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因商鞅變法而強大,為何還會將商鞅“五馬分屍”?

蔣鐸


歷來改革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時期的改革都會有流血犧牲,都會死人。商鞅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實行連坐之法。這些改革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自然遭到他們的反對。改革後農民擁有了土地,獲得收成直接把稅收糧食上交給國家,打仗有了糧草,但是貴族的領土分給了農民,損害了貴族們的利益,貴族們反對一點兒也不奇怪。老百姓打仗,殺敵越多,獲得獎勵越多,不僅可以分得土地,還能獲得爵位,殺一個敵人,就能夠得到一級爵位,一畝良田,宅地九畝,一個僕人。以取得敵人的人頭數為計算殺敵人數的證據,殺的敵人越多,得到的賞賜就越多,從低往高,獲得相應爵位。而原來秦國的爵位是貴族世襲,父死子繼,普通人沒有機會獲得爵位。商鞅變法之後,軍隊的戰鬥力增強,經濟發展,百姓富足。但是貴族們呢,失去了領地,子孫後代無法繼承自己的爵位。只能靠上戰場和老百姓一樣爭取軍功獲得爵位,生生剝奪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換做是誰都會激烈反對,土地和爵位是他們的命根子,怎能不怨恨商鞅?推行變法的過程中秦太子嬴駟犯法,他的兩個老師代他受刑,一個割了鼻子,一個臉上刺了字。被割了鼻子的是秦孝公的哥哥,惠文王的伯父兼師傅公子虔,秦孝公死後惠文王繼位,公子虔就聯合宗室大臣告商鞅十大罪,嬴駟就算不為伯父,為了洩私憤也要殺掉商鞅。變法成功了,秦國國富民強,商鞅活著或者死了都不影響變法的執行,不論如何商鞅都得死。


如流水兮逝如風


其實剛開始秦孝公對商鞅的理論是不太感興趣的,商鞅比是個比較能磨的人,應把秦孝公磨進了他的思想當中。商鞅的變法開始後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老百姓和一些大臣都不接受,也因為新的規則必定會觸犯某些既得利益者。一些秦國的王公貴族就這樣被商鞅得罪了,商鞅甚至還拿當時的太子開刀,他這樣的行為,也為他日後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當然商鞅的變法是成功的,為秦國日後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小編感覺商鞅變法的某些思想,以目前的眼光來看,很難讓人接受。這個回答具體就不講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網上學習一下。



在秦孝公去世之後,商鞅得罪過的那個太子,也就是後來即位的秦惠王,想想吧!秦惠王上臺後能饒得了商鞅嗎?當時替秦惠王受刑的公子虔便出來舉報商鞅謀反了,是不是感覺商鞅怎麼會謀反?其實想要整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商鞅就跑啊!正常人都會跑,不跑等死啊!可曾經商鞅把鄰國折騰的不輕,現在就變成了個爹不親孃不疼的孩子,他跑到魏國,魏國不要他。後來他最終還是被秦惠王打敗,並將他的屍體五馬分屍,也就是那個時候殘酷的車裂之刑。


商鞅是個很有能力有想法的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工作上是沒可挑剔的,可能是在工作方法上缺乏一點人情味兒,人情世故上不夠圓滑吧!同時在做某些激進的事情時,沒有充分考慮一些後果,沒有把自己日後留下可迴旋的餘地。個人的一點想法說得不好,還請包涵。

如果我的回答你還滿意的話,點個關注吧!


追記歷史


商鞅變法不僅僅是觸動了貴族的利益,更是改變了秦國所有階層的利益分配,從尊“帝王之道”變為“強國之術”,在法家思想的嚴酷下,商鞅成了眾矢之的,而對待舊國的反叛,也使得秦國捉拿他的時候沒了逃跑的去路。


在商鞅的改革中,貴族的利益是其觸碰的核心,土地、爵位、封邑以及世襲特權都被“商鞅變法”所觸及。在“井田制”的八私一公的土地分配形式上,將貴族享有的一公也收回,分配給農民,國家從中收取更多的稅負;在爵位方面,貴族子弟不參與戰爭立功,就不能再世襲家族的爵位;在封邑方面,貴族原有的封邑都收回給國家,只有在戰場上立功才能獲得封邑。而相對於平民來說,立軍功就是“野雞變鳳凰”的途徑,只要軍功多,官職、田地、爵位、封邑都會有的。這就打破了秦國自建國以來的利益分配模式,無疑是貴族最痛恨的地方。屈原當初在楚國的改革不也是因為觸碰了貴族利益才走投無路嗎?


