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109年的“漢武開滇”起，雲南併入中國版圖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西漢王朝設益州郡、開官道、駐軍隊，還招募漢民屯墾，在雲南的開發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然而遺憾地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郡縣制並沒有得到加強，反而是越來越弱，尤其是三國時期諸葛亮的一則妙計直接讓郡縣制在雲南名存實亡。直到一千多年後的蒙古興兵伐宋，雲南才再次迴歸到中央王朝的統治。
《三國演義》中“七擒孟獲”的情節雖然都是虛構，但完全符合諸葛亮南征“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基本戰略。《三國志》中記載：
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諸葛亮並非不想效法漢武帝的銳意進取，只是蜀漢南征僅是為了更好的北伐，如果設官駐軍勢必會導是兵力分散。諸葛亮此舉堪稱明智，然而卻讓雲南的地方實權派迅速做大，並逐漸與中原王朝離心離德。
盛唐時代，李世民曾雄心勃勃地要改變這種頹勢，重新在雲南設州置縣。可是玄宗時期，唐朝一手扶植起來的南詔國卻將唐軍打得落花流水，不僅讓雲南徹底脫離中央王朝，還拉開了唐朝衰敗的序幕。
唐朝都搞不定的事情，宋朝的趙匡胤連掙扎一下的念頭都沒動過。四川后蜀的孟氏降宋後，趙匡胤直接“畫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
為了保後方無憂，在宋朝的支持下，雲南又出現了一個大理國。大理國王段正嚴雖然曾接受過宋朝“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等稱號的冊封，但《宋史》卻將大理國放入“外國列傳”，宋朝與大理的關係就不言而喻了。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後，蒙古鐵蹄就踏上了征服歐亞大陸的旅程。為了征服南宋，中原王朝努力了一千年都沒啃下來的硬骨頭，居然被忽必烈奇蹟般地實現了。
蒙古人的作戰思想全部來自於草原圍獵經驗，敵人就都如同獵物，先包圍起來再慢慢射殺，所以蒙古大軍出征一般都是發左中右三路大軍，以實現對敵人的迂迴包抄。忽必烈徵大理不過是之前假道西夏、南宋滅金的一個翻版，意圖就是繞過南宋的長江防線，從大理或是安南打入南宋後方。
自古用兵雲南都是從四川中部出發，忽必烈卻從甘肅的臨洮出發，在幹川藏交匯地帶繞了個兩千多公里的大圈子，最後直插金沙江畔。忽必烈的不安常理出牌，對於大理國來說無異於天降奇兵，他們能做得只有舉國投降。
忽必烈在雲南“置郡縣、置守令、行賦役、施教化與中州等”，還因地適宜的實行了“土官制”，加強了對西南的統轄。忽必烈委派的能臣賽典赤瞻思丁和張立道將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引入雲南“收利十倍於舊”。
元朝治理下的雲南地域遠遠超過了漢武帝時期以滇池為中心的滇國，最重要的是忽必烈徹底扭轉了自漢武帝以來郡縣制在雲南的衰敗勢頭，基本上奠定了祖國西南邊疆版圖。由元至清的六個多世紀裡，雲南再也沒有出現一個全國性地割據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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