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我被分配到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部通信排任班長，從那時起，認識了支隊司令員張鼎丞。1938年7月至1939年5月，我擔任了他的警衛員，同他密切接觸了10個多月時間。他那突出的組織領導能力、忘我的工作精神、嚴於律己的高貴品質、以誠待人和關心愛護戰士的長者風範，給我留下了永生難忘的深刻印象。1981年12月16日，張鼎丞與世長辭後，我懷著無比崇敬、無比悲痛的心情，去向老首長的遺體作了告別。回來以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張鼎丞擔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員期間的許多往事，又重新浮現在我的眼前。現在，我將自己所瞭解的張鼎丞的一些事蹟，整理出來，以表達我對老首長的哀思和紀念。
主動做好政治工作
新四軍第二支隊正式組建以後，按國民黨軍的編制，沒有配政治委員。張鼎丞自覺地把軍政擔子一肩挑，積極主動地做思想政治工作，當時就有同志形容說：張司令員是我們二支隊的“編外政委”。
1938年春夏之交，第二支隊剛剛組建時，張鼎丞對怎樣加強支隊的思想政治和組織建設格外重視，逢會就講這個。他指導支隊政治部辦了一份內部報紙，名叫《火線報》，他親自為《火線報》題寫報名，還經常為報紙寫文章，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建設。張鼎丞1929年底參加過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古田會議，我常聽他講古田會議決議的有關精神，如關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領導的原則、紅軍的三大任務、反對單純的軍事觀點、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堅持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等等。那時候，他特別重視抓整訓，辦教導隊輪訓幹部，經常給支隊幹部或全體人員作報告或講課，強調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他還親自編寫過一本題為《怎樣做好連隊黨支部工作》的教材，除發給教導隊學員人手一冊外，還發到連隊幹部，要求他們認真組織學習，切實提高連隊黨支部的戰鬥力。
1938年8月前後，第二支隊成立了新六連，屬於第四團的編制，但歸支隊司令部直接領導，主要做偵查工作。這個連由十幾個老偵察員、30多名新兵和30多名從土匪部隊俘虜過來轉而參加新四軍的人員組成。連長全勝仁是張鼎丞過去的警衛員，他去連隊不久就向張鼎丞訴苦說：那個連隊人員不團結，紀律性差，不聽指揮，思想不穩定，帶不了他們，要求調動工作。張鼎丞沒有直接批評他，而是給他增派了一名叫姜茂生的老紅軍幹部去當指導員和連隊黨支部書記。他還親自帶著姜茂生去新六連宣佈命令，給全連講話，希望大家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根據張鼎丞的指示，新六連黨支部從提高大家的思想覺悟入手，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很快穩定了人員思想，在作戰、群眾工作和擴軍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績。張鼎丞得知後非常高興，再次到新六連去開座談會，找幹部戰士談話，並總結撰寫了《介紹新四軍一個模範黨支部》的經驗材料。材料的內容具體生動，從軍事訓練到對敵作戰，從黨支部領導的模範作用到全連官兵的團結一致，從思想政治工作到文化工作，從鞏固擴大部隊到做發動與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各方面的經驗實在可學。該文在支隊內部刊物上發表後，被髮到了二支隊所有連隊，對鞏固和加強支隊的思想建設與組織建設都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後來，這篇文章還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
第二支隊組建之初，人員來自福建、廣東、江西、浙江4省。由於部隊整編，原來獨立活動的遊擊支隊司令一下降格為營長或連長，有的人想不通，加上各個山頭的人合在一起，多少存在著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氣的情況。張鼎丞對這些情況非常重視，經常找幹部談話，教育大家要自覺服從黨的利益需要。他風趣地說：“過去你當遊擊支隊司令員是黨的利益的需要，今天讓你當連長也是黨的利益的需要。只要你好好幹，以後咱們的部隊發展了，說不定黨的利益還需要你當團長、師長呢!”在大會上講話時，他總是特別強調團結。他說：“過去3年游擊戰爭時期，各自分散活動，團結問題不突出。現在各個山頭的人馬都集中起來了，團結就非常突出了。我們只有團結得像一個拳頭一樣，才能有力地打擊敵人，團結就是力量。”
對待犯了錯誤的幹部，張鼎丞總是堅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採取耐心說理的方法，用以誠相待的態度做思想工作。1939年初，活動在小丹陽山區的第三團第一營部分官兵遭受日偽軍的突然襲擊，損失不小。張鼎丞發電報給三團領導，要他們通知一營長到支隊司令部彙報詳細情況。一營長到支隊見到張鼎丞後，既慚愧又緊張，忍不住哭了起來。張鼎丞像慈父般地安慰他說：“今天找你回來，不是批你訓你的，也不是追你責任的，你別緊張啊。請你詳細談談當時的情況和原因，我們一起來總結經驗教訓。只有不斷地總結，吸取打敗仗的教訓，才能打一仗進一步，不斷提高指揮能力啊。”一營長見張鼎丞這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心情逐漸緩和平靜下來。後來，我見到他回去時，臉上呈現了對張鼎丞的佩服和崇敬的神情。
