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彩照
回顾上一篇《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可以说自古以来，就一直将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侵略对象，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灭亡中国的心思总是不死，才老实没两天，就死灰复燃。
可是战争不是小混混打群架，约个时间地点花点出场费叫几个人就上了，要是有认识的人可能还打不起来。
战争还没开始，准备工作就开始了：前期侦查对方民生经济、地理环境、军队驻扎部署、将领官员水平等等，需要做大量的参谋文书工作，来确定这场仗要怎么打，打多久时间，打完能得到多少好处，参照小编的文章《 》即可知道。
确定了战争计划，就该准备了，既然要打，那就得要兵，要钱，要粮，要武器要弹药，不可能神说有了啥啥啥，那便有了啥啥啥，你得拿东西去交换，最终就落到一个字上：钱。
像甲午战争这样近代史上发生的战争，已经摆脱了以前风帆战船弓箭、铸造前膛炮、接舷战的模式，蒸汽机铁甲舰登上历史舞台，大口径后膛炮鱼雷成了海战主力，每一发打出去的炮弹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所以老话说的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长崎事件油画
所以当时为了筹备甲午战争所需的军费，日本人可谓是煞费苦心。
长崎事件发生后，虽然最终双方握手言和，此事就此翻篇儿，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对于日本民众的冲击绝对是巨大的，对他们来说，你一群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打死打伤本国这么多人，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简直是欺人太甚。
由于此次事件，"中国威胁论"成了日本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更作为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
据传当时的日本社会，就连日本小孩之间最流行的游戏，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将其击沉。在一众媒体的报道煽动下，民间仇华、反华、排华情绪高涨，恨不得长双翅膀飞过海去。
但是以日本的实力，在当时是无法战胜亚洲同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洲第一强国"的，这也使得日本朝野对于殖民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浓厚，从而直接刺激日本加强军备扩军备战。尤其是深受刺激的日本海军发狠："一定要打胜‘定远’"。当时海军的舰船也开始针对清朝重型铁甲舰"镇远"、"定远"做专门的设计。
定远舰
为了做好与清政府的战争准备，日本的军事建设进入“扩军备战”的快车道，1882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提出了10年内将现有的14个步兵联队扩编为28个联队(14个旅团)，再加上7个骑兵大队，21个野战炮兵大队(编为7个联队)以及工兵、辎重兵各7个大队，将陆军常备兵力扩充至6万余人的扩军方案。
此同时，海军卿川村义纯也提出8年内将海军的总吨位翻一番，新建、改建42艘军舰的方案。从1883年开始，日本陆海军同时开始实施军备扩张。
以陆军为例，为了编练新创设的师团，陆军军费以每年近200万日元的增幅节节攀升。而对缺乏自主造舰能力尤其是建造大型军舰以及大口径舰炮的日本来说，要在短短的8年内实现川村义纯的造舰计划，惟一的办法就是从英法等国订购价格不菲的进口军舰。
所以，海军军费的增速和增幅都走到了陆军前面。1882年，海军军费尚不及陆军的四成，而在短短8年之后的1890年就反超了陆军，而这些钱大部分都需要从日本财政支出中来。
镇远舰
当时日本海军重点学习对象是英国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自然而然资本主义那一套也学来了。海军本来就烧钱，有限的军费海军占了大头，天天吃香的喝辣的，陆军抱着紫菜饭团瑟瑟发抖，这也是海陆不和的原因之一。
而为了使军方能够不受政府制约地完全自主得支配新增军费，山县有朋和川村义纯等陆海军首脑在1883年设立了独立的军备局，全权负责军备扩充和新增军费的使用，想怎么买就怎么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而不用再走审批程序。
1884年，在新增军费分配中获益较少(只及海军的三分之一)的陆军当局向政提出了增税至1000万日元来补充陆军军备的要求。
毋庸置疑，近代化的军备扩充需耗费大量的金钱，尤其是海军，根本就是个无底窟窿，吞金巨兽，没有雄厚的财政储备作为后盾，一旦处理不当，很有可能走上穷兵黩武的道理，彻底拖垮日本的经济。
实际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上了议程，首当其冲便是资金。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工业
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实行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来刺激经济，殖产兴业与扩军备战几乎是同时进行。所谓殖产兴业，是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7条：
