謀臣崔浩覷眼一看,便說:把幾萬人棑成東西二千里一字長蛇陣,如此部署兵力,豈能取勝乎?

至此,到彥之的將略之才,劣勢橫陳,其必敗之勢,已不可逆轉。到了十月間,魏軍大舉反攻,迅速攻陷洛陽、虎牢等地,到彥之膽怯,萌生退意,遭到殿中將軍垣護之強烈反對,可是,到彥之磨磨唧唧,不置可否。當此時也,到彥之眼疾突然發作,他信心喪失,拒不採納垣護之的意見,決意退兵,全軍惶惶然跑到歷城(今山東濟南),便燒掉船隻,丟盔卸甲,倉惶潰逃。

宋軍這次出征,宋文帝志在必得,準備了大批戰略物資,此役慘敗,損失慘重,將這些物資悉數拋棄,導致劉宋武庫為之一空。宋文帝被迫揮淚斬馬謖,將將到彥之免職下獄,緊急起用檀道濟收拾殘局,可是晚了!檀道濟率部艱苦鏖戰,在二十多天裡打了三十多場惡戰,重創敵軍,卻難以挽回敗局了。

“擔糞將軍”到彥之先生

天地之輪迴,人生之風雨,興也衰也,不過如此

“元嘉北伐”之第一戰,就此宣告收場。儘管宋文帝為挽回敗局,又於元嘉二十七年(450)、元嘉二十九年(452),發動了兩次北伐,耗費大量民脂民膏,其結局卻很不美妙,均以失敗收場。清人王夫之說,劉宋北伐失敗的原因,是宋文帝用人失誤的惡果,“將非其人也”。他批評說:“當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為趨”,而文帝所信任重用者,卻是“拘葸異謹之人,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召敗也。”他說,天下人以皇帝之意為驅使,而宋文帝所重用的,卻是“拘葸異謹之人”,處事恭謹,絕對忠誠,忠於職守,忠於皇帝,卻不堪統帥之任,讓用之統帥全軍,遭到失敗,實在是咎由自取啊。

應當說,王夫之的批評,還是客觀公允的。到彥之堪稱將才,但不具帥才;宋文帝用他統軍北伐,實在是他不能勝任的。與其批評到彥之無能,不如批評宋文帝私心。他的信心作祟,將為到彥之謀得開府之榮耀,卻使他遭到了牢獄之災。世事之詭異莫測,令人啞然無語也!

對自己應承擔的領導責任,宋文帝心知肚明,對老部下的懲罰,只是點到為止。元嘉八年(431),到彥之復起,被任命為護軍將軍;第二年,文帝詔令恢復其封邑,他堅決辭謝;第三年,到彥之黯然辭世,諡曰“忠公”。

到彥之先生,從一介擔糞少年,成長為“擔糞將軍”,成為宋文帝劉義隆心腹將領,他應該感謝幸運女神之眷顧了。然而,正是這份特殊眷顧,使他後來遭遇了“滑鐵盧慘敗”,跌入大牢。人生之興衰,由此可見也!

(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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