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做了京官，先要從值班抓起，由此才能得到升遷。
在清代做京官上班待遇低，薪水也不高，但作為大清的中央衙署，因此上班的日程表也非常嚴格。據《春明夢錄》記載，在京各衙門值日的制度是因八旗而定，以八天為一個循環週期，各衙門都有一定順序，一般由職能相近或業務關聯的三個衙門一同當班，依此循環。以晚清的總理衙門為例，凡是該衙門值班，所有奏摺就在這一天呈遞，尚書、侍郎等堂官也在這一天遞綠頭牌請安，皇帝要召見就把綠頭牌留下，如果不留牌，表示不召見。這是正班。如果有要事，不等輪值日期，通常要加班，遞牌、遞折的辦法與正班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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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上節令、慶典及特別事故，則推遲當班一天，事先傳旨某日推班，第二天仍按原班次序輪換。各部司官遇值日有緊要公事、稿件，堂官要帶上司官引見，時間都是在當天醜、寅（1——5）之間。
下班叫散班，時間因白天長短 而不同，冬天在次日黎明以前，夏天在日出之前。如果皇帝謁陵、巡查，仍照常值班奏事。在路上行走，則改辰時（7——9時）辦事，一到行宮，仍在醜正時（1——3）遞牌。
按照慣例，一個進士到某個部當差，要學習幾年，如吏部學習三年，學習期內，當差最多的就是“當月”即值夜班。滿漢各一人，滿人早晨起來到內閣送題本，多不值夜班，漢員則在衙門裡住宿監用印。所住的地方叫“當月處”。一般只有兩間屋子，外邊一間是用印的地方，設有公案，，裡間有兩炕，一個印櫃。屋子十分狹窄，每天下午接班，晚餐全是一碗兩碟，次日早晨有一套。直到次日下午有人接班才出衙門。最難過的是夜間，偌大衙門，只有一人，這種差事只有得到遷升才算熬出頭，值得一提的是，晚清重臣曾國藩早年就因值班勤懇，深得上級賞識，由此得到仕途升遷。
總理衙門
衙門開門上班有講究，梆鼓聲中，開啟全新一天，梆鼓聲相當今天的“刷臉”、“打卡”。
清代沿襲以前做法，各衙署均已梆鼓聲作為作息時間。《公門要略》的書中記載最為明確，如何圍繞“梆鼓聲”安排日常起居的事例。據說“梆點”打多少也是有寓意的。雅恩官吏要“以長官為中心”，當好自己的班。黎明日出，內衙宅門即州縣官休憩的地方要傳頭梆，打點七下，寓意是“為君難為臣不易”。頭梆是衙門準備上班的信號，這時前衙守大門的衙役要請內衙用轉筒將大門鑰匙遞出來，打開大門，書吏衙役到衙門報到，聽後點名，俗稱“應卯”。到了早晨掌印的主官起床，內衙要打第二梆，打點五下，寓意是“臣事君以忠”，書吏們此時要點卯上班，並將當天長官要處理的各種文件送到簽押房，同時將前一天長官簽發的公文分派給各房去辦。值日的書吏要將自己的姓名及接辦稿件填寫在號簿上以備核查。內衙傳第三梆時，打點三下，寓意是“清慎勤”，這時長官走出內衙，書吏、衙役肅立兩旁，長官進入簽押房，一天工作正式開始，堪稱大清朝的“刷臉”報道制度。
清代官員蠟像
清代各級官員上班隊形竟然用禽獸等動作比喻，諷刺辛辣程度可見一斑。
衙門官吏上班之時，也要舉行儀式，這是自東晉就流傳下來的。當大學問家俞樾講了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一個叫做支道林的去江東拜見友人，回來的時候，有人問他看到了什麼。他回答說：“見一群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俞樾說，這就是所謂的“唱喏”。這種官場開場辦公場景一直延續到了到了清朝，京官在本衙門時也採用傳呼開道，而外放官員則又是另一番鑼鼓喧囂的景象。
清代官員
《清稗類鈔》記載了大量清代衙門的生動有趣場景，由於痛恨官場衙門辦公的人，將其分段編戲把這些人形容為動物形態：一是烏合，二是蠅聚，三是鵲躁，四是鵠立。這裡說的是縣丞、主簿、訓導、教諭、典史、巡檢等官員，都是屬於八九品的芝麻小官。由於，三教九流出身不同，因此如同烏合之眾，在天亮前像蚊蠅一樣聚到縣衙立吵吵鬧鬧，又如同雅雀嘰嘰喳喳，隨著主官來到堂上梆發炮響，這些人才紛紛像“鵠立”一樣站好，“小站班兒”也因此得來。