張鼎丞對發展壯大新四軍隊伍特別重視。他有時直接問我們警衛員：“你們說，我們的隊伍要不要擴大?”我們回答說：“人多力量大，當然要擴大。”聽到我們這樣回答，他非常高興。有一次，我聽到他和陳毅、譚震林、粟裕一起熱烈地討論擴軍。張鼎丞說：“我們新四軍的兵力要抓緊發展，不擴軍，我們是打不走日本鬼子的。”陳毅高聲爽朗地說：“張司令員的主張對頭，我投你一票。要抗日救國，不發展抗日武裝不行，搞精兵主義是要不得的。”新六連1個月時間內從70多人發展到180多人，張鼎丞聽了高興得連連講：“做得好，做得好，這個經驗要總結，要推廣。”後來，他讓新六連選了3名做擴軍工作最好的新同志，到二支隊各連做了一個星期的巡迴報告，有力地促進了第二支隊的擴軍工作。第二支隊組建時不到3000人，一年以後就發展到l萬多人。張鼎丞多次強調說：“毛主席說過，在統一戰線中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不能害怕國民黨批評我們。國民黨的抗日是被動的、動搖的、靠不住的，他們想用統一戰線來壓制、限制我們，以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我們不能上這個當。因此，大家回去後要給部隊講清楚，我們新四軍人數的發展，跟八路軍相比，已經落後了。人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發展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今後還要大力抓擴軍工作，不斷髮展壯大我們自己的隊伍。”
怎樣不斷鼓舞部隊鬥志、增強官兵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也是張鼎丞經常放在心上的重要問題。有一次，他在全支隊幹部會議上講到怎樣提高抗戰勝利信心時，算了一筆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們能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呢?能，一定能!因為我們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擁護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遭到了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我們中國地方大，有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國小得很，不到我們四川省大，以小打大，最後肯定失敗。日本軍隊別看現在很兇，但日軍的人數有限，就算他出動450萬軍隊到中國來，我們有4萬萬5千萬人口，10個人出1個兵，就可以組成4500萬軍隊，我們用10個人打他1個，人多勢大，怎麼打不敗他呢!何況日軍每佔領我們一個地方就要留下一點部隊防守，每佔領一條鐵路和公路，又要留下一點部隊防守，這樣，他能拉到戰場上的軍隊就沒有那麼多了，我們可以用十幾人、二十幾人打他一個，遲早會把日本鬼子打光的。”聽他這麼一算賬，大家都越來越有信心。1939年5月，張鼎丞動身去延安之前，在安徽宣城水陽鎮狸頭橋召開的一次支隊幹部會議上作形勢報告，他充滿信心地說：從一年多我們在敵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實踐看，只要我們始終爭取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幫助，只要我們堅持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只要廣大指戰員繼續發揚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精神，我們就能不斷地打勝仗，就能最後打敗日本軍隊。
深入開展群眾工作
有一次，張鼎丞同我們兩個警衛員聊天時，說到新四軍的經費特別困難，國民黨政府發下來的14萬軍餉還不夠現有人員吃飯穿衣，部隊要擴大，要發展武器裝備，都缺錢。張司令員好像要考我們似的問：“你們說說，怎麼解決現在養兵的困難?”我搶著回答說：“缺錢，難不倒我們，我們可以到湖裡去摸魚、撿螺螄，還可以上山挖野菜啊!”張鼎丞笑著說；“你這是苦辦法呦，只能解決短期的困難。養兵的根本辦法，還是要像我們過去建立蘇區那樣，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建立自己的政權。”張鼎丞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始終把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在群眾中建立黨組織，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當成是第二支隊的重要任務。部隊每到一地，他都要派出戰地服務團和民運工作組，協同地方黨組織，深入到群眾中去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組織建立青年、婦女、農民等抗日敵後協會，成立減租減息委員會，實行減租減息；同時發展黨員，建立農村各級黨組織；就地組織抗日遊擊隊，收繳土匪武裝，為支隊各團營補充兵員；沒收或徵收稅款，補充軍餉。除了戰地服務團和民運工作組之外，張鼎丞還要求各部隊都要做群眾工作。新六連到南漪湖鄭村一帶活動時，張鼎丞要他們從剿匪入手，以主要精力做群眾工作，很快就把鄭村一帶變成了穩固的抗日根據地。
張鼎丞無論軍務多麼繁忙，都不忘親自下鄉做群眾工作。當時部隊的流動性大，每到一地，張鼎丞總要抽出時間深入到駐地群眾中去，訪貧問苦，宣傳抗日，結交朋友。有時還召開群眾大會，宣傳抗日救國，宣傳軍民團結的重要性，宣傳黨的減租減息政策，號召廣大勞苦群眾組織起來，參加抗日救國的偉大斗爭。他經常深入到群眾中搞調查研究，還親自幫群眾幹活。有位白髮老人看見張司令員對老百姓這麼好，感慨萬分地說：“我活了這把年紀，親眼看到從清朝到民國的兵荒馬亂中，都是老百姓吃苦頭，從來沒有見到像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的長官和士兵對老百姓這麼好，共產黨必得天下無疑啊!”
