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壇墓誌銘局部拓片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烏蘭布通擊敗南下的噶爾丹之後，於次年御駕來到多倫諾爾會見喀爾喀部各首領。為了安撫他們，在此興建匯宗寺。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下旨在此興建善因寺。這兩座大廟建成後，內外蒙古的王公貴族每年都要來此聚會。隨行的人員和牲畜很多，因此漢、滿、回族的商販也聚集到這裡，供應蒙古人各種生產和生活資料，交換回牲畜和畜產品。於是，在離寺廟二里多地的河岸上陸續建立了許多房舍，逐漸發展成為街市，人口每年都有增加，街區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座宗教城市，即為多倫諾爾（蒙古語，為七個湖泊的意思）。
於是，清政府派遣宣化府知府的副手——五品同知為多倫諾爾廳的長官。多倫諾爾成為了“口北三廳”之一。
王炳壇（1819～1893年），字古樵，號曉恬，祖籍山西省運城稷山縣原家莊。光緒十二年（1886年）開始遷入縣城東門內。王炳壇兄弟五人，王排行二。其性格沉穩堅毅。早年進入鄉學，刻苦勤奮。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舉；咸豐三年（1853年）京城會試成為二甲進士。隨後，王炳壇在兵部供職；同治四年（1865年），補職方司主事，而後又升為員外郎並賞加四品銜；同治十年（1871年），保奏賞換道銜；光緒三年（1877年）由部保送，歷任景州知州、多倫諾爾撫民同知，深州、直隸州知州。王炳壇為官清正廉潔，崇尚氣節，懲貪除惡，愛民如子，為百姓所稱道。王炳壇崇尚氣節，不阿附權貴，常據理與上級官員爭論是非曲直，從不阿諛奉承。後被改做外吏。
王炳壇書法
光緒五年（1879年）到多倫諾爾廳供職時，多倫諾爾商界有同知到任例行饋贈的慣例，為實授者三千兩、署缺者一千五百兩。王炳壇到多倫諾爾之後，謝絕饋贈，並以革除陋規，興辦文化教育（道光七年，那彥成曾經奏請為多倫諾爾添設學校，未獲道光帝批准）。多倫諾爾商人非常高興，願加倍籌銀。商人們很快集資三千餘兩，並捐出廣廈一所。多倫諾爾民間不知讀書，沒有學校。王炳壇為創建書院，聘請領導教師，訂立學規，為子弟上課，經營部署，並請直督李爵相（李鴻章）立案上報。並立碑公所，記述事情始末，永遠革除陋習。多倫諾爾商人感謝王炳壇恩德，要立生祠。王炳壇之再三而不能止。
在任上，王炳壇組織武裝馬隊，在闊達上萬平方公里的多倫廳界內剿匪，使得“賊蹤漸戢”。
多倫老城街景
同時，他還招募農民，在多倫廳地界內開墾荒地種地。有力推動了匯宗寺、善因寺活佛香火地和官屬馬廠的荒地開墾。至此，多倫廳界內，農民漸多，村鎮也繁榮了起來。
多倫北至樺木溝、大小克圖、白岔、經棚、劉家營子一帶較張家口一路尤為吃緊，且與滿蒙各旗時有交涉事件。王炳壇常年深入到矛盾出現地區，努力調節蒙漢之間的矛盾。
此時，王炳壇是多倫諾爾廳的理事同知。理事同知是從屬於宣化府知府的佐貳官，屬派出機構，處理事務、升降官員則需要請示上級，日常的管理事務也主要偏向於司法，諸如教育等方面則委託有行政建制的赤城縣代為管理。
王炳壇鑑於理事同知對多倫諾爾廳的各項事務多有掣肘，於是，上書直隸總督李鴻章，請求將理事同知 改為撫民同知。撫民同知是一個地區的正印官。撫民同知有自己的轄區，有權處理轄區內的一切事務。但撫民同知的行政轄區與理事同知的司法轄區（幾十萬平方公里）相比要小很多。
光緒七年（1881年），李鴻章批准了王炳壇的建議。於是，王炳壇成為了多倫諾爾撫民同知廳的第一位撫民同知。
光緒八年（1882年），王炳壇離任，其生祠建成。每年春秋兩祭不衰。多倫諾爾廳按慣例徵收木稅，歷任官吏都上報不足定額。王炳壇代理一年，解戶部大批稅銀。部臣因此稱讚王炳壇廉潔。光緒十二年（1886年），王炳壇調任直隸深州知州。光緒十四年（1888年），王炳壇獲准開缺回藉修墓。光緒十九年（1893年），王炳壇在原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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