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人口红利或许已经消退，但对于城市来说，“新人口红利”时代才刚刚到来。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老龄化社会在这个时代愈发凸显，有关“刘易斯拐点”已至、人口红利消退的讨论此起彼伏。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为“新人口红利”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场处于历史关键节点的“一纸之变”，将给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深远影响。
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此外，意见还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
同日，公安部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争取提前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
每一个制度的设计都有其隐藏的逻辑，每一种决策的背后都有着更深层次的动机。我国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已探寻多年，但这一推进过程并不容易。2013年清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3.73%，但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而且这20年来，农转非的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
一方面，户籍不只是一纸证明，它还附加了很多有形、无形的福利，但是这一福利并不平均。曾有人做过统计，城乡户口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方面的待遇差别高达30多项。
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户口，含金量更高，就教育方面来说，大城市具备较为优渥的教育资源，但如果没有该城市的合法户口，那就很难进入该城市的学校学习，或者要付出比本地人更多的代价。这些与户籍配套的福利政策、公共服务成为一道城乡居民之间的壁垒，想要打破这一壁垒却又涉及各方利益，改革阻力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则给大城市的综合治理带来考验，导致城市供求关系紧张。根据著名的“两极分化论”，人口流入特别集中的城市会出现各种价格暴涨的局面，所以城市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时，会提高户籍准入门槛，合理控制人口规模，这就导致与户籍改革初衷相背离的局面。
北上广深人群迁徙图（来源：艾普大数据）
这种城镇化率与户籍城镇化率失衡的背后，反应的是户籍管理制度的滞后，既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又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影响了城市化进程。最关键的是，还触及到了公平。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通过各项政策措施，在消除这种城乡户口之间的差别待遇，比如完善农村户口配套的公共服务、优化城市居住证制度，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向常住人口全覆盖等。但是，想要从根本上彻底打破这种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间的壁垒并不容易，“一纸之变”还需整个经济社会的助力。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户籍改革也出现了新的契机。
中国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中心分散化趋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的溢出效益，带动了周边城镇的发展，再加上交通网络的完善，都市圈同城化现象日益凸显，世界级城市群的建立也正在加速推进。
二线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日益突出，以南京、杭州、郑州、武汉、成都、西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硝烟四起，除了放宽入户标准，还给予各类补贴，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归根结底，人口迁移的本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涌入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收入和机会。户籍制度则是这些城市的一道屏障，因为城市资源始终有限。而城镇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的发达，能够让人们拥有“更好的生活”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这就为破除户籍限制提供了基础。
破除户籍限制之举，又会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
一是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越多的人口聚集会带来越大的经济效益，人口流入越多的城市，产业规模越可观，城市就业空间也就越广阔。
二是顺应社会平等趋势，城镇化进程本就是一个吸收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间差距的过程，那么基于城市发展对人口流动的需求，消除外来人口的“差异感”，保障每一个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人的各种平等权益，则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建立新型户籍制度意义深远，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1亿人进城落户等举措，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更是多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路上的“破冰”之举。
城市的发展以人为本，传统的人口红利或许已经消退，但对于城市来说，“新人口红利”时代才刚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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