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贻（1821—1870），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菏泽人。晚清重臣，历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等职。
马新贻生于官宦之家，自幼聪颖好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考中进士，后出任安徽建平、合肥知县。咸丰三年（1853），“粤匪扰安徽，淮南北群盗并起，新贻常在兵间。” 马新贻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安徽巡抚翁同龢率兵镇压太平军。咸丰五年（1855），攻破庐州、巢湖，击败太平军援军，迭破盛家桥、三河镇等太平军据点。在攻打庐州时，因太平军刚到，马新贻暂避其锋芒，后乘其不备，夜间火烧敌营，大败太平军，一举拿下庐州。因镇压太平军有功，马新贻被提升为庐州知府。咸丰七年（1857），捻军与太平军联合攻陷桃镇，分扰上下派河，马新贻率兵攻破太平军占领的舒城。咸丰八年（1858），升任按察使，因庐州失陷，被革职留任。咸丰九年（1859），“丁母忧”。咸丰十年（1860），由袁甲三保举恢复官职。在丁忧回籍期间，“适值南捻北窜”，马新贻“办团筑圩，不避坚险，卒能退却悍贼，菏泽获安” 。
同治元年（1862），马新贻在庐州、寿州战败太平军，被加封为安徽按察使。同治二年（1863）苗沛霖叛乱时，“从安徽巡抚唐训方守蒙城”，在粮尽无援、坚守孤城的情况下，马新贻与将士同甘共苦，终于克太平军，升为按察使，继升布政使。在此期间，马新贻为政多以镇压太平军、捻军为主，但也不乏民生善政。如乡居时出资修葺菏泽西马该清真寺，重修天房大殿、南北讲堂、水房及大门、二门。革职留任期间，镇压地方恶势力苗沛霖，为民除害。
马新贻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立战功，多以军功升迁。他在浙苏两省任职期间，则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民生政绩更为突出。
同治三年（1864）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浙江战事初停，百业待兴，马新贻随即着手复兴创建事务，在江、浙两省的恢复中，颇有建树。马新贻的“东南三大政”（漕运、盐政和河工）则是其重中之重。
同治四年（1864）三月二十二日，马新贻奏称：“浙西三府为财赋之区，贼之蹂躏亦深，数年之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昔之繁盛村落，今则一片荒郊。”首先请示三府应征缓征免征钱粮事宜，后又会同左宗棠陈奏浙漕应征份额，请将浙江各属漕粮全部减额。获得朝廷允准，并谕令将减漕之事“刊刻誊黄，遍行晓谕”。
在减赋之外，马新贻还主张革除太平天国之前就存在的漕粮浮收弊端。他针对官员浮收弊端奏请：“海运经费，请以减存行月，南月各米变价，以及杭、嘉、湖三府，行月食米折征。” 经实地访查，核定地丁漕粮，马新贻编订了《浙江减定浮收章程》。这些规章与裁减浮收相辅而行，极大减轻了浙江漕粮赋重危机，为清廷重新实施海运打下了坚实基础。后严州（今浙江境）、绍兴水灾，马新贻又力主赈济，奏减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严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7府浮收钱粮，“罢潜运诸无名之费” 。减税政策限制了地方官的浮收之风，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稳定了社会秩序。
两淮盐政积弊甚重，同治七年（1868）九月马新贻到任两江总督任后，即着手整顿盐政。如推行“预付盐价”裁撤正阳关公行、严定扣缴之法、取消验资之法，在淮北实行“循环给运”等政策。经过不断努力，两淮盐政制度最终定型。
投身河工，修筑海塘，劝课农桑。马新贻赴任不久，即上疏陈情“水利宜急兴修”，多次实地考察，绘制海塘缺口图上陈朝廷。他将河务视如家事，“每月巡视塘工，审官吏之勤惰，察工料之坚窳，栉风沐雨，寝馈俱废”。在其督办之下，河工保质保量地完成。海宁绕城石塘即将竣工时，马新贻又奏请续开了西防石工，运河东西两堤于同治八年（1869）六月竣工，马新贻亲往验收。除了海塘，马新贻还注意日常河道的维修，保证了运河航道畅通无阻，使两岸民众深获其利。
江南为盗贼聚居之地，浙江宁海、象山交界之南田海盗甚为猖狂，方圆数百里皆为“土寇”印财青所占。马新贻任职浙江后，大力充实海防，整顿治安。“檄副将张其光等驰击，擒斩首逆等五十余名” 。嘉兴、湖州与苏州界有“枪船”势力，为霸一方，害民已久。马新贻会同江苏巡抚郭柏荫领兵镇压，“将首犯及悍党数十名，一并拿获，枪匪悉平” 。为抵御外侵，禁绝海盗，马新贻奏请“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以振兴水师。“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雕剿之用” 。
马新贻任职浙江期间，还注重优待文士、振兴地方文教，“兴复各府书院，优以资用肄业士群。”同治六年（1867）时，他上《设局刊书疏》，要求对旧藏、私藏之善本经书进行校勘，缩小板式刊印，增大发行量，方便流传，弥补“工价浩繁，寒士艰于购取”之不足。马新贻种种举措，都为浙江文教复兴打下了基础。
为肯定其主持减漕、减定浮收、制定两淮盐法、兴海塘工程、农田水利、整饬吏治、充实海滨水师、惩治南田海盗、力兴文教等方面政绩，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马新贻升为闽浙总督，次年调补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总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
两江总督上任之初，马新贻即奏明所办事宜最要者为六条：“培养民生以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 首要在操办军务，以“增饷练兵之法”改建新军。
与此同时，马新贻仍注重发展商业，解决关卡浮收之弊，减轻商民负担。在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任内，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被称为“同治中兴名臣”。
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赴署右箭道校阅射箭，事毕步行还署。当一行人走到官署后院门口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边口呼“冤枉”，边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右肋。刺客当场被抓获，曾国藩亲审此案，刺客自称“河南人”，名叫张汶祥，因其供词闪烁，最后只得含糊结案。马新贻由于伤势严重，第二天便去世，年仅49岁。这便是著名的“清末四大奇案”之“张汶祥刺马案”。马新贻被刺身亡后，同治帝亲赐祭文、碑文，特赠太子太保，于江宁、安庆、杭州海塘、菏泽、临淮等地建专祠祭祀。
因此案流传极广，民间演义甚多。有“马新贻剿灭海盗，张汶祥生计被绝，铤而走险”“马新贻私通回匪，张汶祥为民除害”“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替朋友报仇”等说法。戏文《江湖奇侠传》、小说《张文祥刺马案》和电影《刺马》等，还将马新贻塑造为见利忘义、贪淫好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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