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太宗李世民擅放（不是大赦）四百死囚的故事，据《资治通鉴》和白居易《新乐府》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内均有记载，虽然被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对于一代明君李世民来说，明显的以身带头违法，此举合情、合理、合法吗？是否有损国家的律法威信？是否会扰乱国家规范的管理秩序？是否会失去人心，失去皇权威望？
史料记载，贞观六年末（公元632年），李世民批阅各地案宗奏章时，发现有30名余死囚将于明年秋进行问斩，而此时又临近年关，随心中突生善念，御笔一挥，一道圣旨便传至各地。圣旨大意：新年将至，特放死囚回家，以全人伦之道，待来年秋，可自主回京问斩，以正国法。李世民此举，不但将那30名余死囚犯放归，还将全国各地共计390名死囚犯，一并放归。
次年，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秋，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年前李世民下旨特批，放归的四百多名死囚，竟然无一人失信，全部回到京师长安，等待朝廷发落，且人人还心存感激。
也许，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实令李世民深感意外，同样也深感欣慰，自己的子民如此诚信，民风如此纯正，不正是自己治国有方的见证吗。又或许因此，李世民心怀大慰，当场下旨将这些死囚尽皆赦免。
后来，这段故事也被载入了史书。
事后，细思之下，此事看似无比寻常，其实并不简单。李世民被世人称为一代明君，可谓智慧超群，不可能随便做出任何草率决定，更何况朝中还有许多的智谋之士，如有不妥，自然会有人出班进谏。所以，其中必定包含着太多的深藏信息。
一、万一这些囚犯一去不归，李世民当何以面对
对于囚犯一去不归的风险，李世民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吧？之所以，李世民甘愿担此风险，放归囚犯，自然会有充分的理由，且已超出了风险的价值，才会如此决定。
一者，或许想通过此事，检验治下百姓的法度意识，以便更好地完善律法条款。即：严法严治，还是严法宽治。
二者，或许想通过此事，了解治下百姓对朝廷是心存感恩，还是心性薄凉，以便调整各地教化万民的力度和方式。即：如今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者，或许想通过此事，看看各地行政机构的执政能力，是如何应对此事的。即：后续跟进的能力。
虽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由，但重点应该在第三条上。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反映各地政府的执政效率。如果，那个辖区域的囚犯不归，就证明那个辖区的执政教化工作做的不好，如同现在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样。同时，也证明那个辖区的执行力度不够，便会考虑是否更换新的能吏，连常规的后续跟踪工作都做不好，能力能好到哪去。
二、事件本身，虽然合情、合理，但不合法，如果三者融合一起，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单纯就事件本身而言，确实合乎于情，发乎于合理，既令囚犯心存感激，又令囚犯家人心暖眼湿，更令天下百姓沐浴唐太宗仁慈的治世之心。于情，新年临近，万家团圆，放归囚犯回家，以全人伦亲情之道，自然可以理解，世人也无话可讲；于理，不忘国法、律令，众囚犯以全亲人之情后，于约定之日，当自行前往京师领罪，接受国家法律的惩处，同样的有理有据，令人无议。
然而，单就法规而言，事件明显的有助违法不惩之嫌。正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本身就讲究一个公平、公正，违法当纠、犯法当惩。要不，法律要来何用。
但是，身为文能提笔安邦，武能上马征战的一代明君李世民，岂能不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的道理，而他却仍然要做放归囚犯之事，究竟为何？难道不怕造成百姓人人面对国法，尽皆心存侥幸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一国之君，考虑问题自然会更加的宏观与全面，这样的错误又怎么会犯呢？说白了，法律本身就是政权统治的一种工具，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一个百姓生活的正常秩序，并不是仅仅为了惩处犯人而设，而是为了减少、甚至杜绝社会违法犯科现象的发生。反之，说回来，如果没有人犯法犯科，法律又要来何用呢？
再回过头来，看看事件的整体性。如果将情、理、法三者融合一起细思之下，不难发现事件既有利于国家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更加有利于一国的政权统治。
虽然，表面看赦免了四百囚犯，有违国法制度，但是却令诚信的理念瞬间覆盖全国各地，比那些空洞的说教效果强出太多，进而营造万民坚守诚信的道德底线。
因此，后来在李世民执政期间，有好多年没有发生死罪的囚犯。
从古至今，纵观无数的违法乱纪者，不难发现，多数皆和诚信的道德理念有关。所以，解决好百姓的诚信问题，也就更好地解决了违法犯罪的问题。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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