我們支隊東進途中經過蕪湖東門渡口時，由於群眾不瞭解新四軍，把船都藏起來了，只剩2條擺渡的小船，支隊幾千人一天也過不去。張鼎丞立即派民運科長帶了幾十人到渡口周圍去做群眾工作，說明我們是到敵後打日本鬼子去的，借老鄉的船過河，可以付給一定報酬。這一招很靈，不到2個小時，群眾就用船拼接，搭成了一座浮橋，不到一個上午，支隊全體過渡完畢。當我們要付錢給船工時，沒有一個人收錢，大家都說：新四軍來江南幫我們打鬼子，我們出點力還不應該嗎？
在開展群眾工作時，張鼎丞特別重視群眾紀律。每當司令部機關轉移駐地時，他都要親自檢查有沒有違反群眾紀律的，有沒有損壞東西沒賠的。記得1938年底我們駐狸頭橋附近的一個村莊時，知道該村有個習俗，祖祖輩輩不吃狗肉。有一次，我們弄到一點狗肉，可沒有鍋煮。我們去找房東借鍋，怕說真話借不到鍋，就說是羊肉。狗肉燉好後，香氣四溢，房東小夥子問：“你們燉什麼肉啊，這麼香?”我開玩笑說：“羊肉，來嚐嚐吧！”小夥子嚐了之後嚷著說：“好吃，真好吃！”我忍著笑沒敢告訴他真相。到開飯吃起狗肉時，想起房東小夥子把狗肉當羊肉、直叫好吃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張鼎丞有點奇怪，問我：“笑什麼？”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了他。不料，張鼎丞把臉一沉，嚴肅地批評我說：“尊重當地群眾的生活習慣，也是群眾紀律。說過多少次了，為什麼不尊重人家，還說假話呢？”在他的督促下，我誠心誠意地向房東賠禮道歉，取得了他們的諒解。
積極進行統戰工作
1938年7月，部隊剛剛東進，張鼎丞就在第二支隊幹部會議上對認真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性進行了專題宣講。他在會上要求“每個幹部，乃至每個戰士都要學習做統戰工作。要一面作戰打日偽軍，一面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抗日，堅決防止關門主義傾向”。
1938年8月，張鼎丞到達當塗縣的馬家橋不久，就親自主持召開了各界代表大會，成立了當塗縣抗戰動員委員會。接著，又組建了宣城、江陰、溧陽3縣抗戰動員委員會。隨後，各區、鄉的抗戰動員委員會也相繼成立。這些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群眾組織，後來逐漸發展成為江南一帶抗日民主三三制政權性質的組織，對廣泛爭取、團結各階層與各界社會力量，發展蘇南敵後的抗日鬥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張鼎丞對統一戰線工作是非常積極熱心的。在執行毛澤東關於獨立自主的原則方面他是最堅決的，在爭取中間力量參加統一戰線方面，他又是最靈活的。我經常看到他親自出面，找社會名流、開明士紳、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談話，與他們交朋友，深入瞭解他們的政治態度，因勢利導，說服、爭取、團結他們參加抗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支隊司令部在慈溪一帶駐紮時，張鼎丞聽說附近有個僑樂村，居民大都是從日本、法國、英國歸來的僑民。其中，有一位名叫鄧協池的老先生，是國民黨委派的僑務主任。張鼎丞便經常抽時間登門拜訪鄧老先生，和他成了好朋友。每次村裡搭臺演戲或召開軍民聯歡會時，張鼎丞總是熱情地邀請鄧協池上臺講話，表現出對鄧老先生的尊重和信賴，使鄧協池很受感動和教育，對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好感日益加深。後來，鄧協池親自將兒子鄧國庠送到第二支隊當兵，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新四軍的支持。此後，當地許多老人紛紛效仿鄧協池，將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四軍來，形成了踴躍參加新四軍的熱潮。
