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我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通信排任班长，从那时起，认识了支队司令员张鼎丞。1938年7月至1939年5月，我担任了他的警卫员，同他密切接触了10个多月时间。他那突出的组织领导能力、忘我的工作精神、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以诚待人和关心爱护战士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深刻印象。1981年12月16日，张鼎丞与世长辞后，我怀着无比崇敬、无比悲痛的心情，去向老首长的遗体作了告别。回来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张鼎丞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期间的许多往事，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我将自己所了解的张鼎丞的一些事迹，整理出来，以表达我对老首长的哀思和纪念。
主动做好政治工作
新四军第二支队正式组建以后，按国民党军的编制，没有配政治委员。张鼎丞自觉地把军政担子一肩挑，积极主动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就有同志形容说：张司令员是我们二支队的“编外政委”。
1938年春夏之交，第二支队刚刚组建时，张鼎丞对怎样加强支队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格外重视，逢会就讲这个。他指导支队政治部办了一份内部报纸，名叫《火线报》，他亲自为《火线报》题写报名，还经常为报纸写文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张鼎丞1929年底参加过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古田会议，我常听他讲古田会议决议的有关精神，如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领导的原则、红军的三大任务、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等等。那时候，他特别重视抓整训，办教导队轮训干部，经常给支队干部或全体人员作报告或讲课，强调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他还亲自编写过一本题为《怎样做好连队党支部工作》的教材，除发给教导队学员人手一册外，还发到连队干部，要求他们认真组织学习，切实提高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力。
1938年8月前后，第二支队成立了新六连，属于第四团的编制，但归支队司令部直接领导，主要做侦查工作。这个连由十几个老侦察员、30多名新兵和30多名从土匪部队俘虏过来转而参加新四军的人员组成。连长全胜仁是张鼎丞过去的警卫员，他去连队不久就向张鼎丞诉苦说：那个连队人员不团结，纪律性差，不听指挥，思想不稳定，带不了他们，要求调动工作。张鼎丞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给他增派了一名叫姜茂生的老红军干部去当指导员和连队党支部书记。他还亲自带着姜茂生去新六连宣布命令，给全连讲话，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根据张鼎丞的指示，新六连党支部从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入手，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很快稳定了人员思想，在作战、群众工作和扩军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张鼎丞得知后非常高兴，再次到新六连去开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并总结撰写了《介绍新四军一个模范党支部》的经验材料。材料的内容具体生动，从军事训练到对敌作战，从党支部领导的模范作用到全连官兵的团结一致，从思想政治工作到文化工作，从巩固扩大部队到做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各方面的经验实在可学。该文在支队内部刊物上发表后，被发到了二支队所有连队，对巩固和加强支队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都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后来，这篇文章还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
第二支队组建之初，人员来自福建、广东、江西、浙江4省。由于部队整编，原来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司令一下降格为营长或连长，有的人想不通，加上各个山头的人合在一起，多少存在着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的情况。张鼎丞对这些情况非常重视，经常找干部谈话，教育大家要自觉服从党的利益需要。他风趣地说：“过去你当游击支队司令员是党的利益的需要，今天让你当连长也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只要你好好干，以后咱们的部队发展了，说不定党的利益还需要你当团长、师长呢!”在大会上讲话时，他总是特别强调团结。他说：“过去3年游击战争时期，各自分散活动，团结问题不突出。现在各个山头的人马都集中起来了，团结就非常突出了。我们只有团结得像一个拳头一样，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团结就是力量。”
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张鼎丞总是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耐心说理的方法，用以诚相待的态度做思想工作。1939年初，活动在小丹阳山区的第三团第一营部分官兵遭受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损失不小。张鼎丞发电报给三团领导，要他们通知一营长到支队司令部汇报详细情况。一营长到支队见到张鼎丞后，既惭愧又紧张，忍不住哭了起来。张鼎丞像慈父般地安慰他说：“今天找你回来，不是批你训你的，也不是追你责任的，你别紧张啊。请你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和原因，我们一起来总结经验教训。只有不断地总结，吸取打败仗的教训，才能打一仗进一步，不断提高指挥能力啊。”一营长见张鼎丞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情逐渐缓和平静下来。后来，我见到他回去时，脸上呈现了对张鼎丞的佩服和崇敬的神情。
