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1日，在東京世田谷的一棟房子裡發出一聲槍響，這裡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擔任首相的東條英機的住宅，當他得知佔領軍前來逮捕他後，用手槍對準胸口扣動了扳機。
當美軍走進東條英機的屋子時，東條倒在客廳的椅子上，奄奄一息。子彈穿過胸膛，但沒有擊中要害。
東條英機曾親自頒發“戰場訓諭”：“生不受俘虜之侮辱，死勿留罪惡之汙名”。這個“軍人之榜樣”自殺未遂，成為敵人的階下囚，整個日本為之愕然。
日本的戰後就是從這個有關“戰爭責任”的極端的道德風險開始的。
“責任”究竟是什麼？
昭和天皇退位論
日本戰敗後，聯合國軍隊佔領並統治了日本，最初，在政治上引發爭議的是“戰爭責任究竟由誰來承擔”的問題，這是必然的。在東京審判中，曾經的政治首領和軍官都異口同聲地否認自己的“責任”，在當時，這成為日本人最為關心的話題。關於“戰爭責任”，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極端性的觀點並存。
一是“一億人總懺悔”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國民無論大小，每一個個人都負有戰爭的責任，因此，不是追究個人的責任，而是人們應該為建設新日本團結一致。
另一種是“天皇有責”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戰前的憲法規定天皇擁有絕對的統帥權，因此，在法律上，天皇是無法逃避戰爭責任的。
然而，這兩種（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觀點很快便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一億人總懺悔”的觀點被認為是符合當政者利益的理論而遭到徹底的批判。即使在戰爭期間，道德淪喪，日本軍隊的野蠻行徑和殘暴行為是事實，但很顯然，每一個個人的責任有大有小，以“總懺悔”的一般性觀點是無法反駁“特攻隊員也有戰爭責任”的詰問的。
此外，“天皇有責”的觀點則不僅僅是反對天皇制的政治派別的觀點，而且也受到舊日本軍軍人和保守派的贊同。在大東亞戰爭中，包括軍人和平民在內，日本人的死亡人數達300萬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在天皇的名義下賠上自己的生命的，因此，當迎來戰爭最糟糕的結果——即戰敗——時，天皇是難以免除道義上的責任的，這是當時的常識。
例如，天皇最貼身的親信木戶幸一——在東京審判中，他被判終身監禁——在獄中曾留下這樣的話：
如果這次戰爭的失敗一定要讓陛下承擔責任的話，那麼在徹底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時候，換言之，即在媾和條約成立的時候，應面對皇宗皇祖以及國民承擔責任，並退位，我以為這是最為妥當的。……如若不這樣做的話，恐怕最終會發生只有皇室不承擔責任的情況，留下一些令人遺憾的結局，很難說不留下永久的禍根。
回顧一下日本的歷史，天皇生前退位而成為太上皇的例子數不勝數，因此為了保護天皇制（國體），昭和天皇承擔戰爭責任而退位的觀點的出現極其自然。
但是，美國政府（尤其是GHQ總司令麥克阿瑟）認定，戰後日本的統治少不了昭和天皇的協助，因此讓天皇承擔戰爭責任一事就變得很難實現，不久，這個話題就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
由此，“單純的民眾受到為政者的欺騙被驅趕到愚蠢的戰場”、“昭和天皇也只是軍隊的傀儡，沒有責任”的“戰爭史觀”就成為新生日本的官方見解了。所有的“罪惡”都推在甲級戰犯身上，這也是一種十分有益於美國佔領政策的邏輯。
然而，此後保守派發出批判的聲音——“東京審判是一場勝者審判敗者的政治秀”，這個聲音廣泛地傳播到國民之間。其結果就是，甲級戰犯被“免責”，大東亞戰爭中死去的300萬日本人以及2000萬亞洲人，沒有一個人為此負責。
亂髮脾氣的大臣
作家麻生幾在《無名戰士們的記錄》中描寫了自衛隊和東京消防廳機動救援隊在福島第一核電站注水的內幕。
自衛隊的注水工作以中央特殊武器防護隊（“中特防”）為中心展開。“中特防”是為應對核化學生物武器的恐怖和攻擊而設置的，它接受中央即時應對集團司令官的指示和命令，由防衛大臣直接管轄。
但根據麻生的說法，隨著核電站事故越來越緊迫，自衛隊的指揮權轉給了設立在東京電力公司本部的政府核電站事故對策統合聯絡本部（“對策本部”）。“對策本部”的“實際上的指揮官”是經產大臣海江田萬里。
麻生幾這樣寫道：
給核反應堆注入海水以及由水罐車給核反應堆爐外面的廢棄核燃料的池裡放水，從一號爐到六號爐，究竟首先處理哪一個核反應堆爐？是先向核反應堆注水呢？還是先從廢棄燃料的池中放水呢？關於這項工作的順序和對策，以及具體的水量、放水或注水的時間、工作方法等事無鉅細，海江田大臣都親自不斷地向自衛隊的現場部隊下命令，命令中夾雜著罵聲。
海江田大臣不僅對自衛隊，對消防廳也像對待自己屬下的部隊一般下發指令。3月18日，由於核反應堆爐爆炸，現場需要處理，被媒體大肆報道為“拯救日本的最後一張牌”的機動救援隊的放水工作被大大推遲，這時，海江田大臣向聚集在“對策本部”的消防廳幹部怒氣沖天地喊道：
“快！再磨磨蹭蹭的，就給（消防隊員們）以處分了！”
這件事後來因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直接向菅直人首相抗議、首相出來賠禮道歉而為人所知。