(1)废除旧时大名割据期间各藩、各地设立的关卡，降低运输成本，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促进国内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商品流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以国家企业起到带头作用，促进国家工矿企业发展，为重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注意创办民品工业，解决最为急迫的民生问题；
1881年第二次劝业博览会
(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促进商品交流，刺激商品流通。
在大久保利通的倡导下，从1877年开始，日多年举办劝业博览会，一共举办了6次，主要展示和销售机械，美术工艺品等。1877年第一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上，女工利用机械制丝。1881年，第二次劝业博览会则是一些具有美术特性的丝织品受到了关注。
(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放下刀剑从事农垦，但是由于日本人多地少以及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这批武士以及其后人也成为了侵华的急先锋；
(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 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
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
(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明治政府自19世纪80年代起，立足本国实际，认为引进必须结合国情，西方经验不能照搬。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仿制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广为延聘外国各行各业专家，很注意人才的引进，当时外国专家的薪金，可以高出日本领导人数倍；随着本国人才的培育成长，逐步减少以致停止了这种人才引进。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很注意实用实惠，摈弃了盲目性。
松方正义
除了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当时的大藏卿松方正义大胆对财政制度进行了改革，通过修订地租、秩禄处理、整顿纸币、成立央行等措施，实行通货紧缩政策，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不过由于紧缩财政造成严重通货紧缩，货币发行量减少，货币购买力下降，商品贬值，农民、中小企业主甚至士族阶级中相继出现破产者。
面对这些问题，松方正义在向天皇上奏中称："如果因担心民心动摇而在整理纸币问题上犹豫迟疑，就很难获得彻底成功。如果不能一无返顾地坚决实施，将无法达到整理纸币的目的"，表明了松方正义不顾民意坚决推行其政策的决心。
松方财政的效果是显著的，尽管当时一度造成市场崩坏，经济衰退，但是也正是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贷款利率的下跌，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创办实业、开设工厂的热潮，大量新式工厂在日本本岛建立起来。而那些破产的农民、武士、士族阶层，既没有土地自给自足，又没有特别的技能在社会上混饭吃，只能去到工厂里做工，出卖劳动力赚取微薄的薪水。
同时为了抗衡欧美现代化国家工业化纺纱对日本本国纺纱工业造成冲击，日本积极引进并且纺织欧美先进技术与工艺，首先完成了机械化和规模化的改革。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纺纱厂
加上本国充足的劳动力，在1885-1890年的短时期内，日本国内的棉纺厂就从20万个增加到30万个，纱锭也从7万个增至28万个。棉纱的产量也增加大约8倍。到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开始向中国、印度等国出口棉布，而这些地区以往都是英国人倾销棉布的地盘。
实施殖产兴业政策之后，日本在短短15年(1870一1885)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摆脱了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光着膀子躺路边的老农形象。
1868年明治维新至甲午战前1894年的26年间，日本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量6.31亿日元（约8.13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1.63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25.8％，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特征明显。政府相关军事投资约0.65亿日元，约占政府投资的39.8％、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0.3％。
日本鱼雷艇
但是商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和初期经济的落后与混乱，短时间的商业爆种并不能补充持续爆种的军费需求，尤其是海军这种吞金巨兽，想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尤其是巨舰大炮时代，就必须下血本砸大钱。
