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会前湾的莱阳路上，有两座结构相连的楼座，称作鸳鸯楼，据传西边的绿楼为雌楼，东边的黄楼为雄楼。原来是士绅殷桐声的私宅，殷是江阴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是民国时期"四大日本通"之一，1942年去世，后来此地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
这两座楼依偎相连，如同鸳鸯交颈，因此得名。1945年，它曾经作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副市长葛覃的官邸。解放以后，作为政府交际处（第五招待所）接待来青宾客，张云逸、谭启龙，臧克家、陈荒煤等都在这里住过。
这座美丽的别墅，在葛覃任副市长时，还发生过一次深夜枪战。戒备森严的长官府邸，竟然遭遇意外枪击，为什么会发生，又是什么人指使？其实，这是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乱象的一个缩影。
1945年9月2日，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战败国日本向盟军投降，受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递交了投降书。这次受降的中方合法代表是国民政府，青岛接管后，仍然作为特别市（类似今天的直辖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享有特殊地位。
面对收回的大片沦陷区，国民政府急需要大批的行政官员接收管理，到各地领导经济重建工作，地方用人好坏直接关乎建设成效，因此主要人员都在管理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和党部嫡系中产生。青岛作为为数不多的特别市（直辖市）之一，也是各派系在长江以北势力扩张的重要棋子，市长人选竞争尤其激烈。当时呼声比较高的，一个是李先良，他是前任市长沈鸿烈的部属，曾任青岛市的代理市长；另一个是葛覃，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战地服务站长，是陈立夫的部下，土生土长的莱西人。
这两股力量不相上下，互相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把"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这背后其实是沈鸿烈和陈立夫之间的较量，蒋介石对于这个情况心知肚明，但是也不好贸然做出决定。
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候，陈立夫的家中接待了一位客人，他是沈鸿烈。沈鸿烈是来给自己的部下李先良作说客的，这让曾经做过蒋介石秘书的陈立夫有些不快。
沈鸿烈坦诚的说，李先良是中央党校第一届毕业生，算起来也是委员长的学生，而且李先良一直在敌后开展抗日活动，是有政治基础的。更何况，抗战时期李先良就是代理市长，熟悉青岛的情况，出任市长职务也顺理成章。如果让他下去（落选），会让很多人失望的。
沈鸿烈虽然是李先良的说客，但说的都是实话，陈立夫心中是有数的。1942年10月，正是抗战胶着时期，李先良以市政府秘书长的身份，被沈鸿烈委任代行市长职权，同时兼任市保安总队总队长（相当于市公安局长），在对日抗战方面，李先良是做了很大贡献，确实比在陪都养尊处优的葛覃做的工作更多。而葛覃为保胜算，请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极力推荐（现在的说法叫为葛覃站台），为自己增加获胜的筹码。
对陈立夫来说，李先良那些"政绩"并非什么重要筹码，最关键的一点，李先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在国民政府，派系出身才是安排位置的首要条件。
蒋介石在党、政博弈中，反复权衡利弊，采取了表面上看比较折中方案，让李先良出任特别市市长，而任命葛覃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兼副市长，排排坐、分果果，蒋的这个和事老安排，也算给党内元老丁惟汾几分薄面。
这样一来，作为市长的李先良，掌握着保安总队的武装力量，可以压制地方治安形势，而青岛市的实际权力是掌握在以葛覃为代表的二陈系手中。两股势力互相钳制，看似皆大欢喜的巧妙安排，却为以后的党（葛覃）政（李先良）之争埋下了伏笔。
任命确定以后，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住处又成了问题。一般来说，地方最高长官驻地的安排，主要考虑职务、资历、人脉和年龄几个方面，其次是通勤、环境、安全、嗜好等等，依照惯例有个基本标准，然后在这个标准上微调，这在官场上都是默许的"潜规则"，地方上自然驾轻就熟。
