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年輕時堅持一些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東西的時候，總有些長輩，完全是出於善意好心，過來提醒你，告訴你這個社會不像你想的那樣，如果你要想怎麼樣，就必須怎麼怎麼樣。這種話你是不是聽過很多次啊？我長大的過程中也不斷地聽到這種話，我從來都不聽，我就一直堅持我年輕時認為是正確的東西。——羅永浩
王先生是中國鈾同位素分離事業的理論奠基人王承書，
亦是參與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
王承書
69年前的那個10月，
開國大典上的禮炮聲響徹雲霄，
牽動著遠在海外的王承書的心；
54年前的那個10月，
新疆羅布泊上空的蘑菇雲震動世界，
而千里之外的北京，
參與原子彈研製的王承書日子一如往常，
沒有因此家喻戶曉，
沒有因此廣為人知。
她為了國家選擇隱姓埋名30年，
死後依舊少有人提起。
“她在乎這個嗎？
她最不在乎這個了，但我在乎。”
段存華曾以很多受人關注的身份面對媒體，
比如中共元老段君毅的女兒，
比如原國家輕工業部副部長，
而這一次，她作為王承書的學生端坐在記者面前。
2018年9月14日，
段存華在北京家中接受記者採訪。
“沒有她，我們至今還是瞎子”
我和王先生前後腳進入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
我是在1957年，
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後接受的分配；
她是從美國回國後，
1958年從近代物理研究所調了過來。
不過最開始，我在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
她在熱核聚變研究室，並不在一塊兒。
在我們大院裡，王先生很引人注目，
因為她個子很高，冬天也穿著裙子、單鞋，
但手上會戴雙皮手套，
一看就是有氣質的大知識分子。
我早就知道她，但真正認識是在1961年。
那時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撤走了援華的專家，
能搬走的資料全搬走了，
搬不動的機器扔在那裡，沒人會用。
國家決定派一批中國專家前來支援，
王先生就被調到我們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
我們那兒負責研究原子彈的原料鈾，
原子彈爆炸就是用鈾—235產生原子裂變而來。
但鈾礦石中鈾—235的含量只有0.7%，
要通過幾千臺機器，進行非常複雜的濃縮，
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以上的鈾—235。
這是一項極其艱深的技術，
當時只有美國、蘇聯和英國掌握了。
我們有蘇聯沒搬走的設備，
卻不知道設備運行的原理，
更不清楚遇到問題該怎麼解決，
腦子裡一片空白。
調來的專家裡，
有人負責搞化工、有人負責關鍵部件，
而王先生負責把理論搞清楚。
其實王先生一開始也搞不懂，
她在國外研究的是大氣中的稀薄氣體，
原子彈也好，鈾同位素分離也好，
都是不搭界的事。
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了她，
問她願不願意為了國家改行，“請你考慮考慮”。
王先生想都沒想，當場就說：
“不用考慮，我願意服從領導的安排。”
王先生答應得爽快，
卻不是不清楚這個決定背後的難處。
她後來曾對人說：
“年近半百，轉行搞一項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
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
當時誰幹都不容易，
何況我在回國之前就已暗下決心，
一定要服從祖國的需要，不惜從零開始。”
改行二字，說起來簡單，
但只有我們搞科研的人才明白
背後的破釜沉舟、不計名利。
王先生拿著“三本經”，
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廢寢忘食地看。
等她看懂了，就給我們辦學習班。
在哪兒辦？帳篷教室裡。
因為沒有多餘的地方，
我們只能找個露天的地方，
搭個帳篷當教室。
王先生講課方式很特別，
總是先問我們：“你們都看懂了嗎？”
然後讓我們一個人講一段。
我們一邊講，她就一邊提問和指導。
我們的課堂氛圍特別好，
大家能隨意發言、討論、提出不同意見，
不會因為我是小技術員就不敢說話，
也不會因為你是大科學家我就全聽你的。
段存華(左)及當年理論組的同事與王承書(中)合影
因為理論很難懂，
所以總有人問，
王承書到底做了什麼貢獻？
在我心裡，這些就是王先生最大的貢獻。
我跟別人解釋，別人都不理解，太專業了。
但凡是我們這行的人，都知道她有多重要。
有一次，大廠突然說設備取不出鈾—235了，
我和另一名同事就被派去看看。
一看已經破壞了平衡，
就讓他們停止取料，
等形成新的平衡後再取，
果然很快就好了。
回到北京，我對王先生說：
“多虧了您，教會了我們，我們可給您長臉了。”