當商鞅實行新法的時候,貴族們水土不服,犯法者居多,商鞅深知“法之不行,上之不效”的道理,於是對貴族大下狠手,即便是太子犯法,也要追究責任,太子老師公子虔被商鞅割去了鼻子,這也更將商鞅推向了貴族以及太子的對立面。

“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戰國策》

當太子即位以後,商鞅沒有了秦孝公這個保護傘,貴族們便開始了瘋狂的報復行動,讒言無數,那個被割去鼻子的公子虔更是告發商鞅要謀反,面對秦國已經步入正軌的形勢下,秦惠文王也就不在害怕失去商鞅這位新法的創始人,藉著臣下的誣告,將商鞅處死以解當年的法不留情之仇。


而本可以逃跑的商鞅卻被故國魏國擋住了去路,原因是商鞅在伐魏之時不顧名聲的引騙好友公子卬,打敗魏國大軍,使其喪失河西六百里之地,這等深仇大恨,魏國又怎能讓你借道逃走?商鞅也就這樣被逮捕回咸陽,秦惠文王也以商鞅創立的車裂之刑處死了商鞅。

商鞅的變法給秦國的強大奠定了基礎,但也因變法而死,雖然有點諷刺,但這就是改革家的偉大之處,犧牲一人換來了秦國一統天下的局面。而這種諷刺並未結束,秦國統一之後仍延用法家的冷酷思想治國,以致天下大亂,爭相反秦,最終由漢家獲得了大一統的成果。

商鞅為秦強而死於秦強,秦因商鞅強也因商鞅而亡,天道輪迴,商君得以瞑目邪。


棍哥觀史


商鞅變法不僅推進歷史向前發展,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更構建了後世國家機器、法律制度和經濟結構的雛形。即如此,商鞅為何還會慘遭車裂,"中於讒誹也二千年"呢?

戰國時期,諸雄並起。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是時,秦國僻處雍州,被山東六國當作蠻夷看待,不得參加中原盟會與大國會議。此前秦歷經幾代君位動盪,國弱民窮,軍隊渙散無紀律,百姓私鬥成風,鄰國魏國趁機奪取其河西之地;民風愚昧,父子同居,男女無別。國家內憂外患,秦孝公不堪恥辱,即位之初便頒佈求賢令,遍求強秦之人。彼時正在魏國的衛鞅(即後來的商鞅)聞說此令,西入秦國,通過孝公嬖臣景監四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霸道與強國之術。孝公採納後者,任用商鞅,啟動變法。接下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潮流,使秦國國富民強、移風易俗。

然而,對於商鞅的評說,後世文人學者莫衷一是,褒貶各持己見,如今竟有"商粉""商黑"兩派立場,此中對商鞅的批判尤甚。

衛鞅、公孫鞅、商鞅,是同一人嗎?

商鞅本是衛國國君的後裔,原名衛鞅。姬姓,氏公孫,故又稱公孫鞅。後因在秦魏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後世多稱之為商鞅。商鞅入秦之前,在魏國做國相公叔座的中庶子。《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公叔座在臨死之前向魏惠王(即後來問政於孟子的梁惠王)舉薦衛鞅,並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魏惠王沉默不語。因為在那個看身份的年代,一個默默無名身份低微的中庶子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更何況是擔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相。公叔座知道衛鞅是個大才,於是他說如果不用衛鞅,就必須把他殺掉,不要讓他出國境,以免其幫助敵國。魏惠王應承著離開了,隨後對身邊的侍從說:公叔座想讓我任用衛鞅,真是病得不輕啊。大王走後,公叔座趕緊叫來了衛鞅,將此事事告訴了他並勸其離開,不然會有殺身之禍。衛鞅道:"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他終究沒有離開魏國。從這裡可以看出,衛鞅是一個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準確的判斷力和縝密的邏輯推理能力的人,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他的賭徒性格。