1938年12月，張鼎丞聽說在水陽鎮附近住著一位曾擔任過孫中山先生侍衛官的老人，便冒著嚴寒，步行到他家裡拜訪，聽取他對國共合作的看法，徵求他對落實孫中山遺囑的意見。老人感動地說：“共產黨主張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這是落實孫先生遺囑的最好實踐。我歡迎和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希望國共真誠合作，共同拯救中華民族。”張鼎丞登門拜訪的行動和坦誠的談話感動了這位老人，他主動要求將兩個孫子送到二支隊當兵，為抗戰盡一份力。張鼎丞當即同意並代表新四軍對他表示衷心的感謝。這件事傳開後，對第二支隊大力開展群眾工作和擴軍工作，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1939年初，張鼎丞得到新四軍駐高淳辦事處主任彭衝的報告，說駐高淳東壩的國民黨專員對抗戰的態度比較積極，便決定親自與那位專員會面，再做些爭取工作。幾天後，彭衝陪那位國民黨專員來到第二支隊司令部駐紮的狸頭橋。張鼎丞特地組織了一個歡迎會，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起初，那位專員還有些緊張和拘謹，見張鼎丞這樣以禮相待、熱情真誠，頗受感動，增加了他對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好感，也講了不少讚揚新四軍和表示真心合作的話。後來，這位專員確實做了一些有益於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好事。
茅山一帶有一個團的國民黨軍被日軍打散以後，同當地的青紅幫合起來，自稱“抗日司令部”。第二支隊到達蘇南敵後時，他們派了兩個代表來第二支隊聯繫，要求收編他們，給予番號。張鼎丞與支隊其他領導研究後，覺得這支隊伍能堅持抗日，是可以團結、爭取的對象，應對其實行團結和逐步改造的方針，於是，答應了“抗日司令部”的收編要求，派遣得力幹部到這支隊伍中去，建立黨的組織，加強思想政治領導，幫助他們化解派系糾紛、整頓組織，教他們如何打抗日遊擊戰。經過有計劃的逐步改造，後來這支隊伍被升編為主力部隊。類似於“抗日司令部”的還有各地的武裝自衛團，張鼎丞也派了不少幹部到各地的自衛團去做爭取與改造工作，在蘇南一帶相繼爭取了朱昌樂、劉益夫、趙家開、王家傑等不少地方自衛團，不但對儘快打開當塗、宣城、廣德、高淳、溧水一帶的抗日局面起了促進作用，而且對發展壯大新四軍隊伍產生了積極影響。
嚴於律己的好榜樣
張鼎丞給我留下的另一個突出印象是嚴於律己，沒有官架子，總是以平等態度對待下屬，要求別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而且做得比別人更好。
我為張鼎丞當警衛員期間，司令部編有黨支部，我們警衛員同張鼎丞一起與機要科的人員編為一個黨小組，由機要科長何鳳山任黨小組長。每次過組織生活或開黨小組會時，張鼎丞總是擠時間，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確實參加不了時，也主動向小組長請假，並儘量讓警衛員參加。他參加黨小組會議時，不但態度平易近人，而且帶頭做自我批評。我記得他多次說過：“黨的會議上，大家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黨員，不允許叫司令員，要一律稱同志。”他還經常給我們講黨的基本知識，講黨的方針政策，講怎樣做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等，這些都使我終身受益。
那時，我們除大家一起吃大夥食外，還像紅軍時代分“伙食尾子”一樣，每月能領到2元5角零用錢。張鼎丞的標準高些，每個月是5元。可是，他的開銷也很大，常常用這筆錢購買香菸、茶葉招待來請示工作的下屬，或是招待社會上來拜訪的友好人士。他還對我們約法三章，不讓我們去司務長或副官那裡領招待客人的香菸等用品，並且每隔半個月就要我們彙報一次5元錢的開支賬目，不準超領零用錢，不準亂花。張鼎丞的客人多，每月5元錢，開支顯得很緊張。我曾經向他提意見說：“你招待客人是工作，不是私人行為，應當去副官處領招待煙。”張鼎丞嚴肅而又耐心地對我說：“小朱啊，你的眼光要放遠一點，國民黨只發給我們新四軍14萬元軍餉，我們剛集中時都不夠花，現在部隊人數大大發展了，不節約開支行嗎?”他還語重心長地說：“你知道嗎，我們的朱總司令現在是國民黨第二戰區的副司令長官，按說每個月他可以領到3萬元的薪水。可是，朱總司令一分錢也不要，全部拿出來養軍了。你想想，相比之下，我拿出點零用錢買幾包香菸招待客人，還不應該嗎？”