张鼎丞对发展壮大新四军队伍特别重视。他有时直接问我们警卫员：“你们说，我们的队伍要不要扩大?”我们回答说：“人多力量大，当然要扩大。”听到我们这样回答，他非常高兴。有一次，我听到他和陈毅、谭震林、粟裕一起热烈地讨论扩军。张鼎丞说：“我们新四军的兵力要抓紧发展，不扩军，我们是打不走日本鬼子的。”陈毅高声爽朗地说：“张司令员的主张对头，我投你一票。要抗日救国，不发展抗日武装不行，搞精兵主义是要不得的。”新六连1个月时间内从70多人发展到180多人，张鼎丞听了高兴得连连讲：“做得好，做得好，这个经验要总结，要推广。”后来，他让新六连选了3名做扩军工作最好的新同志，到二支队各连做了一个星期的巡回报告，有力地促进了第二支队的扩军工作。第二支队组建时不到3000人，一年以后就发展到l万多人。张鼎丞多次强调说：“毛主席说过，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能害怕国民党批评我们。国民党的抗日是被动的、动摇的、靠不住的，他们想用统一战线来压制、限制我们，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我们不能上这个当。因此，大家回去后要给部队讲清楚，我们新四军人数的发展，跟八路军相比，已经落后了。人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发展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今后还要大力抓扩军工作，不断发展壮大我们自己的队伍。”
怎样不断鼓舞部队斗志、增强官兵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也是张鼎丞经常放在心上的重要问题。有一次，他在全支队干部会议上讲到怎样提高抗战胜利信心时，算了一笔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能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能，一定能!因为我们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遭到了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我们中国地方大，有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国小得很，不到我们四川省大，以小打大，最后肯定失败。日本军队别看现在很凶，但日军的人数有限，就算他出动450万军队到中国来，我们有4万万5千万人口，10个人出1个兵，就可以组成4500万军队，我们用10个人打他1个，人多势大，怎么打不败他呢!何况日军每占领我们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点部队防守，每占领一条铁路和公路，又要留下一点部队防守，这样，他能拉到战场上的军队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可以用十几人、二十几人打他一个，迟早会把日本鬼子打光的。”听他这么一算账，大家都越来越有信心。1939年5月，张鼎丞动身去延安之前，在安徽宣城水阳镇狸头桥召开的一次支队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他充满信心地说：从一年多我们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看，只要我们始终争取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帮助，只要我们坚持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只要广大指战员继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我们就能不断地打胜仗，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军队。
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有一次，张鼎丞同我们两个警卫员聊天时，说到新四军的经费特别困难，国民党政府发下来的14万军饷还不够现有人员吃饭穿衣，部队要扩大，要发展武器装备，都缺钱。张司令员好像要考我们似的问：“你们说说，怎么解决现在养兵的困难?”我抢着回答说：“缺钱，难不倒我们，我们可以到湖里去摸鱼、捡螺蛳，还可以上山挖野菜啊!”张鼎丞笑着说；“你这是苦办法呦，只能解决短期的困难。养兵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像我们过去建立苏区那样，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张鼎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群众中建立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当成是第二支队的重要任务。部队每到一地，他都要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协同地方党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建立青年、妇女、农民等抗日敌后协会，成立减租减息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同时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各级党组织；就地组织抗日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为支队各团营补充兵员；没收或征收税款，补充军饷。除了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之外，张鼎丞还要求各部队都要做群众工作。新六连到南漪湖郑村一带活动时，张鼎丞要他们从剿匪入手，以主要精力做群众工作，很快就把郑村一带变成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张鼎丞无论军务多么繁忙，都不忘亲自下乡做群众工作。当时部队的流动性大，每到一地，张鼎丞总要抽出时间深入到驻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宣传抗日，结交朋友。有时还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军民团结的重要性，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搞调查研究，还亲自帮群众干活。有位白发老人看见张司令员对老百姓这么好，感慨万分地说：“我活了这把年纪，亲眼看到从清朝到民国的兵荒马乱中，都是老百姓吃苦头，从来没有见到像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长官和士兵对老百姓这么好，共产党必得天下无疑啊!”