衛鞅四見孝公

衛鞅來到秦國後,四見孝公之後才獲賞識。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孝公與衛鞅是雙向面試,孝公在考察衛鞅,衛鞅也在試探孝公。如果孝公一上來就為帝王之道所動,衛鞅很大可能會離開秦國,另尋他心中的明主。因為衛鞅從小喜歡的是刑名之學,是法家本色,與一般的迎合君主口味的策士說客不同。而在《商君列傳》的評贊中,司馬遷說商鞅骨子裡就是個刻薄之人,說他用帝王之道遊說孝公,無非是虛飾浮說,裝腔作態。這算是太史公的一個漏洞了。列傳正文記載商鞅在孝公選擇了"術"之後,感嘆了一句"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也就是難以與殷、周的德行相媲美,怎麼會是"挾持浮說"呢?評贊與正文矛盾,本無可厚非,因《史記》正文是客觀敘述歷史,"太史公曰"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但是讀過《商君列傳》原文的都知道,司馬遷在這裡過於激動了,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作為"史家之絕唱"的抒寫者與歷史之父,司馬遷對歷史的看法與人物的評價舉足輕重。在《商君列傳》的太史公評贊中,司馬遷給商鞅貼的標籤是"刻薄少恩"。他列舉了商鞅的種種"罪狀",除去上文提到的"挾持浮說",還有"因由嬖臣""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



有人調侃司馬遷是商鞅最大的黑粉。這句話不假。但若結合司馬遷的身世與思想,便可理解他為何如此憎恨商鞅了。韓兆琦先生說:"作者(司馬遷)出於個人的慘痛經歷,對於商鞅這個法家人物從態度上是反感的,這與他對待吳起、晁錯一樣,是同一種性質的偏頗。"司馬遷遭受宮刑的慘痛經歷,對儒家思想的持守,都使得他對商鞅這個法家酷吏恨得咬牙切齒。當然,誤解也來自時代的侷限。從今天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來看,"秦律事實上並不像《史記》及《漢書》等史書所說的那樣嚴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備程度堪與唐律相媲美"(堀毅《秦漢法制史論考》)。司馬遷說他曾讀過《商君書》之《開塞》《耕戰》,其內容和商鞅本身的作為(大概指殘酷刻薄)相類似。而《四庫提要》、錢穆先生與胡適先生考證《商君書》是假書(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商鞅考》,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時已是近現代。司馬遷沒有接觸正確的史料,以致出現錯誤的認識,而後世已掌握了部分歷史事實,基於此,對商鞅的偏見必須得到糾正。

為商鞅正名

對於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解讀必須置身於當時的環境,這是正確認識歷史的方法論。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主張人民幸福,道家強調人民自由,法家追求國家強大"(鮑鵬山)。仁義永遠都不會過時,但它是一個目標、一個理想,而不是手段。術才是手段。故明君拓土強國,賢君遵禮安民,是謂先王后聖。且大爭之世,奉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法家強調審時度勢,銳意改革,因此最適應戰國。至於有人說商鞅變法嚴刑峻法等措施導致了秦二世而亡國,是沒有認識到商鞅開闢的是"戰時法治社會"。商鞅變法之根本目的是解決秦國當前的現實矛盾,其措施只能用於秦一統天下之時。是後世的統治者沉浸於享受專制權力帶來的快感而不可自拔,沒有對政策及時做出適應時代的調整,最終導致秦帝國迅速滅亡。

最關鍵的一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點,那就是商鞅的法令是君主意志的全面貫徹,他的背後站著的是至高無上的王。他是王的"干城""好仇""腹心",是那個在改革的戰車前披荊斬棘乘風破浪的鬥士。秦惠文王即位後車裂商鞅,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商鞅位高權重、功高震主,而新君即位,亟需提高自己的威望,維持自己的權力。且商鞅已完成變法,對秦國來說也失去了價值。抑或利用商鞅之死可進一步打壓復辟勢力,或者平衡其與變法者之間的矛盾,以保護新法,穩定統治。這不禁令人感慨"每個變法者在締造歷史的同時,也在毀滅自我"。像商鞅這樣有大局意識、篤誠熱情、極身毋二的變革家,應該得到應有的尊敬與讚譽。




