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2017年11月11日在琼台师范学院的学术演讲
游宇明
衷心感谢龙文希主任，使我有机会穿越辽阔的琼州海峡，来到咱们琼台师范学院，与中文系的师生们一起探讨民国的大学与大师这个话题。我刚来的时候到校区走了走，发现咱们这个学校非常漂亮，白云蓝天、绿草繁花、高楼林立。大学需要一个好环境，咱们学校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坐在这里的同学们都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在于我们是处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已经不需要像民国时代的人们一样为逃离战火东奔西跑了。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辜鸿铭的狂放、金岳霖的率真、陈寅恪的耿介、丰子恺的温情、傅斯年的认真、叶企孙的纯净、傅斯年的仁爱、严怪愚的血性、鲁迅的孤介、吴宓的宽容、胡适的襟怀……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有句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写史者往往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需要去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二是历史只有对现实“有用”才能显出自己的价值。前面一种做法对不对，我没有作过研究，但后面这种做法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如果仅满足于某些人的窥视欲和猎奇心，不能给今人提供足够的借鉴，它不过是一种古代的八卦。只有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起来，用心地挖掘它对今人有益的东西，历史才可能鲜活。当然，历史的这种“有用”不是表现在对政策的简单配合，更不是体现在为了某种目的的故意歪曲，而应该将它的没有被时间冲刷掉的一些东西挑选出来，供今天的人们去研究、思考、对照，古人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古人摔了跤的地方，我们尽可能避免。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正是出于知识分子本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多年来，我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绝大多数都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过，其中一部分，2012年1月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评论者认为：“全书融精彩的历史故事、生动的人物细节、深邃的人生哲理、优美的文学语言于一炉，游宇明打通了历史与现实，守护的是长河之中的一缕流风余韵。”“这是一本营养丰富、文学‘口感’良好的优秀之作。它极其重视精彩的文人故事，却不满足于对其奇闻逸事的搜罗，而是寓批判于缅怀，情牵民国，心系当下。”此书曾入选韬奋基金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新华书店学会推选的《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进入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被《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吉林日报》《河北日报》《杂文月刊》《杂文选刊》《书屋》《文汇读书周报》等六十多家知名纸媒推介，并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众多海内外图书馆收藏。有高校与中学将其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它的第一版即是按畅销书的印量印刷，截至2017年9月底，已先后6次印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亚马逊、京东、新华文轩、淘宝等许多网店和当地新华书店买到。
二、民国的大学
（一）民国大学的校内权力机制
大学的人员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教学人员，这些人直接面对学生，以操守与专业知识对学生发生影响；一是行政人员，包括行政领导与一般职员，这些人主要负责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与服务；一是工勤人员，他们为大学教育提供后勤保障。民国的大学行政人员不是太多，而且那时教授们留洋的较多，他们设计的大学体制有点西化，在校内权力结构上，基本上是教授主导的，有些学校，比如梅贻琦主持的清华大学甚至提出过“教授治校”的主张。蒋梦麟执掌北大时，校长的权力相对大些，但大体上也没有越出“教授治校”的范围。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大学的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年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教务长不等于教务处长，而是相当于今天管教学的副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评议会的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力是有较大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出系主任，决定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私下如何频繁聚会，讨论校务，商量对策，起草宣言。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产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的课堂
大学从“道”（根本目的）的层面说，主要功能是延续文明、创新学术、服务社会；从“术”（具体做事方法）的角度说，主要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给学生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所有这一切，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课堂上完成的。民国大学的教学比较自由，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自主，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大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作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当然，在现在看来，钱玄同式的考核方法还是有缺点的，最主要的是对勤奋刻苦的学生鼓励不够，很容易让少数不思进取的学生蒙混过关。不过，我们也可以因此推知民国课堂之开放。
（三）民国大学主事者的人才意识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甚至说过：我这个大学校长就是给教授搬椅子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
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他发现梁漱溟对印度佛学有一定研究，就邀请他到北大来教印度哲学。当时的梁漱溟只有中等学历，其印度佛学也是刚刚自学的，对印度哲学并没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觉得他的《究元决疑论》写得好，是可造之才，就坚决将其聘进北大。
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饭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教授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庚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甚至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
（四）民国大学的师生关系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十四年抗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的教授们责任感、使命感格外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好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19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 (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19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大猷对李政道的器重有着叶企孙一份功劳。李政道刚入西南联大，叶企孙发现其理论水平高过别的同学，自学能力也特别强，便建议他不听物理方面的理论课，但要认真学实验课。李政道当年有一张理论课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当年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让其挑送两个学生去美国留学。吴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亚。知道此事后，叶企孙主动找到吴大猷，劝其破格录用大二学生李政道。叶企孙去世后，人们从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这才知道，自己离开大陆后，老师一直在牵挂他。
民国学人之关爱学生，除了学业方面的关心，还有生活方面的照顾。曾昭燏于1935年留学英国，留学之前曾就读于中央大学，起初是住在哥哥曾昭抡家里。曾昭抡因故赴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后，曾昭燏失去依靠，便移居到老师胡小石家吃住。对于这段生活，曾昭燏后来回忆说：“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为自筑小楼一所，号为愿夏庐。师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一榻倚壁，前列几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又说：“愿夏楼之三楼，为藏书楼，牙签万卷，师甚珍之，外人罕得窥，余常读书其中，竟日不下。”三年之间师生朝夕相处，曾昭燏就在这段寄居的日子，学到了有关金石、书法、艺术、音韵学的精深学问。
三、 民国的大师
（一） 民国大师的操守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但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操守。所谓操守，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势低头，不为一时的私利所诱。
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1948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10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关注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梅贻琦的操守更是被人常常提起。1938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先生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梅贻琦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凭个人关系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有关招生的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学校既有规定办事。