我们支队东进途中经过芜湖东门渡口时，由于群众不了解新四军，把船都藏起来了，只剩2条摆渡的小船，支队几千人一天也过不去。张鼎丞立即派民运科长带了几十人到渡口周围去做群众工作，说明我们是到敌后打日本鬼子去的，借老乡的船过河，可以付给一定报酬。这一招很灵，不到2个小时，群众就用船拼接，搭成了一座浮桥，不到一个上午，支队全体过渡完毕。当我们要付钱给船工时，没有一个人收钱，大家都说：新四军来江南帮我们打鬼子，我们出点力还不应该吗？
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张鼎丞特别重视群众纪律。每当司令部机关转移驻地时，他都要亲自检查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的，有没有损坏东西没赔的。记得1938年底我们驻狸头桥附近的一个村庄时，知道该村有个习俗，祖祖辈辈不吃狗肉。有一次，我们弄到一点狗肉，可没有锅煮。我们去找房东借锅，怕说真话借不到锅，就说是羊肉。狗肉炖好后，香气四溢，房东小伙子问：“你们炖什么肉啊，这么香?”我开玩笑说：“羊肉，来尝尝吧！”小伙子尝了之后嚷着说：“好吃，真好吃！”我忍着笑没敢告诉他真相。到开饭吃起狗肉时，想起房东小伙子把狗肉当羊肉、直叫好吃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张鼎丞有点奇怪，问我：“笑什么？”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不料，张鼎丞把脸一沉，严肃地批评我说：“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也是群众纪律。说过多少次了，为什么不尊重人家，还说假话呢？”在他的督促下，我诚心诚意地向房东赔礼道歉，取得了他们的谅解。
积极进行统战工作
1938年7月，部队刚刚东进，张鼎丞就在第二支队干部会议上对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进行了专题宣讲。他在会上要求“每个干部，乃至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做统战工作。要一面作战打日伪军，一面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日，坚决防止关门主义倾向”。
1938年8月，张鼎丞到达当涂县的马家桥不久，就亲自主持召开了各界代表大会，成立了当涂县抗战动员委员会。接着，又组建了宣城、江阴、溧阳3县抗战动员委员会。随后，各区、乡的抗战动员委员会也相继成立。这些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南一带抗日民主三三制政权性质的组织，对广泛争取、团结各阶层与各界社会力量，发展苏南敌后的抗日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张鼎丞对统一战线工作是非常积极热心的。在执行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原则方面他是最坚决的，在争取中间力量参加统一战线方面，他又是最灵活的。我经常看到他亲自出面，找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谈话，与他们交朋友，深入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因势利导，说服、争取、团结他们参加抗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支队司令部在慈溪一带驻扎时，张鼎丞听说附近有个侨乐村，居民大都是从日本、法国、英国归来的侨民。其中，有一位名叫邓协池的老先生，是国民党委派的侨务主任。张鼎丞便经常抽时间登门拜访邓老先生，和他成了好朋友。每次村里搭台演戏或召开军民联欢会时，张鼎丞总是热情地邀请邓协池上台讲话，表现出对邓老先生的尊重和信赖，使邓协池很受感动和教育，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日益加深。后来，邓协池亲自将儿子邓国庠送到第二支队当兵，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新四军的支持。此后，当地许多老人纷纷效仿邓协池，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四军来，形成了踊跃参加新四军的热潮。
1938年12月，张鼎丞听说在水阳镇附近住着一位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侍卫官的老人，便冒着严寒，步行到他家里拜访，听取他对国共合作的看法，征求他对落实孙中山遗嘱的意见。老人感动地说：“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是落实孙先生遗嘱的最好实践。我欢迎和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国共真诚合作，共同拯救中华民族。”张鼎丞登门拜访的行动和坦诚的谈话感动了这位老人，他主动要求将两个孙子送到二支队当兵，为抗战尽一份力。张鼎丞当即同意并代表新四军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件事传开后，对第二支队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军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9年初，张鼎丞得到新四军驻高淳办事处主任彭冲的报告，说驻高淳东坝的国民党专员对抗战的态度比较积极，便决定亲自与那位专员会面，再做些争取工作。几天后，彭冲陪那位国民党专员来到第二支队司令部驻扎的狸头桥。张鼎丞特地组织了一个欢迎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起初，那位专员还有些紧张和拘谨，见张鼎丞这样以礼相待、热情真诚，颇受感动，增加了他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也讲了不少赞扬新四军和表示真心合作的话。后来，这位专员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好事。
茅山一带有一个团的国民党军被日军打散以后，同当地的青红帮合起来，自称“抗日司令部”。第二支队到达苏南敌后时，他们派了两个代表来第二支队联系，要求收编他们，给予番号。张鼎丞与支队其他领导研究后，觉得这支队伍能坚持抗日，是可以团结、争取的对象，应对其实行团结和逐步改造的方针，于是，答应了“抗日司令部”的收编要求，派遣得力干部到这支队伍中去，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帮助他们化解派系纠纷、整顿组织，教他们如何打抗日游击战。经过有计划的逐步改造，后来这支队伍被升编为主力部队。类似于“抗日司令部”的还有各地的武装自卫团，张鼎丞也派了不少干部到各地的自卫团去做争取与改造工作，在苏南一带相继争取了朱昌乐、刘益夫、赵家开、王家杰等不少地方自卫团，不但对尽快打开当涂、宣城、广德、高淳、溧水一带的抗日局面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发展壮大新四军队伍产生了积极影响。