一往文學


自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商鞅變法,走的就是“削弱貴族實力,加強中央權利”的路,因此變法一定會損害貴族階級的利益,此外,變法中,廢除了貴族的世襲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要了貴族階級的老命了,本來不用努力就可以過的好日子,被商鞅給攪和了,因此貴族階級恨死商鞅了,但因為有秦孝公撐著,沒人敢動,且商鞅變法確實取得了富國強軍的目標,收復了河西之地,用事實說明了變法的效果,因此更得秦孝公重用,貴族階級自然不敢亂動。



且因為商鞅在變法過程中,因為執法過於嚴厲,得罪了很多貴族,包括日後的秦惠王,因此秦孝公一死,商鞅的保護傘便沒了,商鞅的末日便到了,在秦孝公死的同一年,商鞅被誣陷謀反,戰敗車裂而死。商鞅雖死,其法不滅,秦惠王一直沿用商鞅的法律,因為商鞅變法,完全是加強中央權利,削弱貴族權利,社會利益就好比一個大蛋糕,皇帝分的大了,貴族分的自然就小了,因此秦惠文王主要是為了平息貴族的怒氣鞏固自己的皇位,獲得貴族支持殺了商鞅,但還是用他的法律。




其實戰國各國或多或少都變過發法,有的初期成功但不能堅持下去,如魏國重用吳起,韓國用申不害等。每個國君都想讓國家富強,但很少有將變法堅持到底的,此間阻力重重,主要來自貴族的反對,因為變法很多都是侵犯了貴族的利益,因為只要是變法,莫不是凝聚全國力量,加強皇權,這必然要分割貴族的既得利益,貴族階級豈能任人宰割,因此變法的國君首先要有一定的權利,堅持到底的決心,很多變法失敗的原因就是皇帝耳根子軟,受到貴族的阻撓和反對,要麼半途而廢,要麼貴族聯合起來拒不執行。總之通過各種方式反對,因為只要利益足夠大,殺個國君搞個政變在貴族看來還是可以的。而變法的人一旦失去庇護,只有被貴族殘殺的份了。這也是為什麼自古以來為什麼變法的人基本上沒一個有好下場的原因。


浮生半壺酒


《資治通鑑》記載: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後面又記載了趙良對商鞅相勸的話,大體可以知道商鞅為何會被殺,文字較長,此處不寫,有興趣的可以看我寫得《成也商鞅,敗也商鞅》一文。

殺商鞅,原因不外乎繼任者贏駟、舊貴族、贏虔、商鞅本人四大因素,通過《資治通鑑》的記載我們一一分析看看。

贏駟,孝公之子,後來的秦惠文王,繼位的時候商鞅之法已經在秦國實行了十年,基本上已經生根發芽而不可撼動了,除非贏駟強勢廢除,但是商鞅之法對秦國的好處已經很明顯了,並且商鞅新法維護了君主地位,加強了君主權力,贏駟是不可能廢除的,事實也這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商鞅本人的崛起和孝公對商鞅的支持造成了商鞅在秦國巨大的權力,要知道商鞅是被封為商君的,等於一方諸侯,趙良說過,新法既然成了,就應該急流勇退,不可以貪戀權位,但是商鞅不聽。所以,贏駟繼位時,面對的是新法已經成功,商鞅強勢,一直隱忍的舊貴族在蠢蠢欲動的局面。那麼,贏駟該怎麼選擇呢?他選擇了最明智的做法,利用舊貴族的反撲除掉商鞅,然後再將舊貴族打壓下去,繼續堅持新法,如此,才能王位穩固,國勢日隆。所以,在殺害商鞅的整個過程中,贏駟幾乎就是在默認,所以儘管《資治通鑑》中沒有說是誰“發吏捕之”,但是我們一般認為就是贏駟。