经过地方上的绞尽脑汁，分配方案终于出炉：市长李先良到江苏路27号居住，这里原是日军驻青岛领事的住宅，宽敞大气；副市长葛覃住到了莱阳路3号，就是传说中的鸳鸯楼别墅。说起来这两个地方都符合领导身份，大小、规格、面积也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距离办公地点的距离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市长李先良的住处，附带了一个花园。
级别不同，待遇千差万别，甚至一点点微妙的不同，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但就是这看似不经意的差别，往往就暗示着阶层的距离。不把精力用在大事上，却在看似无聊的东西上斤斤计较，看似无聊，正是执笏者的常态思维，代表着身份地位等级，哪怕一根葱一头蒜也要分个一二三四，秘书们最知道其中的利害（许多官场小说对此描述的特别透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放文件和排座次）。
市长比副市长多个花园，确实无可厚非，因为市长官大排位在前嘛，但是在李葛之间就有些麻烦了。实际上，葛覃的鸳鸯楼共有两座，占了莱阳路3号、5号两个路牌，也算是与李先良多出来的花园扯了平局。但是，代表党部的葛覃，仍然为没有压过代表政府的李先良一头而心中不快。
为了李先良这个多出来的花园，二陈（陈果夫和陈立夫）还专门到青岛对耿耿于怀的葛覃进行安抚，由此可见，"配置差别"的习俗从上到下都一样，也可见陈立夫对葛覃的重视态度。
当年沸沸扬扬的"鸳鸯楼枪击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葛覃的妻子刘巨全说起，刘巨全是清朝名相刘墉的第五世子孙，也是国民政府的全国妇女运动负责人（相当于全国妇联主席）。
她有个弟弟叫刘寄萍，与长姐的政见不同，1931年刘寄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家都贡献出来作为地下交通站，平日以教书为掩护，在地方开展进步思想的宣传教育活动。
刘寄萍的行为逐渐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很快刘寄萍就被特务逮捕，押解到济南之后，关押在第五监狱。刘寄萍在狱中被施以各种酷刑，他意志顽强，坚挺不屈，直到肺部重伤吐血，生命垂危。
姐姐刘巨全得知弟弟入狱，她深知特务的手段，立即凭借自己党部委员的身份，四处托人找关系，终于将刘寄萍解救出来。保外就医的刘寄萍在姐姐济南的家里养伤，伤势没有痊愈，不听长姐苦口劝阻，继续坚持敌后斗争。
葛覃成为特别市副市长之后，刘巨全跟随丈夫来到青岛，任命为市党部常务委员，选为省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后来，华东局安排刘寄萍回到青岛，找姐姐刘巨全帮助，希望了解第三次国共和谈的有关信息，刘寄萍因此再次住到姐姐家，莱阳路三号的鸳鸯楼里。
刘寄萍出现在鸳鸯楼的消息，很快就被耳目四布的李先良获悉。为了赶走葛覃，李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刘寄萍这张王牌岂能轻易放过。李先良派人深夜翻墙潜入鸳鸯楼，想找到刘寄萍把他带走，不料李的人刚进院子就被葛覃的司机撞破，双方短兵交火，各有损伤。怕事情闹大，李先良安排的人最后无功撤退。
次日，除了党部主任葛覃大发雷霆之外，其他人员全部三缄其口，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到底其中有什么内幕，除了李、葛和少数知情者，绝大多数外人都不得而知。
纸里包不住火。这场"火并"戏码，还是登上了媒体头版，内容一头倒，讥讽市长李先良，官场政治争斗不择手段，明目张胆的派人枪杀党部主任葛覃。这个信息如此"及时"的出现在各大报刊上，是不是葛覃故意放出来的，不得而知，但矛头指向李先良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李先良并不知道，葛覃早就注意到小舅子刘寄萍"这条大鱼"，在李先良动手之前，刘已经被葛覃软禁，转移到了隐秘的地方，即使李先良的人冲进鸳鸯楼，也搜不到想要的人了。
除了这场闹剧，李先良和葛覃的矛盾其实由来已久，据说就任之初分配管辖部门的时候，他们就闹得很僵，为了委派任命各局各部负责人而争吵不休，最后两人达成共识，把全市局机关所有单位一分为二，一半由李先良掌握，另一半归葛覃安排。如此搞法几成笑话，有诗为证，"正副市长吵开花，分派工作如切瓜"。
1948年春天，突然发生了两件蹊跷大案，一个叫侯圣麟的被人弃尸海滩，一个叫朱乃洪的在病房暴毙身亡。这两个人都是两名国民政府要员，却稀里糊涂地死去，当地警察立即全力以赴开展侦查，查来查去却没有头绪。不久之后，李先良、葛覃都被调离青岛，案件侦破暂时搁置下来。
1948年7月21日，龚学遂继李先良之后出任青岛特别市的新市长，本来李先良批示要求警察局"必须破案"，但是这位新任龚市长到任之后，却当成案子根本没有发生过，长官的态度让警察局长莫名其妙，却也乐得不闻不问。
龚市长任期至1949年2月，是国民党青岛市倒数第三任市长，他离开青岛时，两件无头案都没了下文，而此时解放军三大战役已进入尾声，新中国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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