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白人為什麼深陷貧困？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catalyst-journal.com/vol1/no2/new-culture-of-poverty-maisano

法意導言

隨著白人工人階級興起，民粹主義盛行，特朗普上臺，美國政治趨於右傾。針對這一現象的研究也再次展開。然而此類研究仍延續研究黑人問題時的模式，對白人窮困群體問題的研究似乎只是隔靴搔癢，聊勝於無。時任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國家政治委員會委員、紐約工會成員、《雅各賓》雜誌特約編輯克里斯·邁索納（Chris Maisano）於2017年在《催化》（Catalyst）上對《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白色垃圾》（White Trash）、《本土異邦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以及《新少數》（The New Minority）這四部關於貧困文化研究的作品進行評論，指出其偏重於強調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形態，而缺乏對整個政治經濟社會背景的結合分析。

美國白人為什麼深陷貧困？

作者：克里斯·邁索納（Chris Maisano）

美國政治的乍然右傾已重新激發起對貧困的工人階級群體的研究。但這類新興文學在研究中似乎老調重彈並未有所創新。在這四本新書的評論中，我展示了被明確反對適用於貧困黑人群體但卻在對白人工人階級的研究中被廣泛採納的社會行為解釋方法。這些作品並未將工人階級的政治文化視為其社會狀況的產物，相反通常視工人文化為固有且不變的。我觀察到這恰好與工人階級研究中復興的“貧困文化”的論述別無二致。

西弗吉尼亞州的麥克道威郡是為美國生活犧牲的地區之一。作為這個國家最貧窮之一的州中最貧窮的郡，它已處在似乎不可避免的社會災難之中，而這場始於數十年前的災難至今仍在持續。二十世紀中葉，麥克道威郡是西弗吉尼亞州煤炭工業的中心。在這裡通過美國礦工聯合會的努力，整個群體擺脫了貧困與低微，得到了工人階級的體面。它曾是世界最大的煤炭開採與加工工業中心之一，在其鼎盛時代，曾為約十萬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

之後崩塌來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阿巴拉契亞地區失去了數以萬計的採礦工作崗位。其中幾乎沒有地區比西弗吉尼亞州所遭受的打擊更大。1983年至1992年之間，這個州失去了將近兩萬的採礦工作，而其中許多在麥克道威。機械化曾是罪魁禍首，但來自西部的煤炭生產商日益激烈的競爭與天然氣的液壓破碎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煤炭工業的衰落，麥克道威的人口也跌入低谷——麥克道威的現居人口比五十年前減少了八萬。這個郡的收入中位數僅略高於兩萬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的居民（包括超過60%的5歲以下兒童）生活水平處於聯邦貧困線之下，且僅有不到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擁有高中學歷。麥克道威鴉片類藥物災難性的泛濫已迫使郡政府採取史無前例的措施——向毒品批發商提起訴訟，控告其應對因過量吸食毒品而導致的國民的最高死亡率負責。麥克道威毀壞最令人震驚的量度是其預期壽命——女性73週歲，男性64週歲。這些數據與蒙古和納米比亞的數值相當，而無法與美國其他地區或世界上任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提並論。

麥克道威郡不是一個有許多相對而言可被稱為“享有特權”居民的地區。相反其絕大部分為白人——2015年白人比例超過77%。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這個地區中75%的投票者支持唐納德·特朗普，這高於特朗普在整個州中的投票支持率。

對媒體來說，將白人的絕望與對特朗普似乎排山倒海的熱情結合起來是勢在必行的。11月8日前後，勇敢的記者提交了大量對這一地區的報道。用《紐約客》上一篇著名文章的話來說，這些報道帶領我們進入了“特朗普國家的中心”。對專業管理階級來說，其指責將特朗普送入白宮的白人工人階級為粗野的猛獸，而像麥克道威這樣的地方已印證了其焦慮。