正如麻生所說的那樣，在《核能對策特別措置法》中根本沒有經產大臣可以指揮防衛省自衛隊以及消防廳的說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海江田大臣為人們所指責——“不負責任地一個勁兒地下達讓人捨命的命令”，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我想說的並非是一個政治家的資質和人性。即使首相不到東京電力公司本部亂髮一通脾氣，或者經產大臣不對在現場拼著性命工作的自衛隊隊員和消防隊員們大聲責罵，所有的組織都能夠順利地發揮效能並防止核電站事故災難的擴大嗎？我絕不那麼認為。
日本國的法律制度規定，當核能發生重大災害時，核能安全委員會以及核能安全保安院的專家們在分析現狀的基礎上，確定對策，根據對策，防衛大臣向自衛隊統合幕僚監部及陸上幕僚長髮出指令。但這次事故，專家們早早地就放棄了責任，在極度混亂之中，原來的統治結構崩潰殆盡。
這樣一來，此後的工作就只能按照人的本能的命令來指揮組織運行。令人感到恐懼的是，在日本，既沒有遇到恐慌時不亂髮脾氣的政治家，也沒有能夠處理諸如核電站事故這樣的前所未有的災害的人。
消失了的核電站事故責任
《核能損害賠償法》（《核賠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由開發公司承擔核能損害的無過失（無限）責任，但在補充條款中寫有這樣一條免責條件：“其損害如果是由異常巨大的自然災害或社會性動亂引起的話，不受此條款的限制。”東京電力公司一開始希望根據《核賠法》能夠免責，因為東日本大地震中海嘯的規模超過了安全標準。
對此，日本政府並不認可他們的免責說法，一直認為事故的責任在東京電力公司一方。但另一方面，又對其責任究竟是如何認定的三緘其口。
最終，東京電力公司以從政府那裡獲得援助資金為交換，放棄了免責的主張，因此，從法律上講，毫無疑問，東京電力公司對福島核電站的事故應負起“無限的責任”。然而，究竟什麼是核電站事故的“無限責任”？
按《公司法》的規定，股份公司的所有者是股東，他們要先於其他有利益關係的人負有限的責任，其上限在其出資額之內。根據《公司更生法》和《民事再生法》的規定，股票失去價值後，如果仍遺留下損失和債務，那麼融資銀行、購買公司債（電力公司債）的投資者們要負有限的責任，其上限仍在其出資的範圍內。如此看來，這些法律只規定了有限責任。
此後，日本政府根據《核能損害賠償支援機構法》（《賠償法》）提出，為了不使東京電力公司的債務過重，應無限制地提供資金援助。因而，電力公司債和融資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護，而債權者的責任則消失殆盡。此外為維持上市，股價雖然回落，但東京電力公司的法律上的所有者——即股東們——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如此一來，在核電站事故中，東京電力公司雖然負起“無限的”責任，但其股東們——以及應承擔責任的債權者們連“有限”的責任都被“免除”掉了。那麼，誰來負這個“責任”呢？
不僅如此，事故發生時，最應承擔責任的首相不知何時搖身一變，成為“去核電化的鬥士”，一個勁地批判這是“經產省和東京電力公司的陰謀”。經過難以擺到桌面上的黨內鬥爭，新內閣一誕生，在審議方面為了得到參議院的協助，在追究在野黨——自民黨——的“核電站事故責任”問題上，民主黨變得噤若寒蟬。
不僅僅是股東責任和債權者責任，就連政治責任也消失得無影無蹤。於是，在日本就不得不出現由行政承擔責任的形式，經產省事務次官、核能安全保安院院長以及資源能源廳長官引咎辭職。但據說這並不是處分，而是一種勸退，根據提前退職的規定，他們的退職金比在職時高出20%左右。
最終，前所未有的悲慘事故的責任主體消失得無影無蹤。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當然，我們批判政治家、官僚以及東京電力公司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這種“無責任”的結構裡隱藏著更加深刻的問題。
無限責任與無責任
1923年12月27日，皇太子（即後來的昭和天皇）在前往帝國議會成立大會途中，一名25歲的恐怖分子襲擊了皇太子乘坐的車輛。
襲擊者叫難波大助，出生于山口縣的一個名門之家，其父親是眾議院議員。子彈穿透了車輛的窗戶，但只是隨車的侍衛長受了點兒輕傷，皇太子安然無恙。
暗殺事件發生後，首相山本權兵衛立即提出辭呈，同時內閣總辭職。而且，警視總監和警視廳警務部長因當天的警衛責任而被處以懲戒免職的處分，不僅如此，在道路兩旁擔任警衛的（其實他們根本無法阻止事件的發生）普通警察也被免職。
難波的出生地山口縣的知事以及京都府的知事被處以申飭的處分——據說難波在前往東京途中曾在京都逗留過，而難波老家農村的正月裡的活動也被取消，人們都要服“喪”。難波畢業小學的校長以及班主任辭職，擔任眾議院議員的難波的父親在自家門前結青竹、關禁閉，半年後餓死家中。
從餓死到申飭處分，與暗殺皇太子事件相關的所有的人都受到某種“恥辱”。似乎如果他們不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話，整個社會的“恥辱”就不會被抹去。而正是這種極其嚴酷的“無限責任”使日本變成了一個“無責任社會”。
在日本，一旦某人承擔了“責任”，被當作替罪羊時，其損害極其嚴重，因此人們都想方設法逃避責任。其結果就是，權限與責任相分離，從外面根本認識不清哪裡是權力的中心。於是，在日本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奇妙的無責任的社會，即在這個社會里，天皇是“空的中心”，沒有一個人會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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