为了填补这些眨眼之间多出来的军费，明治政府同时又开始加征了包括烟草税、酒税和证券交易税在内的一系列新税种，增收的每年750万日元税金成为支持军备扩张的稳定财源。
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2月为解决海军经费问题，明治天皇下达了《合衷共同》诏书，再次宣称“兼六合而掩八荒”乃“皇祖遗训”，命令在六年内由内庭经费每年支出30万日元充作军费，并要各级官员捐出十分之一的俸禄建造舰船。
除了日本政府以及天皇自己对财政的把控，关于对清朝作战所需的巨额军费，时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以及同为长州藩出身的井上馨主张“捐款说”，即向日本国内的富商发出号召，令其捐献军资。
在日本举国沉浸在狂热的对外战争气氛下，该捐款说具有深厚的民意背景。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全国人民向政府捐款，若每一国民都能捐献1日元以作军费，则4000万人就能贡献4000万日元”。（跟我们小时候的想法一样，12亿中国人，一人给我一块钱，那就有12亿了。）
不过捐款的号召确实得到了回应，在明治天皇发布《合衷共同》诏书的当月，日本民众就捐款103万日元支援海军，战争期间日本民间前后募集了295万日元。据当时的记录显示，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捐献10钱，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
吉野号
除了这些民间闲钱和刺激经济增长得到的国家财政收入，以及殖民地、占领地等带来的收益，战争期间最重要的一种筹款方式便是战争债券，而对清政府作战期间日本政府发行了两次总额80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第一次为1894年8月发行3000万日元，第二次为1894年11月发行5000万日元。而日本在战争爆发前三年的国家财政规模分别为1891年8000万日元、1892年8700万日元、1893年8500万日元。
此外既然是举国之力与清政府打仗，那么所有的机构都当首先为战争服务，而需要款项时，银行就是个很好的提款机。
日本银行成立于1882年10月10日，是在松方正义主导下设立的类似英格兰银行的中央银行。在此之前，日本实行分散的国立银行体制，诸多民间资本银行在政府认可的情况下都具有发行纸币的权限。
日银最初的使命，便是改善因不可兑换纸币的滥发导致的纸币不断贬值、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松方采取整理纸币及通缩政策，在1884年后半年稳定了纸币价值。根据1882年颁布的《日本银行条例》及1884年颁布的《兑换银行券条例》，日本银行取代原有的国立银行，发行可与金银等硬通货兑换的纸币，成为具有发行纸币权的唯一金融机构，且可根据政府的需要管理国库款项。
如今的日本银行
在垄断纸币发行权及硬通货准备金充足的状况下，日本银行成为日本金融的中心，其发行的纸币——日本银行兑换券——在国内市场具有的信用度极高。在对清朝作战军费难以通过发行军事公债及时获得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通过向日本银行短期借款的方式填补超支部分的军费，同时利用日本银行管理中央及各地国库的便利条件临时挪借存于国库的政府日常收入以支付战争所需。
自1894年10月到1895年3月，对清朝作战军费的支出不足款项基本来自日本银行的借款或挪用国库款，最多月份为1300余万日元，较少月份也超过300万日元。至1895年4月，军费支出中来自日本银行的借款及挪用国库款的总额累计超过4100万日元。
此外，日本银行在战争期间向政府提供的短期借款及国库挪用款除了保障军费支出外，另一重要功能是向民间注入巨额资金。尽管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但日方军费支出的大部分反而都回流到日本国内。
至1895年5月10日止的统计表明，除武器弹药、舰船等国内无法制造或者技术欠佳，主要从海外购买外，绝大部分的军费都在日本国内消费，包括被服、药品、粮食、士兵薪金等，以及阵亡士兵的抚恤金都会回流到国内的银行账户。
这笔巨额资金的注入，令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规模扩大，民用产品生产、军工企业借助战争的东风迅速发展起来，民间资本总额也迅速提高，反倒是刺激了国内经济水平的发展。
明治维新发明
1895年5月11日，日银总裁川田小一郎在致松方正义的信中，对日本银行的短期借款及挪用款与公债的关系做了以下说明：
“至迟在(1895年)8月，充作军费的余款将耗尽，那么只有再次募集公债或自日本银行短期拆借二途。以眼下经济社会之形势计，再次发行巨额公债将十分困难。现在并非发行公债的良好时机，不如由日本银行增发兑换券(纸币)，谨记能在10月将其(增发纸币)收回即可。前述公债发行之途，作为回收纸币之策，乃控制今日金融之应有之义。”
上述川田向松方提出的筹款建议，其主旨是先由日本银行超额发行纸币充作军费，而军费的大部分将流入日本国内市场，然后再通过在国内发行公债，将上述流入市场的超额纸币收回国库，最终回流到日本银行。这一过程的本质，是日本银行依托其垄断发行的纸币信用向政府注入短期资金，同时与国库款项作短期拆借，利用短期资金为周期较长的国债收入赢得时间，最终依靠国债收入填补前述的短期借款或挪用款。
自战争爆发至对中国作战结束的1895年4月为止，日本完全依靠国内力量及时筹措到巨额军费，支出高达1.17亿日元。充分的资金保障，是日本取得对中国作战胜利的核心因素之一。
穿西装戴礼帽的日本人
而且这期间，欧洲几大造船厂也都能看到日本官员的身影。这些矮个子们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到处鞠躬，拼命打听哪里有适合日本的舰船出售，详细询问舰船的具体参数。后来日本人的回忆录称，欧洲人见其样子可笑常常讥讽之，他们只能“泪流满面，但马上露出笑容继续询问”。
