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谋变:打通“出海口”

十八年谋变:打通“出海口”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0月24日正式在德国法兰克福上市交易

2019年春节前的一周,每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家的开年礼:2018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第10份来自国家的大礼包。新版《指南》覆盖了172个国家和地区,昭示着中国企业的足迹所及。

今年是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的第18个年头。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蹒跚学步,到初试身手,踏步前行,再到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的优化结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出海远征,走出了一条全球化升级之路。

美国的“海尔路”

2001年4月5日下午,张瑞敏以海尔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坎姆顿市见证了“海尔路”命名揭牌仪式。

“以中国品牌在美国命名道路这是首次。”张瑞敏在现场激动地说,为感谢海尔给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美国南卡州政府无偿将美国海尔园附近的“协作大道”命名为海尔路。

以一个中国公司的名字命名美国的道路,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事实上,2001年,对于中国和世界,同样有着特殊的意义。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

为迎接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当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国门。

《纲要》是这样阐述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此后,为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开始对法律和关税进行调整。

国务院于2004年7月发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2008年8月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由“核准为主”转变为“备案为主,核准为辅”,大幅简化了审核手续,并将更多权限下放。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海尔、华为、万向、联想等为代表的佼佼者,纷纷远征海外。

“硬碰硬”盲检

事实上,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早已孕育于对外开放的思想中。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国有企业纷纷踏上改革探索之路,民营企业如草原上的星星之火。到1989 年,有超过2.1万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无形中为中国企业日后走出国门作了示范。

第二个阶段是初试身手阶段。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史无前例的迅猛之势席卷全世界,中国企业全球化意识逐渐觉醒。这个时期,直接出口是中国企业最主要的海外经营活动。

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7年,“走出去”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开始大踏步参与全球竞争。

第四个阶段,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至今,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全方位、宽领域发展。中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采取了国际国内 “双管齐下”的方式,以开放与合作的态度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这并不是一条坦途。海尔等企业踏准了时代的节拍,但初试身手时仍吃过闭门羹。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这十年,中国公司‘走出去’都很受欢迎。因为那时到国外去引进设备、技术,买人家的原材料,不管到哪儿去都是送钱的,人家都奉你为上帝。从19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开头这十年,人家不怎么搭理你,因为这一阶段你基本上是到国外设厂、建立公司,等于去吃人家的份额了。”张瑞敏曾如此向媒体坦言。

90年代,获得了国家质量管理金奖的海尔第一次向德国出口冰箱,但德国海关与商品检验局不予放行,8000台冰箱滞留在海关硬是进不了德国。

海尔负责人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还好张瑞敏想了个法子,将德国冰箱与海尔冰箱撕去商标,放在一起检验。结果海尔冰箱通过率更高。

通过“硬碰硬”盲检一役,海尔最终进入欧洲家电市场。目前,海尔已在全球拥有“10+N”的研发体系。

十八年谋变:打通“出海口”

参观者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体验联想集团推出的触屏版个人DJ系统(郭求达/摄)

“家家有路通长安”

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通长安。

截至2019年2月19日,国家商务主管部门备案设立境外企业(机构)53182个,核准设立境外企业(机构)486个。

王辉耀指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已经摸索出了安营扎寨、借鸡生蛋、借船出海、海外战略资源获取、海外产业园区、互联网模式复制海外、农村包围城市、星火燎原、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海外战略股权投资等十条路径。

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模式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传统模式,主要体现在高铁、电信、风电、核电等领域。

“农村包围城市”模式,是指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选择比较容易进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为日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作准备。这种模式可以避免过早与发达国家跨国巨头正面较量,为企业发展争取更多时间和经验。

“星火燎原”模式的主要开创者是温州企业,他们充分利用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力量,通过建立“中国商场”等方式,把国内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向世界,实现中小企业集体走出去。

“安营扎寨”模式,是指企业借助对象国的区位优势,将设计、生产、销售等部分环节或全部环节放在那里。譬如海尔、福耀等制造业企业,都选择了这一模式。

“借船出海”则指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国际知名企业的品牌、资源、技术等,以在国际市场上迅速立足。譬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后,就从本土品牌一跃成为国际化品牌。

