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明代大臣、著名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曾以“遜志”名其書齋，蜀獻王替他改為“正學”，因此世稱“正學先生”。
方孝孺幼聰慧，6歲能詩，人奇其才。洪武十五年(1382)，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起薦方孝孺，應徵至京，在奉天門奉旨作《靈芝》、《甘露》二詩，甚合上意。
方孝孺曾從宋濂學習，他的文章、學問為宋濂諸弟子之冠。方孝孺主張作文要“神會於心”，反對摹擬剽竊，其文風格豪放雄健。《四庫全書總目》說他“學術醇正”，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筆暢達，言簡意明，為時人所傳誦。如《蚊對》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獸公然在白晝“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流離於道路”的猙獰面目。並指出對這些食人者如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不是“君子先人後身之道”。《指喻》一文，則以“拇病為戒”，指出“天下之事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勸喻人們要防患於未然。
方孝孺一生，並不想以文章留名後世。
他的志願，是學為聖賢：達則為伊周，窮則為孔孟。達而為管仲蕭何，是他所不屑的；窮而遁跡山林，詩酒自娛，也是他所不屑的；平居於視聽言動，飲食臥起，他都不苟且，修養之深，非空談性理的俗儒所可望其項背。 在他的《遜志齋集》之中，有不少關於“君學”、“君職”、“君量”、“官政”、“民政”、“成化”、“明教”的創見。他最反對人君“恃其才以自用”，這與朱元璋的專制主義恰好針鋒相對。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親近的大臣，他也視建文帝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謀士姚廣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殺方孝孺，否則“天下讀書的種子就絕了”，明成祖答應了他。南京陷落後，方孝孺閉門不出，日日為建文帝穿喪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強迫他來見自己，方孝孺穿著喪服當庭大哭，叫人反覆勸他歸順，不聽明成祖要擬即位詔書，大家紛紛推薦方孝孺，遂命人將其從獄中召來，方孝孺當眾嚎啕，聲徹殿庭，明成祖也頗為感動，走下殿來跟他說：“先生不要這樣，其實我只是效法周公輔弼成王來了。”方反問：“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問：“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國賴長君。”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並讓人把筆給方孝孺，說：“此事非先生不可!”孝孺執筆，疾書“燕賊篡位”數字，擲筆與地，且哭且罵:“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發怒說：“汝不顧九族乎?”孝孺奮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罵聲益厲。 朱棣氣急敗壞，恨其嘴硬，叫人將方孝孺的嘴角割開，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縱橫，仍噴血痛罵，朱棣厲聲道：“汝焉能遽死，當滅十族!”朱棣一面將關至獄中，一面搜捕其家屬，逮解至京，當其面一一殺戮。
孝孺強忍悲痛，始終不屈
胞弟孝友臨刑時，孝孺淚如雨下，孝友從容吟詩：“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回家山。”孝孺亦作絕命詩一首：“天將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賁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一介書生，手無束雞之力，卻面對專制君主的屠刀視死如歸，抗節不屈，這可謂感天地泣鬼神!受到後人的無限敬仰和讚頌。就其個人氣節來看，歷史上實在不多見，這正應了中國人的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 方孝孺死難，而且連累親戚朋友一大堆，可以說他是個不識時務者，但他忠君剛烈，至死不渝的精神，卻是一座道德豐碑，就如孟子裡所說的，是捨生取義，這種人，可以殺死，卻不可奪志，不管有沒有實際的產出，這種人格尊嚴的偉大，卻讓赫赫皇權相形失色，乃至若干年後，皇權也不得不對他服膺。他的精神也灼耀了後代堅持理想和道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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