舊貴族的代表是甘龍,變法之前曾與商鞅論法,孝公支持商鞅變法之後,便一直隱忍不發。變法十年,舊貴族受到最大的打壓,也是最痛恨商鞅的,因此孝公死後,舊貴族一定會向商鞅發難。

贏虔,孝公兄弟,贏駟師傅,因贏駟犯法而被商鞅處以割鼻之刑,之後杜門不出八年。很難說贏虔是不支持新法的,但是從受刑之後杜門不出八年可知贏虔對商鞅是有恨的,只是礙於孝公還在,並且變法還在繼續,所以一直沒有出來反對或者發難商鞅。這一點趙良也勸過商鞅得罪的人太多了,尤其是贏虔,只是商鞅不聽。因此,在孝公死後,門客告商鞅造反,他並沒有制止。

商鞅本人,司馬遷評價為薄情寡義之人,也就是說商鞅本人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情商太低,新法十年就徹底改變了秦國,試想今天的社會,從上至下,用十年時間移風易俗得需要多麼強勢的人和殘酷的法律才能實現?商鞅通過徙木立信,也通過殺人立威,曾經親自在渭水河畔殺人殺到渭水都變紅了。可見新法的嚴酷和激進,也可知商鞅在秦人眼中該是什麼樣子。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商鞅出逃他國,但是與秦接壤的魏和楚,他都得罪過,所以人家不接受,並且他自創的身份制度讓他無法再次逃脫。

綜上來看,孝公一死,誠如趙良所言,各個方面的勢力都需要商鞅去死,這樣的形勢下,商鞅必死無疑。


勤勞的貝貝兔


其一,改革變法要改變既有的社會規則,觸犯絕大多數既得利益者,風險性極高,歷史上絕大多數主持改革變法的大臣不得善終。商鞅變法二十多年前,主持楚國進行大規模變法的吳起也被亂箭射死於楚王屍體前。

其二,改革變法越深入,風險性也越高。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入、最成功的改革變法,涉及秦國政治、軍事、文化、習俗、農業等各個方面,變法之深入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然讓秦國迅速強大,但既得利益者也普遍成為商鞅的敵人,當商鞅失去秦孝公這個保護傘,就迅速遭致敵人的反撲。

其三,商鞅變法的措施過於嚴苛,過於霸道,自天子以下無人可免於新法懲處。其中,太子犯法時,就毫不留情地施刑于太子傅公子虔(這可是秦孝公的親弟,併為秦軍立下大功),並在太子師公孫賈臉上刺字,讓他們成為商鞅的死敵。其他的,“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商鞅為自己樹立了很多死敵。

其四,商鞅成為新秦王執政的障礙。商鞅的變法措施也有不當之處,如趙良勸商鞅“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多做些振孤濟世的良法,這是有利於秦國長遠發展的改革,但商鞅不從。商鞅擁商、於之地十五邑,獨霸一方且威震秦國,幾可另立秦政。對於立志帶領秦國大出於天下的秦惠文王來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商鞅成為不得不除的阻礙。

事實證明,失去商鞅的秦國,秦惠文王另立新政,帶領秦國走向各大的輝煌。


積微Derek


首先,商鞅因變法功高蓋主,新君秦惠文王上位後心裡發虛。

其次,商鞅為了維護新法,將皇親國戚和舊貴族得罪透了。

這兩條理由是商鞅被車裂的主因。

大概事件如下:

商鞅因為被公子虔誣陷說他謀反,秦惠文王派兵攻打商鞅商鞅戰敗死在了彤地,他的屍體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也就是五馬分屍。

公元338年,秦孝公去世,秦孝公的兒子贏駟繼承皇位,因為在贏駟還是太子的時候商鞅曾經因為處罰贏駟的老師公子虔遭到贏駟的憎恨,在贏駟繼位以後公子虔對贏駟說商鞅想要謀反,於是贏駟就派兵去捉拿商鞅。

商鞅連夜出逃到一個農民家裡想要留宿,但是農民因為害怕商鞅定下來的法律不準備留陌生人住宿拒絕了商鞅,商鞅隨後準備出逃魏國。

但是因為商鞅曾經捉拿過魏國的公子印所以魏國也不收留他,最後商鞅潛逃回秦國並且藏在邑商,並且發動官兵去攻打鄭縣,贏駟知道了以後就派兵去剿滅商鞅,最後商鞅戰敗並且被帶回咸陽處以五馬分屍的刑罰。