在第二支隊的一年多時間裡，張鼎丞的工作非常繁忙，不是忙於指揮打仗和部隊建設，就是忙於做群眾工作和統戰工作。那時，他已是40多歲的人了，卻始終不知疲倦地為黨工作。白天，他腳踩草鞋東奔西走，我們跟著的警衛員都累得不行，晚上一躺下就呼呼入睡了。而張鼎丞卻還在油燈下寫調查報告或經驗材料，每天總是要忙到深夜。每次秘書刻寫完材料，他還要親自校對完才肯上床休息。有一次，他要求我們警衛員也參加油印後的材料分檢與裝訂，還耐心地說明：“工作經驗是有時間性的，總結得越快，推廣得越及時，才能起到應有的指導作用。你們辛苦一下，少睡一會兒覺，把材料趕裝出來，明天一早發下去。”冬天的江南，河水結成薄冰，夜裡裝訂，凍得我們手腳疼痛發麻，張鼎丞怕我們受凍，把他的大衣和棉衣送來，讓我和另一位警衛員熊斌穿上，囑咐我們別受涼，小心感冒。我們把張鼎丞的衣服穿在身上，心裡感到暖融融的。
張鼎丞還是帶頭學習的好榜樣，一有空他就看書，沒空也要擠時間讀書。他的桌上、床頭總是放著好多書，如《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概論》、《國家與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馬列著作，還有毛澤東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以及《新四軍的政治工作》等等。有的書，他看了又看，用紅藍筆圈了又圈，劃了又劃，還在書上寫了不少批註。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他總是千方百計地找書、弄報紙。我們瞭解了他這個愛好，每到一地總是首先去找書報。有一次，一位搞民運工作的同志給他送來一本列寧的著作，他如獲至寶，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每次部隊轉移時，我都負責運他的書箱子，轉移到新的地方後，他總要親自檢查箱子裡的書有沒有丟失。
張鼎丞不僅自己帶頭刻苦學習，而且非常關心身邊人員的政治學習和文化學習。每次在辦公或寫作之前，他總要先安排我們警衛人員學習。他多次要求我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說：“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寫得好極了，不但回答了當前國內外對抗日戰爭提出的問題，講清了我們應該採取的戰略戰術，也回答了你們思想上的很多問題，你們一定要好好讀，有不懂的問題和不認識的字，就記下來，向謝羅賢秘書請教，也可以問我嘛。”有時，他與我們聊天也談到要我們抓緊學習。他意味深長地說：“你們不能跟我當一輩子的警衛員啊！你不學習怎麼能進步呢？現在部隊發展很快，很缺幹部，你們要隨時準備到部隊去當幹部。你們現在不抓緊學習，不抓緊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軍事組織能力，怎麼能適應我們革命事業發展的需要呢？”他這種學而不厭和誨人不倦的態度，深深地感動和教育了我，從那時起，我開始養成了自覺學習的良好習慣。
1939年5月，張鼎丞奉命去延安。臨行前，他找我談話交代說：“你暫時留在軍政治部等我，最多半年，我就能回來，回來後我們一起回二支隊去。在我離開的半年中，給你兩項任務：一是把我公文箱子裡的書保管好；二是去軍教導隊學習。等你畢業時，我也該回來了。你學習期間，要經常抽空回來看看我的書有沒有發黴。這兩件事，我都告訴軍政治部的黃秘書長了。”
張鼎丞走後，因中央留他在延安工作，很久沒有回來，我也因故沒去教導隊學習，組織上安排我到新四軍政治部警衛通信排當班長去了。但是，我一直牢記著他對我的交代，認真地保管著他的書籍。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變前，部隊準備北撤時，組織上動員大家輕裝行動，我仍然捨不得“輕掉”他的書箱。後來軍政治部秘書長命令我交出書箱,我還戀戀不捨地想把張鼎丞最喜愛的幾本著作背上帶走，秘書長也沒同意，我才將書箱全部上交。皖南事變後，書箱的下落不明，讓我留下了終身的遺憾。
閱讀更多 慶陽反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