根据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根据他所见到的访德中日官员举动做出的判断中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即使把这些东西“买了回去，也就算了”。
左: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右: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
说到甲午战争前的外交，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便是陆奥宗光。他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关键人物之一，被日本尊为“外交之父”。从1892年8月出任伊藤博文内阁的外相，到1894年7月才两年便在朝鲜挑起中日战争，并且成功促使沙俄与英国保持中立，被陆奥宗光看作一生的得意之作。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将来有人编写中日当时的外交史，必以朝鲜之乱为开端。陆奥宗光上任后极力推动与中国开战，并将自己的意图透露给同样充满野心的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
1893年6月，日本在华的间谍培训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第一届89名学生毕业。当时正在中国进行军事考察的川上操六亲自赶往上海参加首届毕业典礼。
当时负责学校教务的著名间谍根津一向学员们发出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希望诸君暗查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川上操六在中国的视察结束后回朝鲜时，握着日本驻朝鲜公使大石正已的手激动地说：“在你的帮助下，我仔细地查看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没有腿(指交通机构)，我军战则必胜。”
乔装打扮的日本间谍
为刺探中国情报，除了川上操六这样通过正式渠道进行考察外，日本还向中国派出各种间谍。其中最著名的是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他被称为“中国通之第一人”。1893年10月，宗方小太郎应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大量报告，内容涉及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方面。
1893年10月，时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根据相关情报表示：中国于1885年后在军事上再无可观投资与重大建树，军人吸食鸦片，精神颓废、士气衰微，而兵要在于精炼，此绝非二、三年即可练就。
同年10月，小村寿太郎出任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他积极倡导“日清开战论”，被称为“开战的急先锋”。小村担任代理公使期间，精心搜集中国情报。北京外交界称他为“鼠公使”，讽喻他犹如老鼠般狡诈地盗窃中国的情报。
曾担任日本财政大臣、第4任和第6任首相的松方正义，甲午战前正以前首相身份在家赋闲，但他对中国的野心却从不收敛。伊藤内阁成员常找他征求意见。松方正义认为占领北京虽“声名赫赫”，但“实际利益”远不如占领台湾重要。他还强调，“今日不能占领(台湾)，则将永远失去占领的机会”。
日军击沉高升号
除了日本以举国之力与清政府对抗，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制度之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对于日本人更加有力，尤其是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
其实打一开始的时候，英国人也只想在日本人身上捞好处，继美国黑船事件之后，1854年1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了《日英亲善条约》。
该条约规定：日本开放长崎和函馆两港口供给食品、燃料用水和必需品，并承认英国享受只有荷兰和清朝才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条约的第四条虽然规定侨居日本的英国人要服从日本法律，但却规定违法者需交由英国船长加以惩处，实际上放弃了日本方面的裁判权。
那个时候的日本跟中国一样惨兮兮，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是人间人踩，软弱无能的政府、腐败的统治阶层简直如出一辙。
克里米亚战争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风云变幻，俄国人很快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中恢复回来，此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之后铁了心要脱亚入欧，做一个纯种的香蕉人。当时作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对于日本人的崛起同样怀有警惕，同时又对俄国放心不下。
1894年日军滞留朝鲜拒不撤兵，李鸿章无奈只能寻求国际调停。出于担心对当时一个逐渐强大的日本占领朝鲜会对自己在东北的利益造成损害，俄国政府多次对日发出“中日双方应保持克制，两军先撤兵，再商议朝鲜改革”的照会，同时还提议尽快召开“俄、中、日”三国会议，以商讨退兵事宜。