圖為特朗普支持者

一篇來自《衛報》的麥克道威的大選前視頻報道則有此種類型的徵兆。一篇題為“西弗吉尼亞最窮的郡為何對特朗普懷有信心”的報道專注於對麥克道威居民所面臨的艱難環境的同情。其前提建立在對特朗普於共和黨初選中在此郡收穫了相比國內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高的比重——超過90%。這是千真萬確的，然而一旦有人詢問，建立在此數字上的特朗普國家的論述則開始瓦解。特朗普或許是在麥克道威郡的共和黨初選中收穫了壓倒性的投票比重，但就那時而言僅有860人投票。相反，這個郡的將近2700人投票給民主黨初選，且伯尼·桑德斯贏得了約1500票，或總比重的55%。相比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頓在麥克道威的初選中也獲得了較高的投票——817票對785票。

類似的狀況在11月的大選中再次上演。麥克道威郡四分之三的投票支持特朗普，然而出席率則慘不忍睹。在選舉日僅有36.4%的有資格的選民到場，參與率遠低於這個州的其餘地區（57.5%）和全國（約60%）。

當特朗普的“安全帽慣例”毫無疑問地為其在像麥克道威這樣的地區贏得了一些白人工人階級的支持時，他們在推動特朗普意外勝利中的作用也一貫地被誇大。在一篇關於郡一級投票數據的分析中，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有著令人信服的主張：特朗普在民主黨擁護者中大受歡迎的現象“是真實的但卻極大地限於二十多個從愛荷華州到紐約州的破敗鐵鏽地帶的郡”，在那裡工廠關閉問題與不斷增長的移民問題的彙集已激起國家主義者與本土主義者的強烈反應。

圖為在西弗吉尼亞州，特朗普頭戴安全帽向支持者發表演說

即使在專家學者的設想中麥克道威的地位突出，但麥克道威郡卻並不屬於上述之列。窮人決心為保衛其不斷減退的白人地位吹響號角，而這樣的衝鋒隊卻並未在此地氾濫。就此而言，其居民感到被迫參與了選舉過程。稱其為桑德國家而非特朗普國家也並非無稽之談。當可以為伯尼·桑德斯的社會民主規劃投票時，麥克道威的許多窮困居民投票支持。約有十二萬西弗吉尼亞的同鄉人也有同樣的感受，他們擁護著一位自稱社會主義者在民主黨初選中橫掃了這個州的五十五個城市。

由於新聞業的基本規則就是“先簡化後誇大”，或許我們不應為其未能充分解釋白人工人階級的政治舉動而太過驚奇。但不幸的是，許多學者和知識分子並未能很好地將這些問題區分開。去年，大量聲稱解釋白人恐慌源頭的書籍廣受讚譽，然而其也陷入了許多相同的困境。不論是從歷史學，社會學，人種志還是自傳的角度，這些書都有基本的缺陷：它們混淆了表徵與原因，以犧牲政治經濟因素為代價過分誇大文化與身份，而未能對如何打破當代政治困局提出任何見解。

白人：新興黑人

“貧困文化”理論在美國政治中是最具有延展性和伸縮性的修辭之一。 “貧困理論” 由社會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構建，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則使之普及,其思想來源可追溯到自由主義左派，而非沙文主義右派。儘管如此，在對非裔美國人的貧困問題的解釋上，其著重於文化習俗與家庭結構。這也使得極易為新一代保守知識分子所用以減少羅斯福新政和偉大社會福利國家的擴充。

在他們看來，黑人陷入貧困並非由於經濟結構或法律制度的歧視，而是由於一系列明顯專屬於“黑人群體”並代代相傳的價值與行為。到目前為止，這種論述的細節應該是十分為人所熟悉的了。這種觀點認為通過給貧困黑人提供現金補貼，政府為一系列病態行為提供保障：單親/女性戶主家庭、未婚生子、大量失業、犯罪、暴力以及吸毒。福利國家非但未能減少貧窮，反而刺激人們滋生了荒謬的想法：保持貧窮和維持致其貧困的壞習慣。

這個學說最有影響力的闡述是1984年出版由可憎的查爾斯·默裡（Charles Murray）所著的《失去理由》（Losing Ground）。默裡的政策提議得到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一致讚揚——比爾·克林頓稱其作品為對社會的“卓越貢獻”，並且直接激發了“我們所知道的終結福利”的成功運動。