奔騰年代的春天會


有書君要是說起中國歷史,那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秦朝,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現大一統的王朝,也是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而說到秦朝,同樣繞不開商鞅,正是商鞅變法使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

最終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集權國家。為最終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那問題就來了,既然商鞅為秦國的強大做出瞭如何重要的貢獻,那為何結局卻是被秦惠文王“五馬分屍”,悲慘而死呢?聽有書君給大家講解一下:

一、新法雖然已推廣二十餘年,但仍需平衡暗流湧動的老世族勢力

商鞅在秦國變法從公元前359年開始,經過二十餘年的不懈努力,已初見成效,使秦國的經濟、軍事力量得到長足的發展和進步。

但是表面之下其實並不平靜,因為變法的內容雖惠及民眾,但觸及到了秦國老貴族們的核心利益。因此,一直以來都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特別是以甘龍、杜摯為代表舊貴族勢力都在韜光養晦,等待翻盤時機的到來。最重要的原因是變法最大的支持力量秦孝公離世,商鞅失去了最重要的一個保護傘。

而新王即位,為穩固政權,必須平衡各方利益,所以犧牲的只有商鞅了。

二、為鞏固變法根據,須借商鞅之死除掉欲翻盤的舊勢力

孝公之後的秦惠文王贏駟,也是一位強力支持變法的國君,但是繼位不久,政權不穩。

變法根基也受到舊世族勢力的強烈衝擊。除掉舊勢力也需要依法行事,即“後發制人”。

而犧牲掉商鞅後,贏駟則可以此為藉口,維護新法,將亂法的帽子扣在了老世族的頭上。

實現一刀兩刃,徹底消除危及新法根基的隱患。所以說商鞅之死,也是為維護新法而獻身。

三、變法功高蓋主,新王登基需要加強對權力和民心的控制

秦國在贏泗即位之後,法治建設已基本成功。但是廟堂之上獨掌大權的商鞅卻身不由已地成了秦國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脅。

因為秦國的法治建設是靠秦孝公和商鞅通過強力推進完成的。

在法治建設完成後,兩人都同時擁有巨大的權力,一個是君主的權力,另一個是法治的權力。

但法治的本質是——依法治國,權力就成了法治的最強維護者,也是最大危害者。但封建君主制下的法治象徵只能是一個人。商鞅的悲劇根源就在這裡。

通過有書君上述三點的分析,商鞅雖然為秦國的強大立下不世之功。

但最後仍死於廟堂之上的平衡、除舊、築權的帝王之術,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大多數變法者所沒有好下場的根本原因。

唯一不同的是秦國後繼的歷代國君都以維護變法為已任,不斷開拓進取,這才使秦國最終實現一統天下,相信商鞅地下有知也含笑酒泉了。


有書博物館


以上評價的都不對,贏駟並不恨商鞅,他殺商鞅是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想要保住秦法,就是商鞅變法後的秦法,就得穩住以甘龍、杜贄、公孫賈、贏虔、孟西白三家為首的那些老世族,因為這些老世族的利益受到秦法的損害。如果不殺商鞅,老世族將是秦國不穩定因素,也有可能把辛辛苦苦得來的變法成果付諸東流,所以要想保住秦法,商鞅必死。第二,商鞅變法以後,秦國迅速強大起來,山東六國任意一個國家都不是秦國的對手了,相對商鞅的權力也是越來越大了,這樣如果沒有新興的勢力平衡商鞅的權力的話,那麼商鞅將會控制整個秦國,甚至國君將是傀儡,春秋與戰國的分水嶺的兩大事件就是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就充分的說明相權太大的危害。是君權與相權之爭。

所以商鞅之死並非是贏駟恨商鞅本人,而是為了在商鞅變法成功的基礎上,使秦國更加鞏固改革成果,更加強大。所以商鞅之死換來的是秦國國內的穩定,秦國的強大,秦國的最終統一。所以商鞅在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後,死是他維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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