“海外战略资源获取”模式,是指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获取海外战略资源,分享资源能源的定价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铝、五矿等企业便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海外产业园区”模式则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的一种新模式,主要表现为政府引导、某个企业主导在海外建设园区,带动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集群发展,同时吸引其他国家的企业投资入园。

“这些模式和路径并无优劣之分,每种路径都有成功的典范,关键在于对路径进行科学选择。”王辉耀对本刊记者说。

“入区”“入园”有红利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海外产业园区”已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入世”为中国企业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那么“一带一路”建设则加快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并为全世界打开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大门。

在巴基斯坦,海尔投资兴建的“海尔鲁巴经济区”是中国首个揭牌的国家级境外经济合作区。“海尔鲁巴经济区”落成后,一期投入使用便已有7家企业进驻,年营业额约4亿美元,带动直接就业岗位约5000个,年利税约9000万美元。

2017年11月,海尔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市的海尔印度工业园扩建投产,新增直接就业岗位约2000个,间接就业岗位约1万个;2018年9月,在位于德里—孟买工业走廊上的综合工业城大诺伊达,海尔签约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预计将直接为3950人创造就业机会。

“‘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政策红利。”海尔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利于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将给世界带来一套全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理念。

在柬埔寨,红豆集团联合中柬四家企业建立了西哈努克港工业园,现已成为柬埔寨重要的纺织产品生产基地,对西哈努克省的经济贡献率超过了50%。

在泰国,浙江华立产业集团则利用当地工业体系比较发达、汽车制造业先进、橡胶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较高等特点,打造了泰中罗勇工业园,吸引了汽车、机械、家电等上百家中外企业入园,创造了“泰国工业唐人街”的奇迹。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的82家合作区累计投资304.5亿美元,入区企业4098家,2018年全年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

来自国家的大礼包

2019年1月29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家的开年礼:2018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这是自2009年以来连续第10份来自国家的大礼包。”海尔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介绍,最新版《指南》覆盖了17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地区27个、西亚非洲地区63个、欧亚地区12个、欧洲地区36个以及美洲大洋洲地区34个;涵盖了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风俗习惯等相关投资合作信息,客观介绍了各国(地区)的投资合作环境,并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给予了提示。

《指南》还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现状和发展规划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全面客观的更新。

例如,印度公布了电力、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最新发展规划和计划投资规模。印度尼西亚提出了新建经济增长中心和实施第四次工业革命路线图等发展规划。尼泊尔新的财年预算将平衡发展各经济领域,照顾各群体利益,努力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取消普遍存在的重复征税现象。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司长韩勇在2018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发布会上表示,《指南》旨在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少交学费、少走弯路提供帮助。

“我们要为企业跨国经营创造有利的、良好的、可预见的外部环境,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和有关国家推动产能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他说。

随着企业的大规模出海,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超过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我们既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按照市场化原则、按照国际惯例,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要针对我国企业在国外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引导企业防范风险,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韩勇说。

十八年谋变:打通“出海口”

印度班加罗尔的华为研发中心(郑焕松/摄)

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

为了防范短期内对外投资增速过快带来潜在的系统风险,中国政府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开始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查。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司长张幸福在《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部委从2016年底到2017年初开始对对外投资开展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查。在管理中发现一些企业盲目的投资决策对后续的经营造成了困难,也对企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譬如,有些企业将境外投资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一些非实体经济领域,造成跨境资金流出大幅增加;有些企业忽视了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引发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导致了经济损失,损害了国家对外形象。

2018版《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加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房地产、酒店、影院、娱乐和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了限制。

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说,“我们把优化结构作为2018版《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的主题。”

根据报告,优化结构主要表现为对非理性对外投资进行了规范和引导,行业结构出现了优化,从而使得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对外投资加快发展,在整个对外投资中占据的权重比较大、增长也很稳健。

优化结构的另一个表现是调整对外投资地区结构。

“我们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对外投资有了稳步增长,无论是其自身发展速度还是中国在全球投资份额中的占比都有显著提高,这既符合‘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符合中国贸易强国建设、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邢厚媛说。

“2019年,我国企业‘走出去’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韩勇透露,中国将研究制定企业“走出去”中长期发展规划,引领企业在新形势下走得更实更远。记者陈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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