他在《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1994）延續了這個見解，並公開辯稱種族智商測試結果的差異根植於種族基因的差異，而在最近的《分崩離析：美國白人處境（1960年-2010年）》（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n 1960-2010）則更是大加宣揚。在《分崩離析》中，默裡展示了他的反動觀點可以很容易地應用於貧困白人和貧困黑人。在他看來，近十年來白人之間愈來緊張的階級分化也可以用不同的文化價值和行為模式來解釋。白人精英富有是由於其工作努力，接受大學教育，婚姻穩定，去教堂和做慈善。相反，下層階級的白人與大眾想象中的福利女王有更多的相似之處。在默裡的講述中，他們貧困並非由於結構性的問題而是由於他們輟學，未婚生子，儘可能避免工作，依賴福利，販賣和濫用毒品，以及參與犯罪活動。所有這些都使得其後代註定陷入相似的命運。為了打破這個循環，上層社會的白人必須“傳授他們的習慣”，並激發他們的窮親戚一起行動。就像他們在城鎮的另一邊的參照一樣，擴大的社會福利不能拯救他們——只有具備資產階級美德的穩定生活方式才可以。

在阿巴拉契亞的勵志男孩J.D.萬斯的（J. D. Vance）暢銷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裡，默裡的影響隨處可見。在選舉之後，萬斯已成為專家們深入瞭解白人垃圾的當地傳信人。他與默裡共同在類似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會發言，並且在媒體報告中他們的觀點通常與貧困白人相聯繫。正如萬斯在這本書的開頭有些尷尬地透露： “我的故事背後暗含著種族因素。”

對萬斯來說，階級並非政治經濟的結構問題，而是文化認同，這本身就接近於種族的範疇。他認為與他一同長大的貧困的蘇格蘭裔和愛爾蘭裔美國人並非被其面臨的黯淡經濟前景而阻礙，而是由於鄉下人世代相傳的拉馬克式的道德墮落。正如他在一個尤其駭人聽聞的文段中提出：回到家“你可以穿梭在一個有百分之三十的年輕人一週工作時間少於20個小時的城鎮，並發現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他的憊懶。”

他通常不得不承認該地區經濟崩潰的嚴峻現實，但很快又再次重燃對“這種文化日益助長社會衰退，而非抵制衰退”觀點的信心。

這本小書粗暴惡劣，通篇陳詞濫調，抱怨這些放縱憊懶的窮人被包裝成貧困個人的故事。

默裡和萬斯熱衷於區別白人精英與不斷增漲的貧困白人之間的文化差異，這並沒有錯。這兩者在結婚率與離婚率、未婚生子，教堂參與度以及毒品濫用的分化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在近年來似乎有所增強。且幾乎所有新增收入的積累集中在上層，而底層的真實薪資與生活標準面臨崩潰，但這並不出人意料。若工人階級和家庭結構在如此巨大的經濟壓力下得以維持，那將是相當大的成就。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些事態的後續發展不應令人感到意外。為了一份有工會組織的鋼鐵廠的優薪工作，萬斯的祖父從肯塔基州的東部一隅搬遷到俄亥俄州。而今天有多少人能採用相同的策略呢？為了微薄的薪水且毫無益處，一個精神正常的人會背井離鄉去在優步開車或在亞馬遜的倉庫裡打包嗎？在這種情況下，呆在家裡領取殘障補貼或販賣冰毒似乎是更為明智的決定。

鄉下人能夠發聲嗎？

將階級問題轉化為文化認同範疇的勢頭並不限於右派。對“階級歧視論”的討論通常用以代替對政治經濟和階級結構的慎重思考，這樣的策略在當代左派中屢見不鮮。階級歧視論主要與態度，老套成見以及人際行為相關，而並未從結構上理解階級關係。其擁護者往往試圖暗中引入結構問題，辯稱強者的階級歧視的態度以犧牲階級底層的人們為代價來構建公共政策和制度規則。儘管此概念的政治含義往往不言而喻，但對階級歧視論的批判並不意味著一場底層推翻階級剝削的結構基礎的運動，而是一次由上層跨越階級鴻溝“構建橋樑”的態度轉變。這個目標並非讓工人加入聯盟或社會主義黨派，而是讓精英加入討論，理解並開放其階級特權。但在其開放階級特權的後續處理則尚未解決。

