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一个国家来说，阅兵既是宣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也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古代亦不例外，各个朝代都有自己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不同规模的阅兵仪式。对于明朝的阅兵活动而言，《明史》志第三十三《礼》十一（军礼）中记载，“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军礼。”

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明初的洪武、永乐时期，阅兵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这种阅兵活动多伴随帝王出师征伐活动同步进行的，注重军事实效性能，但时间、地点、形式等多为“随地而阅”，并不统一。根据《明实录》《明史》《明会要》等文献中的记载，自洪武至崇祯年间，各类“大阅”活动二十余次。其中，永乐中期，明成祖朱棣曾校阅六师，邀请多国使节观礼，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不过相比较明成祖朱棣的好阅兵，这其中，又以隆庆大阅最为详尽、规范。《明会要》中记载，这次“大阅”是发生在隆庆三年（1569年）秋，“大阅武于教场。上戎服登坛，分别将领及侯、伯、锦衣、中射等第，赏罚有差。大阅久不行，至是以为旷典，百官称贺。”

隆庆北方边务和军事振兴

明穆宗朱载垕登基时已经是明朝中后期了，此时明朝已经被各种严重的危机所包围。与自己平庸无为相比，他身边却拥有了一批干练能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这一批能臣襄助之下，嘉靖朝的许多弊政得以革除，并开启了隆庆朝的革新。虽然隆庆一朝阁权争斗也很激烈，但他们在处理北方边务方面还是保持了观点一致。

隆庆元年（1567年）时，明朝北方蒙古边患问题仍在不断发展，战火不断，边无宁日，以鞑靼部俺答的抄掠最为严重。《国榷》卷六十五中记载，“隆庆元年三月，虏犯辽阳长安堡”“四月，套虏犯陕西”“五月，俺答犯，大同参将刘国御击却之”“六月，虏两千骑犯朔州”“七月，虏入宣府得胜堡”“九月，虏俺答寇大同……京师戒严”“十月，俺答始出塞，计损我人畜数十万”。

当时的明朝边务是军情屡屡告急，而负责边境各关隘的将领是怯战无能，相互推诿。负责守卫京师的京营也是积重难返，萎靡不振，几乎是嘉靖年间的翻版。严峻的边务形势，使得刚刚登基的明穆宗朱载垕和他的朝臣们不得不将整顿军备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时任内阁首辅大臣徐阶等人提出了选拔得力将领，“择任贤俊”等一系列的应对之策，得到了明穆宗的肯定和支持。在当时涌现出了李成梁、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等一批名将。

戚继光排兵布阵

戚继光排兵布阵

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王崇古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先是总督陕、延、宁军务，到隆庆四年四月又总督山西宣大军务；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谭纶任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调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命其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听其节制；另李成梁镇守辽东，方逢时为大同巡抚。一系列的军事主官班子调整，可以说是适任得人，各挡一面。

彼时，谭纶、戚继光等人实行“坚壁清野、坐制侵轶者”战略，采取“筑敌台三千”加强军事防御设施建设的措施，这是明朝自成化时期之后的又一次对长城大规模修缮活动，引发了诸多非议。对此，大臣张居正给予了积极支持，并驳斥制造流言者“幸灾乐祸……淆乱国是”的行为。

张居正像

与明世宗生性多疑虑、善变的性格不同，由于明穆宗基本不过问具体政事，对这些新提拔的武将们给予了充分放权和信任。因此，这些调整后的将领，在后来虽屡遭弹劾，但明穆宗初衷不变，对他们正确的主张是支持到底。经过两年的整顿调整后，明朝的北方边务初见实效。

《明穆宗实录》中记载，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张居正上疏称“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经略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可以看出，张居正对当时的边备整饬工作还是基本满意，当然也对彻底清除边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隆庆阅武

古代阅兵形式从早期多狩猎，逐渐发展成为了定期检阅各兵种队列。而明朝自成化一朝之后，这项工作基本废止，皇帝对此不管不问，疏于政事军务。嘉靖庚戌之乱中，京营老弱病残，军纪涣散，闭门不战，任俺答骑兵在京郊劫掠的表现，让军心、民心为之沮丧。到了隆庆时期，为扭转京营武备之颓势，朝中兵部尚书霍冀、兵科都给事中张卤、巡视京营礼科给事中李巳等多次上疏讨论，提出要整顿京营。