严于律己的好榜样
张鼎丞给我留下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严于律己，没有官架子，总是以平等态度对待下属，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而且做得比别人更好。
我为张鼎丞当警卫员期间，司令部编有党支部，我们警卫员同张鼎丞一起与机要科的人员编为一个党小组，由机要科长何凤山任党小组长。每次过组织生活或开党小组会时，张鼎丞总是挤时间，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确实参加不了时，也主动向小组长请假，并尽量让警卫员参加。他参加党小组会议时，不但态度平易近人，而且带头做自我批评。我记得他多次说过：“党的会议上，大家是一律平等的，都是党员，不允许叫司令员，要一律称同志。”他还经常给我们讲党的基本知识，讲党的方针政策，讲怎样做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等，这些都使我终身受益。
那时，我们除大家一起吃大伙食外，还像红军时代分“伙食尾子”一样，每月能领到2元5角零用钱。张鼎丞的标准高些，每个月是5元。可是，他的开销也很大，常常用这笔钱购买香烟、茶叶招待来请示工作的下属，或是招待社会上来拜访的友好人士。他还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让我们去司务长或副官那里领招待客人的香烟等用品，并且每隔半个月就要我们汇报一次5元钱的开支账目，不准超领零用钱，不准乱花。张鼎丞的客人多，每月5元钱，开支显得很紧张。我曾经向他提意见说：“你招待客人是工作，不是私人行为，应当去副官处领招待烟。”张鼎丞严肃而又耐心地对我说：“小朱啊，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国民党只发给我们新四军14万元军饷，我们刚集中时都不够花，现在部队人数大大发展了，不节约开支行吗?”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按说每个月他可以领到3万元的薪水。可是，朱总司令一分钱也不要，全部拿出来养军了。你想想，相比之下，我拿出点零用钱买几包香烟招待客人，还不应该吗？”
在第二支队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鼎丞的工作非常繁忙，不是忙于指挥打仗和部队建设，就是忙于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那时，他已是40多岁的人了，却始终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白天，他脚踩草鞋东奔西走，我们跟着的警卫员都累得不行，晚上一躺下就呼呼入睡了。而张鼎丞却还在油灯下写调查报告或经验材料，每天总是要忙到深夜。每次秘书刻写完材料，他还要亲自校对完才肯上床休息。有一次，他要求我们警卫员也参加油印后的材料分检与装订，还耐心地说明：“工作经验是有时间性的，总结得越快，推广得越及时，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你们辛苦一下，少睡一会儿觉，把材料赶装出来，明天一早发下去。”冬天的江南，河水结成薄冰，夜里装订，冻得我们手脚疼痛发麻，张鼎丞怕我们受冻，把他的大衣和棉衣送来，让我和另一位警卫员熊斌穿上，嘱咐我们别受凉，小心感冒。我们把张鼎丞的衣服穿在身上，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张鼎丞还是带头学习的好榜样，一有空他就看书，没空也要挤时间读书。他的桌上、床头总是放着好多书，如《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著作，还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等等。有的书，他看了又看，用红蓝笔圈了又圈，划了又划，还在书上写了不少批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找书、弄报纸。我们了解了他这个爱好，每到一地总是首先去找书报。有一次，一位搞民运工作的同志给他送来一本列宁的著作，他如获至宝，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每次部队转移时，我都负责运他的书箱子，转移到新的地方后，他总要亲自检查箱子里的书有没有丢失。
张鼎丞不仅自己带头刻苦学习，而且非常关心身边人员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每次在办公或写作之前，他总要先安排我们警卫人员学习。他多次要求我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写得好极了，不但回答了当前国内外对抗日战争提出的问题，讲清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也回答了你们思想上的很多问题，你们一定要好好读，有不懂的问题和不认识的字，就记下来，向谢罗贤秘书请教，也可以问我嘛。”有时，他与我们聊天也谈到要我们抓紧学习。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能跟我当一辈子的警卫员啊！你不学习怎么能进步呢？现在部队发展很快，很缺干部，你们要随时准备到部队去当干部。你们现在不抓紧学习，不抓紧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军事组织能力，怎么能适应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呢？”他这种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态度，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我，从那时起，我开始养成了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
1939年5月，张鼎丞奉命去延安。临行前，他找我谈话交代说：“你暂时留在军政治部等我，最多半年，我就能回来，回来后我们一起回二支队去。在我离开的半年中，给你两项任务：一是把我公文箱子里的书保管好；二是去军教导队学习。等你毕业时，我也该回来了。你学习期间，要经常抽空回来看看我的书有没有发霉。这两件事，我都告诉军政治部的黄秘书长了。”
张鼎丞走后，因中央留他在延安工作，很久没有回来，我也因故没去教导队学习，组织上安排我到新四军政治部警卫通信排当班长去了。但是，我一直牢记着他对我的交代，认真地保管着他的书籍。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部队准备北撤时，组织上动员大家轻装行动，我仍然舍不得“轻掉”他的书箱。后来军政治部秘书长命令我交出书箱,我还恋恋不舍地想把张鼎丞最喜爱的几本著作背上带走，秘书长也没同意，我才将书箱全部上交。皖南事变后，书箱的下落不明，让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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