這種對不同階級間個體成員的主觀人際關係的持續關注完全忽視了資本主義作為客觀社會關係系統的運行方式。正如埃倫·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認為：資本主義對普遍市場的依賴必然對經濟活動施加了一定的必要規則：競爭，利潤最大化，積累和生產率增長。工人和資本家都服從於市場的約束，都不得不遵從其要求以生存。拋開其個人信仰，態度和價值觀不提，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如此。剝削的發生並非因為業主和僱主對工人懷有偏見，而是因為猶如皮鞭一般的競爭持續刺激他們去削減成本，加重工人勞動和降低薪資。

即使對工人階級的偏見在明天可以消除，階級剝削仍會持續。並且，那些態度可能會再次出現，因為虐待他人總是需要一個理由。

當然，對尊重窮人和工人階級的考慮並非全然錯誤。左派的文化環境很大程度上侷限在學術界。任何使我們的組織開放和歡迎工人階級的切實嘗試都應該被鼓勵。然而，這並未讓我們超過人際行為和微攻擊的領域，同時這恰恰是今天的左派感到最為舒適的範疇。它並不幫助我們理解階級結構作為客觀的剝削體系的運作，也未對通過工人階級自身的集體行為以顛覆此結構的可行之策提出任何見解。

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所著的《白色垃圾》（White Trash）為文化主義學派的階級政治及其侷限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例證。與萬斯不同，伊森伯格是自由主義者，她的著作意在針砭社會群體特質。她並不去斥責或羞辱她所關注的貧困的南部白人，相反她企圖將其置於有關美國身份本質的歷史爭鬥中心。然而，通過她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其結果卻適得其反。

這本書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編年史，記錄了精英力圖去控制、管理和支配鄉下人的方式，而那些在底層中吶喊的人們令其難於應對。《白色垃圾》大量依賴的第一手資料是由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編撰，所以它主要關注於這些人的焦慮和困擾：生育、種族純正、道德退化以及優生學。在這個故事中窮人極少有機會為自己發聲，而當他們這樣做時，通常是政客、地主、記者、小說家和媒介專員替其發聲。伊森伯格在電視真人秀節目《甜心波波來啦》（Here Comes Honey Boo Boo）中找到了考量這種文化含義的空間，但對民粹主義——美國曆史上南方貧民最為重要的政治文化運動之一，你將不會找到切入口。

圖為電視真人秀節目《甜心波波來啦》

儘管在其他社會歷史的領域中這種對能動性和抵抗的探索可能被過分強調，但這在一本由當代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所著的關注貧困白人的書中卻鮮有提及。這是匪夷所思的。若貧困黑人的歷史也是如此記述，則會因此而受到斥責，而這也無可非議。但與之相反，伊森伯格得到了大量專業管理階級的主要媒體機構的理解。

那是由於《白色垃圾》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美國階級結構或階級關係的歷史，而是關於階級歧視論的歷史。

它也給激進分子為競爭辯解提供了大量的機會，但這是僅僅一場構建玩家的個人標識的遊戲。階級歧視論的概念也是如此，只是標識者有所不同而已。這是一套機制，基於此，窮人的歷史成為了精英者對窮人所思所為的歷史。正如白人特權的概念，它既未對它試圖解釋的現象充分闡釋，也未對事實上可能實現其所宣稱目標的政治實踐提供過多支持。它僅僅指向了一個冗長的“種族對話”的階級歪曲的版本，這些對話在政治事業和公益上的作用比終結種族歧視要大得多。

過度理性

在所有試圖解釋特朗普時代右翼政治勢力號召力的著作中，阿莉∙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本土異邦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或許在受過良好教育的自由主義者中最受認可。正如《堪薩斯怎麼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與特定選舉週期密切相關）的作者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一樣，霍克希爾德探訪中心地帶的破敗邊遠地區試圖理解為何如此多的底層白人堅持反對那些似乎對其有利的想法和政策。

在對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石油和天然氣地區數年的人種志的實地考察後，霍克希爾德急於解決她稱之為“大悖論”的問題：“對幫助的需求與一貫的拒絕。”