《明史》记载，隆庆二年（1568年），大学士张居正言：“祖宗时有大阅礼，乞亲临校阅。‘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请行之’。命于明年八月举行。及期，礼部定仪。”

《明穆宗实录》中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张居正对此曾经上疏说“窃以为国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

可见，这次阅兵意在通过皇帝检阅京营，让社会知悉皇帝要加强武备，整顿戍事，有讨伐狂虏之谋，宣扬大明军事振兴，来实现整饬京营，扩大影响的目的。

对于隆庆三年（1569年）八月的这次阅武活动，在《明穆宗实录》卷三十六、《明史》中都有详尽记录。（有文献记载为这一年九月举行，待商榷。）

据记载，阅兵活动前，兵部、工部等有关职能部门已经完成了检阅场地的修建。工程包括安定门外由东向西，德胜门外由西向东，开大道一条，建造迎驾小门和点将台等。为保持阅兵工作顺利进行，阅兵期间，安排两千人护卫官军负责明穆宗的安保工作，同时各城门增派锦衣卫和守卫加强京城安全。这次阅兵活动，负责受阅的力量来自京营的三大营，人数约三万左右。

在阅兵前一天，明穆宗朱载垕在紫禁城内殿祭拜完先祖。阅兵的这一天，“司设监设御幄于将台上，总协戎政大臣、巡视科道督率将领军兵预肃教场。”各院、部、司、道、府、寺、科等有关部门官先期抵达阅兵现场，等候皇帝抵达阅武门外。

总协戎政官率大小将佐戎服跪迎明穆宗，伴随着号炮钲鼓，明穆宗在兵部官员引导下来到阅兵现场。大小官员谢恩后，在点将台下东西序立。皇帝登检阅台，三声炮响后，京营将士叩头结束后，侍立东西两侧。一切准备完毕后，兵部尚书再次奏请皇帝阅阵，再次鸣炮三响，大阅兵正开始。

首先入场是的马步官军方阵，在现场操练过后，这一队列表演结束。

第二次入场是阅射队列。由总协戎政官以下及听射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员，在台下实际射箭操演。按规定是骑兵射三支箭，步兵射六支箭，中靶心者击鼓为号，并由专职官员负责记录成绩。

此外，还专门安排有将官参演队列，不过他们并不同参阅部队一起受阅，而是“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兵部官在东西厅较阅。”

其他枪、刀、火器等受阅队列，也都一一如此参演受阅，此后按照总协戎政官安排各取一队，将受阅结果报告明穆宗。

大阅兵结束后，台下举号旗。宣制讫、叩头、行礼后，明穆宗离场。两天后，明穆宗又敕勉将士，即行赏赉并戒罚有差。

明穆宗的“无为而治”

明穆宗朱载垕像

隆庆时期是明朝由盛转衰，矛盾和冲突高度集中的时代。明穆宗朱载垕年少时，因没有得到明世宗的宠爱而备受冷落，在明世宗诸皇子一一早逝后，最终得以继承大统。不过，朱载垕没有摆脱平淡和庸碌，《明穆宗实录》卷十六中记载，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户科给事中石星曾因为朱载垕“入春以来，天颜渐癯，视朝渐稀，章奏顿阁，逸游屡肆”上疏，提出了六条建议，希望朱载垕能够“节饮食、寡嗜欲”“讲圣学”“勤视朝”“速俞允”“广听纳”“察谗谮”，结果“上怒，以为恶言讪上无礼，命廷杖六十，黜为民。”后期几年，索性早朝免除，开始日为娱乐，嫔妃相随，女宠渐成。

这位年近三十才得以即位的藩王，早些年的坎坷经历也让他成熟了许多，使他以旁观者的角度看清了朝政中的种种危机，登基之后“君主万方”， 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时间里，对治国理政，朱载垕虽谈不上有什么鸿猷远略，但放手启用了一批能臣干将。后来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辅佐下，朱载垕革除嘉靖旧朝体制弊端，相对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明史》卷十九中评价他是“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隆庆开禁，打开关闭多年的国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使明朝与海外贸易真正联系到一起。同时，隆庆和议妥善解决了明帝国与蒙古各部间长期的对立，“边陲宁谧”。大明帝国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隆庆皇帝的领导和群臣的支持下，共同演绎了一个短暂而又不平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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