面对俄国的种种举措，英国开始坐不住了， 为了防止俄国借机南下，形成与英抗衡的局面，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多次告诫日本政府：“英国对于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或朝鲜的完整或独立的行动，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国欢迎在朝鲜实行改革，但是它“不能对朝鲜的涉外规章的任何重大变化置诸不问，也不同意把朝鲜国王的任何领土让与日本”。
李鸿章与各国公使
但是随着清政府在外交上表现的软弱无能，英国人不得不对中国在俄国和印度之间起到的作用开始怀疑，尤其是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日本表现出的强大的战力。当时《泰晤士报》社论指出：“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
以追逐“永恒利益”为宗旨的英国外交决策集团在不危及英在华利益的前提和原则下，决意利用日本来抵制俄国对中国的任何企图，并求得英国在同俄国相遭遇的远东其他地区中的自由行动。
“自1894年秋天起，英国对日本的感情早已发生了变化”。在英国舆论界，亲日鼓噪开始由弱变强。《圣詹姆士官报》上有一篇反映这种变化的社论：“如果日本企图……瓜分中国，我们必须加以干涉。不过，目前它不大可能会这样。……在今后许多年中，日本对于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害。我们不必反对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无疑地，它将威胁和震动俄国，但这和我们毫不相干。……如果日本对于正向亚洲北部伸出一个长爪的令人可怕的帝国形成一种对抗力量，我们并不吃亏”。
为了得到英国的支持，日本也是下足了血本，1894年7月14日，英日双方在修订《日英亲善条约》时，日本对其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关税权仅收回一部分，从英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仍保留单边的协定关税。条约规定有效期限为十二年，可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对方中止条约，并规定五年后的1899年开始实施。
最终新的《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于1894年7月16日在伦敦签订，英国外相金伯理勋爵对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
瓜分中国
除了英国这种半公开的支持，还有美、德、法、俄四国的默认，对于他们来说，日本的崛起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作为新兴帝国主义，以及另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美、德、法的目的基本相同，就是想借着日本崛起的机会来打乱英国与俄国的步伐。日不落帝国自然不用说，在中国占据着几大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大的油水，最好的条件，这让三国实在是羡慕不已。
而沙俄在远东的利益更是独一份，尤其是在东北，1891年开工建设西伯利亚铁路，1893年就开始谋划中东铁路，一旦铁路完全建成开通，铁路沿线可全都是自己的地盘，到时候开个矿什么的，绝对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三国就想着日本崛起威胁英国俄国的利益，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岂不美哉。
甲午战争俄国人反应的漫画
至于俄国的小算盘，也是想趁乱捞上一笔，日本人的重点扩张对象肯定就在亚洲，根据历史经验来看，首当其冲就是朝鲜，然后就是中国，这肯定会牵扯到英国人的利益，英国人肯定不可能坐视不理，坐看日本壮大。
而且当时俄国并没有做好在远东进行战争准备，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都未开通，甚至还在规划中，一旦开战，人员、物资装备的运输都是大问题，搞不好没等开打，反倒是自己因为糟糕的后勤撑不下去投降了，没打就先输一半，这仗还怎么打。
当时李鸿章在跟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就考虑到想要联日抗俄，毕竟相比较日本来说，俄国人的胃口更大，吃相更加难看，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威胁更大，日本毕竟只是岛国，而且还是中国几千年的附属国，从心理上更有优势。
对于那几个无论是新兴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分裂、虚弱、孤立的中国，维持其现状，不让其过分强大，却能源源不断为几大帝国主义国家输血，充当商品倾销地，资源掠夺地，作为奶牛的存在。
而中日结盟绝对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正好由于中日之间爆发了矛盾，也因此，对于日本的壮大他们或者坐视，或者暗中支持，他们自信自己可以控制住日本，将其壮大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马关条约签订的木刻版画
正是国内国外形式都对日本有利，因此日本人才敢肆无忌惮，压上身家性命赌国运，而事实也证明了日本人这次赌对了，甲午战争日本大获全胜，获利颇丰，也刺激了其赌徒心理进一步的膨胀，为其灭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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