在霍克希爾德的考察對象中，這個悖論顯示了其本身便是在面臨真正災難式的環境汙染時對政府規制的反對。對她而言，要解釋這個表面上的悖論並不主要參考為能源公司所支配地區的權力與利益構成。儘管她不得不承認其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經濟的的突出地位，但她仍盡力將它們作為州財政收入來源與僱主的影響最小化。這也並非全然錯誤。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路易斯安那州預算中礦產收入的比例銳減。但石油和天然氣仍在該州的勞動市場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即便自動化生產進步與墨西哥灣的離岸生產增加，該工業在州就業中所佔的份額也保持穩定。

正如霍克希爾德所承認，液壓破碎法的長期工的工資“外加福利在80000美元左右。路易斯安那的木匠可以賺大約33000美元，卡車司機大約46000美元，而小學老師則是34000美元。或許工廠操作員需要培訓才可以上崗，但卻不需要大學文憑。”

即使存在風險與外部成本，在許多路易斯安那的工人們看來這仍是好工作。這使得從中獲益的人們直接或間接地認同這些提供工作的公司。

霍克希爾德很大程度上略過了這些考慮因素（其“工業”一章僅有12頁），而著重於文化及其影響。她將當地人對環境管制的反對描述為一種根本不合理的現象，以及是一種“背後故事”的表達，構建了其考察對象的情感圖景。這個背後的故事是人們試圖理解其處境的方式，是對生活感知的描述，這完全缺乏基於客觀準則的事實和判斷。在這種觀點看來，政治不是利益之爭而是矛盾論述的衝撞。這是一場“同一地區居民間不同觀點與看法的”文化衝突，而對於客觀自身利益的考量則為原始的情感所取代。

在美國政治中，現在並不是捍衛理性行為的恰當時機。許多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都對布萊特巴特新聞（譯者注：一家美國極右翼新聞及評論網站）的無稽之談深信不疑，而又有太多的自由主義者在特朗普當選後失去理性。但保守政治在白人工人階級中的號召力並不一定是神秘的或非理性的。霍克希爾德約有三分之一的考察對象直接或間接地供職於石油和天然氣工業。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樂於接受或至少被動地接受以汙染和疾病為代價來獲得一份有不錯薪資的穩定就業。

以珍妮絲·阿瑞諾（Janice Areno）為例，她是這本書其中一整章的主人公。當霍克希爾德依靠一個情感側面（“團隊成員”）來解釋她的茶黨政治時，一個更簡單明瞭，唯物主義的解釋近在眼前。珍妮絲的整個世界由當地的主導工業所構建，霍克希爾德對此解釋得十分清楚。珍妮絲在一家土地管理公司擔任會計，這家公司租賃土地給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她的父親是一名雪鐵戈的工會管道安裝工。她的姐姐（或妹妹）就職於一家化學公司，擔任物流主管，負責校驗車廂。在工作中患上了慢性自身免疫疾病。儘管她充分了解與此工業相關的代價（包括與她家相隔一個街區的有毒廢料填埋地），但她也清楚無論這些公司可能有多大的毀壞性或危險性，它們仍生產了有用的商品並提供了就業。

圖為路易斯安那州工廠

正如霍克希爾德的另一位考察對象總結道：“汙染是我們為了資本主義所做的犧牲”，並且路易斯安那西南地區的居民別無選擇。

儘管控制汙染或許是這些居民的利益所在，但從造成汙染的工業中所得的收入和就業也是其利益。這種狀況在由採掘業主導的地區十分普遍。西弗吉尼亞等地也有相似的情況。在那裡煤炭工業與社區生活交織纏繞，密不可分。民主黨也難以制定經濟發展的替代方案。

即使人們反對明顯錯誤的環境規制，但對社會學家而言，在像路易斯安那西南部的地區有如此多的人在政治上支持能源公司的現象並不足為奇。這些公司賺取豐厚利潤，再在當地投資，這是人們獲取高薪的基本前提條件。這些人對此再清楚不過了。他們不準備迫使工業區承擔環境整頓的成本，因為這會使其利潤減少。基於對路易斯安那西南部居民所面臨的結構以及抉擇的考量，他們支持保護商業，反對政府及個人主義政治，而這一切都太過理性了。