沒有她的貢獻，我們至今還是瞎子。
“張文裕又不是養不起你”
王先生出生在上海一個書香之家，
她的父親中過進士，
後來被送到日本留學；
她的母親出身揚州名門，
被譽為“晚清第一園”的何園便是王先生外祖家。
王先生是家中的二女兒，
上有一姐，下有兩妹，
她們的名字分別來自
《詩經》《書經》《禮記》《易經》，
取為“詩、書、禮、易”。
名字雖這麼取，父母教女卻頗為封建，
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
要她們做孝女、賢妻、良母。
王承書在何園生活時留影
王先生與姐妹們性格頗為內向，不愛說話。
1930年，王先生先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到燕京大學
在燕京大學，王先生結識了自己後來的丈夫，
也是她的導師、物理學家張文裕。
兩人在大學裡相愛，在戰亂中結成夫妻。
1939年成婚後，
王先生就跟著張先生去了昆明西南聯大。
有相熟的朋友質問王先生：
“王承書，張文裕又不是養不起你！
你怎麼一個人跑到美國去！”
王先生生氣地回答：“我為什麼要他養？
我為什麼不能自己唸書，自己工作？”
王先生去得堅決，
美國的生活卻也艱苦——遭遇過歧視，
面臨過拮据，卻從未彎過脊樑。
在美國時，她為了省錢，
無論去哪兒，都是步行。
她走得很快，
因為只要看到美國人走到她前頭，
她就一定要超過他。
正因為有這樣一股不服輸的勁兒，
才支撐著王先生走得比別人都要遠。
“國家不要給我那麼多錢”
王先生去了美國不久，
張先生也受普林斯頓大學之邀，跟了過去。
兩人還在那裡生了一個兒子，
王先生在美國的學術也做得很出色
她與物理學權威烏倫貝克
共同提出了一個震動學界的觀點，
即以兩人名字命名的“王承書—烏倫貝克方程”。
有人說，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國，
拿諾貝爾獎是遲早的事。
我無法評價這是否過譽，
但回國確實是王先生和張先生拋下一切做的決定。
當時，美國政府有一條禁令：
凡是在美學理、工、農、醫的科學家
都不允許回新中國，
王先生和張先生都在被禁之列。
直到1954年，
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譴責了美方的強盜行徑，
美國政府才在國際輿論的強壓之下，
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張先生得知後，
鍥而不捨地向美國政府遞交回國申請，
駁回來，又遞交上去；
再駁回來，再遞交上去……
終於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就當年為什麼會回國？
王先生答得簡單，
只說自己想回來，
回中國做貢獻。
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體宿舍，
很少回家，顧不上丈夫、幼子；
為了帶隊伍，她言傳身教，
直到80歲高齡還拿著放大鏡一篇篇看學生論文。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每次都從280多元的工資裡拿出200元交黨費，
剩下的80多元裡，
還要拿出一部分去資助學術活動和生活困難人員。
黨委勸她：“王先生，你不能這麼交，你還得生活呀。”
王先生搖搖頭：“我既然入了黨，就要給黨做貢獻。
我用不了這麼多錢，國家不用給我那麼多錢。”
後來，張先生去世了，
王先生又將兩人一生的積蓄，
以張先生的名義全捐給了“希望工程”。
如今，在西藏薩迦縣，
還能找到那所以張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學。
有人說王先生是
“有福不會享，有錢不會花，有權不會用”。
好像確實是這樣，她這一生，
一直在付出、在給予。
如果說她最後還留下了什麼，
我就讀一讀她的遺書吧——
虛度80春秋，回國已36年，
雖然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由於客觀原因，
未能完全實現回國前的初衷，
深感愧對黨、愧對人民。
死是客觀規律，
至於什麼時候我卻是未知數，
“笨鳥先飛”，留下自己的幾點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喪事；
2)遺體不必火化，捐贈給醫學研究或教學單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個人科技書籍及資料全部送給三院；
4)存款、國庫券及現金等，除留8000元給未婚的大姐王承詩補貼生活費用外，零存整取的作為最後一次黨費，其餘全捐給“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書兒媳)處理。
1994年6月18日，
王先生在北京病逝，
享年82歲，生前身後乾乾淨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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