衙門
第五個場景就是鶴警，六是鳧趨，七是魚貫，八是鷺伏。第二次敲梆後，堂鼓一陣緊急響起，官吏們像鶴一樣受了驚嚇抖擻翅膀，然後又像鴨子一樣搖搖擺擺，一會又像水中魚首尾相接，看見縣太爺，趕忙行大禮，因而又像“鷺伏”此後又不斷出現“蛙坐”、“猿獻”、“鴨聽”、“狐疑”，為顯示恭敬縣太爺，大家不能挺直腰板，必須像蛤蟆一樣，把身子向前傾斜，隨後的獻茶更要隨時保持躬身起立，因此又被形容很像長猿.在縣太爺發表訓話後，像鴨子聽雷，茫茫然不知所以，所以又稱狐疑。
清代衙役與外國人
將禽獸的慣用動作用在清代衙門胥吏，諷刺效果非同一般，在某種程度上卻也道出了當時清代衙門的生動場景。縣太爺之所以能夠得到胥吏如此服侍，與清代的衙門財政制度分不開，因為縣太爺要自籌工資給他們，這些胥吏大都是“編外人員”，都屬於縣太爺自己花錢僱來的“臨時工”，在清代養廉銀改革之前，一個縣令，“支俸三百兩，一家一日，粗糧安飽，兼食安飽，兼餵馬匹，亦得費銀五六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尚有二十餘日將飢不食乎？”《東華錄》
薪水少得可憐的低層衙役靠什麼維持收入？各有通天本領
這些官員俸祿連自己都養不活，靠什麼養一大幫衙役呢？唯一的就是靠所謂陋規的大量灰色收入。這些編外衙役都是靠著關係才能為縣令效命。他們的報酬叫“工食”，年收入大約只有6兩左右，根本維持不了生活，但是近水樓臺，通過盤剝百姓，有的衙役更是利用官場資源充當各類行業保護傘從中漁利，日子過得相當富裕。他們下鄉執行公務時，非常蠻橫，勢如猛虎，往往在裁決案件時因誰家出錢多，誰家就能贏。
師爺蠟像
大清著名的師爺出身的汪輝祖曾說這些編外衙役的兇殘讓他“目擊而心傷之”，為此他做師爺時經常建議不要輕易籤派衙役出官差，做了縣令後更是對此謹慎小心。有位知縣曾經說：衙役也有家庭負擔，他們的工錢根本不能養家，但是為什麼又甘心情願甚至是能忍受縣太爺打鞭子辱罵呢？原因就是“皆以利來”。
他們眼裡只怕縣令一個人，到百姓中間他們就會變本加厲作威作福，此外，縣太爺身邊的“跟班”，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甚至把持一方。有的縣令被他們利用的團團轉。在清代縣令一級的去某地做官，也可以帶20名跟班兒，當時也叫“長隨”，這些人大多掌握著官員的全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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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門吏，“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說的就是他們，如不給好處，則斷難進門。有倉管員，有負責值勤的“值堂”，負責通訊的“書啟”，掌管印信的“用印”，負責稅收的“錢漕”，以及“管監”、“管廚”、“管號”等等職稱，讓人目不暇接。在眾多的編外人員裡師爺在當時的位置特殊而重要。早在乾隆時期，有人就總結說：“現在的吏治，無非是三種人在做，官員徒有虛名，三種人就是幕賓、書吏、長隨”，汪輝祖對此深有感觸地說：“官之為治，必不能離此三種人，而此三種人者，邪正相錯。”他還說，到了乾隆中期，單是幕友這一些人，要尋找幾個正派的，十個人中已經找不到四五個人了。其中師爺也分多個崗位，最厲害的要屬刑名師爺，可以說是掌握著生死大權，其次是錢穀師爺，掌握著財政大權，不僅地位高，他們的報酬也最高，一年的收入，是書稟、號件、徵比等師爺的好幾倍。
胥吏
乾隆早年的刑名師爺薪俸260兩，錢穀師爺220兩，到乾隆後期有的已高達800兩。此後各級衙門師爺工錢直線上升，逐漸達到2000兩之多，然而這些師爺大部分都是為虎作倀，出餿主意壞點子想方設法魚肉百姓，而這些官員大多將其視為柺杖，一刻不能離開。這也說明為何百姓對衙門人員如此反感，以至於將他們用各種動物的姿態去形容他們的醜面孔，也便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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