認同還是革命

由於底層白人投票者對特朗普的大力支持，選舉後的大多論述都集中於“種族與文化不滿”。這已成為一大堆自由主義記者最愛的腔調，他們似乎一心捍衛第三條道路自由主義的殘餘，使其免受左派出其不意的意識形態挑戰。這個學派一貫將白人種族主義刻畫為不動的推動者。它是一種原始的力量，除了其自身存在，而無其他任何解釋。在一篇追溯種族對抗為“人類大腦中古老的，部落的部分”的文章中，自由主義記者內德·雷斯尼科夫（Ned Resnikoff）提出了這種趨勢下的一個特別令人震驚的例子。

在這裡討論的所有書中，賈斯汀·格斯特（Justin Gest）的《新少數》（The New Minority）在研究白人工人階級及其在當代政治的地位這一難題中提供了最為詳盡的潛在有用資料。通過強調去工業化的嚴峻現實，格斯特為其在東倫敦和俄亥俄揚斯敦之類的“創傷後城市”所採訪的大量居民的政治行為提供了背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資本從這些地區撤出，而那時恰逢移民和有色人種的遷入。工會關係與工廠就業一同崩塌，歷史上工人階級的黨派也似乎對為其傳統基礎發聲而失去興趣。

圖為美國有色人種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土的白人工人會為政治上極右派所吸引的緣由也並不難以理解。正如約翰娜·布倫納（Johanna Brenner）與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在一篇關於這個話題的經典文章中的討論所說：

工人階級中較為強勢的部分通過在現有關係的基礎之上進行組織來排斥較為弱小，缺乏組織的部分以捍衛自己的地位。這似乎是可能的。他們可以充分利用美國人的地位來排斥外國人，白人排斥黑人，男性排斥女性，就業者排斥失業者等等。從業人員這樣做可能最初只是出於其最為迫切的自身利益的考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感到了要為這些行為尋求正當性的壓力而採納了可以使其行為看起來合理適當，邏輯連貫的想法。當然，這些想法來自於右派。

毫無疑問，採納這類排他的策略是站不住腳的，但從根本上來說，它也並非荒謬。當階級抵制的可能性大大減少時，那些可能直接針對經濟精英的不滿會很容易地轉移到黑人、移民、穆斯林、同性戀者以及其他易於攻擊的對象。政治拒絕真空。一些可能發展以階級為基礎的跨越種族，祖籍國，性別及宗教的身份認同的社團和政黨的空心化，為極右派提供了機會。通過組織像性別，種族，國別之類的已有的團結基礎，極右派填補了這個缺口。白人工人階級對極右派號召的響應往往被誇大了。但毫無疑問的是，在缺乏替代的政治訴求時，許多人會將他們的邊緣化以文化術語來解釋，並將富有的自由主義團體和所謂的上升的少數群體作為敵人，而非資本與其公職人員。

問題始終在於如何去處理它。格斯特提議對白人工人階級予以認可並將其作為民主黨派聯盟中的一個利益群體，與非裔美國人、非異性戀者和拉丁裔處於同等序列。在社會主義者看來，沒有比這更糟糕的處理方法了。認同白人工人階級是一個獨立的文化身份群體將標誌著第三種道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最終勝利，並排除了打破文化主義政治困境的任何可能。其結合更像是利益群體雲集的“社團”，必定會使那些被推舉代表的個體受益，就像早期非裔美國人的集合和其他歷史上遭受壓迫的群體一樣。但它並不推動一個更廣泛的政治聯盟的構建——跨越身份認同，以包含工人階級在內的共同立場為基礎。

那麼社會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什麼呢？自從選舉以來，伯尼·桑德斯一直在特朗普獲勝的地區舉行電視直播的市政廳會議，其中包括麥克道威郡和西弗吉尼亞。他的核心信息一如既往地簡單直接：你們的問題並不是由移民、同性戀者、黑人或穆斯林所導致的，而是由富人所致。我們必須共同努力，削除他們的權力。為了建立和維持真正的工人階級運動，這裡不會是我們政治的終點。但這是唯一起點。

翻譯文章：

Chris Maisano, The New Culture of Poverty, Catalyst, 2017

網絡連接：

https://catalyst-journal.com/vol1/no2/new-culture-of-poverty-maisano

譯者介紹·張雨凡

畢業於深圳大學英語專業，現為武漢大學2018級刑法學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享受閱讀，熱愛生活，希望用語言打開世界，用文字感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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