梅贻琦特别廉洁，首先是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两百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决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 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
（二）民国大师之爱国
国家，按历史学家钱穆的说法，它是土地、资源、人口的总和。这个总和就像一座大房子，屋顶破了，所有的人都会遭殃。要让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大家就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事。民国的大师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抗战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为敌强我弱，当时不少大师对战争前途极其悲观，我们从这些人当时写的一些诗里可以看出来。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的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然而，尽管这些学人对国家前途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辈子没有希望“北归”了，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跟抗战政府共进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战时教育的阵地上，依然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图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种。就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当时像金岳霖这样的学者还很多，比如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则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
与政府共进退是爱国，在敌占区千方百计保护国家利益，同样是爱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大规模侵略平津，7月29日，日军炮轰南开大学，该校图书馆、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均被击中，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化为灰烬。在一些知名学人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因为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庐山牯岭国防座谈会，并不在校，组织师生撤退的工作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其他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的学人身上。
早在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与日本人拉拉扯扯、想以所谓“和谈”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珏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已感到事态的严重，他们组织部分留守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动员教授眷属尽可能撤出校园，转往安全的地方。日军轰炸南开之后，黄珏生、杨石先、郭屏藩等教授冒着被枪弹击中的危险，查看详情。因为忙着处理学校的事情，黄珏生、杨石先无暇顾及家庭财产，撤离校园时，黄珏生只从自家的废墟中扒出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而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他们就带着这样的家当踏上了南下之路。
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进行骚扰。后来又以参观为名，数次窃取清华大学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并用卡车运出校园。见此情形，代理校务的叶企孙心急如焚，他与陈岱孙等几个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由秘书处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保护校园和校产。日军见此情形，派部队公开侵入学校，强占校舍，抢劫校产，并将“校产保管委员会”人员驱逐出校。叶企孙们不得已才离开学校。
与南开、清华的留守学人相比，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时局激流深处的表现一点也不逊色。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北平沦陷后，某些没有民族气节的文人纷纷下水，他们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的困难，天天坚持到校办公，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转移上。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尔后又精心安排一些北大教授和家属安全转移。1937年9月3日，大批日军进入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在如此危境中，郑天挺依然每天到校料理校产与未能脱身的教授们的生活，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到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再也无法工作，才一步三顾地离开自己的岗位。
（三）民国大师的才艺
民国大师们往往多才多艺，第一流的文人鲁迅是医生、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在文学领域，除了戏剧没有涉猎，他对其他体裁都很精通。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哲学家。在诗歌上，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必提的《尝试集》；在文学研究上，他写过诸多有关《红楼梦》等十几部古典小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还著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在历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禅宗史》；在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在民国，最博学的人文学者是陈寅恪，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20世纪30年代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国文、哲学三系教授，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四、民国特殊的办学环境
（一）战争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忙于战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学进行精神控制。那时的大学教授多半有海归经历，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也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抵制态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学就曾因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问题不当，而由评议会表决通过脱离教育部；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友兰先生起草回绝函。信中说：“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当时有学问的人总体数量偏少
民国时代中国经济非常落后，经济落后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规模，那时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是非常低的。物以稀为贵，正因为人才的总体数量少，社会就比较重视知识分子。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张作霖是个大军阀，杀人不贬眼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到孔子诞辰日，都要换会上长袍马褂，去学校看望老师，并给老师送礼金，说：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刘文辉在西康省做主席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尊师重教，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
（三）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对较好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待遇非常好，一个人教书，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国这几年发展家用小轿车，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可大家也许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就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民国大学的待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历史记载：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等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50余元)。须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在社会活动中自然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7万余，即年收入能达到人民币90万元左右）。正因为民国教授待遇高，加上国家积弱积贫，容易激发人的爱国心，民国时留学生回国踊跃。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费留学生。当然，民国大学教授待遇高，主要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随着日军的大规模入侵和中国军队在战场最初的败退，民国时的国民经济一溃千里，通货膨胀开始是几倍、几十倍，后来是几百倍、几千倍。我最近在看周有光先生口述的《逝年如水》，里面他讲到一个细节，20世纪40年代初，他去西北考察，发现西安人卖东西不收货币，而要收粮食、布匹。原因是货币贬值得特别厉害，常常一日之内就是多个价格，纸币等同于废纸，而布匹等东西是日常生活用得着的，时局越混乱，它就越稀缺。不过，即使是通货膨胀最厉害的时候，大学教授的生活也还是比一般人相对优越。
民国的大学与文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大家想更深入地了解的话，不妨看看我写的《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浙江大学出版社版）和其他一些作家的民国史著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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